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游欧体验”后的救亡意识
2021-12-31 16:28:10  来源：西安事变数据库  点击：  复制链接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江西省为中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从1934年10月开始了长征。可以将此视为尚在追击中的国民党的“安内”政策已经实现。

　　1935年4月23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主任张学良在开封举行阅兵式，在讲话中他指出：“攘外”并非轻而易举，第一个条件是要形成统一的民族战线，假设国内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所谓“攘外”只不过是梦想，“是谁破坏了统一的民族战线?是赤匪”，所以要“攘外”，必须从肃清“赤匪”、造成统一的民族战线做起(第871页)。这恐怕是张学良最早在公开场合用“民族战线”的概念来诠释“安内攘外”政策。当然，他提出肃清赤匪是最重要的，但同时也提出了所谓的民族复兴的大业，就是在“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对内肃清万恶的赤匪”的民族复兴论的前提下，“攘外”与“安内”并存的理论(第837页)。张学良的民族复兴论的支柱是出于对“不但东北的领土全部失去，而且华北也陷入危机之中”现状的认识。因此，他认为：中国处于“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民族尊严荡然无存的境地”。

　　以对失去东北地区的认同为基础，另一方面随着剿匪作战的告一段落和华北危机的日益加深，张学良思想中对于作为中国整体的国际地位和民族尊严的中华民族的认同也开始占有一定的地位。这集中表现在他对于学忠事件的态度上：1935年5月29日，驻留华北的东北军第51军军长于学忠由于日本方面的要求而被解除了华北省政府主席的职务，6月6日，被任命为川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张学良在6月初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强调说：“中国的封疆大臣，不应以外人的意见为转移，如此例一开，国将不国。此事所关孝侯(于学忠字孝侯)的事小，而对于国家主权攸关的事大”(第886页)。

　　在这一点上，张学良的幕僚之一王卓然在西安事变后写的一本名叫《张学良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物》的小册子中，对此时的他做了如下的评论，值得注意：

　　“本来他早已向南京政府建议，变更‘先安内?’、‘后攘外’政策，他认为意大利、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成功，是由于向外发展，为国家争取光荣，恢复权利，因此其领袖赢得人民的爱戴，获得政策之成功。而中国政府，若是对内一寸一寸地收复，对外一省一省地退让，必遭广大民众的唾弃，结果政府与国家必同归于尽” (王卓然：《张学良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物》，1937年，第18页；《王卓然史料辑》，第101页)。

　　在这里，他提出了把意大利和德国的“对外发展“即强有力的领导者倡导“对外侵略”来克服国内矛盾的形式，在中国，抵抗侵略也就是抗日是对内统一的条件的理论。从王卓然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当时华北局势的紧张，使张学良对“安内攘外”政策的某种背离感逐渐加强。比如：9月2日，在长沙湖南省政府，为了“拯救国难，复兴民族”，他提出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理论，可以说表明了他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的一种凝聚性。

　　恰在此时，1935年8月1日，在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八一宣言》(《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经修改后，于10月10日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另一方面，从1935年8月一直到年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征军事势力到达陕北一带。当然，共产党此时仍采取“抗日反蒋”政策，认为蒋介石是“卖国贼”，要“反日”必先“讨蒋”。

　　1935年10月1日，徐海东等人指挥的工农红军第15军与在甘泉、崂山一带的东北军67军110师交战，袭击了它的两个步兵团和师本部，2000余人被俘，参谋长范驭州战死，师长何中立阵亡。10月19日，毛泽东、彭德怀等人率领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保安县吴起镇，结束长征。红15军25日在鄜县(富今县)的榆林桥击败东北军的107师的4个营，包括高福源团长在内的 1800余人被俘，11月6日，中央红军和红15军会师，恢复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建制，彭德怀和毛泽东分别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规模达到12909人。从11月21日到24日，第三方面军在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1898—1976)等人的指挥下，取得了在直罗镇消灭东北军第57军109师的大部分和援军106师的一个团的胜利。109师师长牛元峰令部下将自己杀死，5300余人被俘。从10月11日至11月24日大约有两个月的时间内，张学良的东北军直系部队的第67军(王以哲军长)的110师、 107师和第57军(董英斌代理军长)的109师一共3个师团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张学良于10月20日，就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的副总司令，代理总司令。11月1日，在西安设置了总司令部。10月下旬，已经得知110师和107师败北消息，张学良曾趁出席国民党的四届六中全会(11月1日—6日)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11月12日—23日)而赴南京之机，向蒋介石和何应钦提出将两个师建制恢复的申请，却反被告之要撤销建制并削减经费。紧接着11月24日，直罗镇东北军败北的消息传来，他面对失去何中立和牛元峰两位师长的现实，国民政府竟未向两位师长支付20万元的抚恤金。张学良愤怒地慨叹：自己连20万元也不值了!

　　在国民党的四届六中全会闭幕的11月上旬到11月12日，五全大会即将召开的这段时间，张学良由应德田和副官刘令侠陪同到了上海，会见了东北义勇军的领袖李杜和因“新生活事件”正在服刑又因病在上海虹桥疗养院养病的杜重远(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第46页)。杜重远向张学良介绍了沈均儒和邹韬奋等从事抗日救国运动的具体情况，认为张学良应该把“剿共内战”变成“抗日救国”，与共产党和杨虎城共同抗日，这使张学良受到很大影响。同时，在上海他也切实地感受到都市中人们抗日救国热情的高涨。

　　1964年7月，在台北出版的《希望》杂志连载的《西安事变忏悔录》中，张学良这样回忆说：“两次惨败(指110师和109师)使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素认为因为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并对共匪之战斗力，不为轻视，遂触动用‘和平’办法，解决共匪之念生焉”。这是他对11月上旬的上海之行时的思想的回顾。

　　“当进剿再见不成功，良觉一己主张，自问失败，征询众人意见，遂有联络共产党同杨虎城合作，停止剿匪，保存实力，共同抗日种种献策，良不能委罪于他人。虽然出于他人，但实力有动于我心”(司马桑敦(王光逊)，《张学良评传》，星辉图书公司，1986年，附录二，第383、384页)。

　　由此可见，他在摸索与“共匪”之间和平地包括政治性解决在内的共同抗日的可能性，按照这种思路，他还认为：“良对日本人为什么那样恨痛，是因为目睹身受，到后来更彻底认识。彼等非要征服中国不止。无协调余也；非作殊死斗不可。对共匪则不然，由于没能认识清楚，总觉得同是中国人，不过是所见不同，权力之争。今日可以为敌，明日在某一目标下，又可为友矣”(同上书，第391页)。

　　回顾出席国民党五全大会之时张学良感慨道：“党之纷争，多为‘私’，少为‘公’，中央负责之同志，不热衷抗日，而其反有内心为亲日者，而良个人之观念认为贤哲者，或在外工作，或无权位”(同上书，第383页)。这和五全大会结束后，他在乘飞机返回西安的途中，因大雪在洛阳迫降，在洛阳军分校所做的讲演中所表示的，“全国本来应当和衷共济，可是这次五中全会的表现则是貌和神离，说起来令人痛心”是相符合的(张魁堂：《张学良在台湾》，新华出版社，1990年，第89—90页)。

张学良/ （日）西村成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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