(1936年2月17日,西安)
本人于上月二十六日飞赴南京,面谒委员长,请示剿匪机宜,直至十五日始返抵西安。此行除两度飞沪,拜访友好,治疗牙疾外,留京之时间甚久,所得之观感亦多,最重要的就是委员长就行政院长后②,总揽全国军政机宜,工作虽倍忙,而精神愈健旺,值此外交问题迫切之时,对西北剿匪工作益加关心,垂询指示极为详尽,亟盼西北匪患早日肃清,吾人身负西北剿匪之责,应如何努力奋斗,以期早日完成所负之任务,而不辜负委员长之苦心。自委员长就行政院长,长期驻京办公以来,京中各机关工作人员之精神亦倍极奋发,推其原因,实由于委员长伟大之精神所昭示,委员长既艰苦任事,受其领导之工作人员自能受极大之感动也。
(嗣即介绍晏道刚氏,略谓:)本部参谋长陆军中将晏道刚③,系陆大毕业,追随委员长多年,受委员长薰陶最深,极富于剿匪经验,今后深望诸同志在职务上切实接受晏参谋长指导。
(《西京日报》,1936年2月18日,第6版)
①这是张氏在西北总部第12次纪念周上的讲话原词。1935年初冬,张学良已决心联共抗日,并从上海、前线和东大三地寻找与中共的联系,1936年1月20日,在洛川张氏已与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会见,初次商谈了合作抗日问题,并决定进一步商谈时间、地点。但在蒋氏仍然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之时期,联共即“通匪”,“罪”莫大焉!因此,张氏拥蒋联共一致抗日的努力,至艰至危;迫于环境,不得不有许多违心之言行。本文集为反映历史原貌,也将这方面的文电酌予收入。但张氏的这类言行,可谓在非常时期非凡之举中所必有之事,似不宜以常理视之。
②原任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被刺出国医伤,1935年12月7日,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决议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院长。
③ 西北“剿总”参谋长初定为钱大钧,但未能到任,后改任晏道刚,晏于是日就任。
张学良文集(1.2)/毕万闻主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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