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与郭松龄——骨肉相逼，痛悼曷极
2021-12-31 16:35:37  来源：西安事变数据库  点击：  复制链接

　　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冷，天寒地冻，雪深没膝。

　　1925年11月22日，郭松龄在滦洲倒戈反奉，张学良仓皇出关。

　　27日，郭军次昌黎，张学良托郭的日本医生守田转给郭一封信。

　　信中有这么几段内容：“张首先向郭问候病情”，然后写了几句悲痛的词句，“倘吾沦为天涯孤客，必无后会之期”；信的末尾写“向夫人致意”。

　　郭看信后，满面露出悲痛的神色，看了一下身边的夫人，把信递给她，同时只说了一句话：“信上也提你”，郭便静坐无言，眼中含泪，瞑目良久。于是，守田抓住这个机会，“劝郭不可起事。”郭起初反驳一两句，逐渐深深垂下了头，终于默默倾听。

　　28日早晨，郭松龄对守田说：“此次举兵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现在再不能中止。我已经42岁，这样的病躯，也许活不了多久了。如果张上将军痛改前非而下野的话，请张学良到日本去留学三四年，自己的经纶抱负实现一部分之后，就将位置让给张学良君，自己愿意下野，静度闲云野鹤的余生。这不是假的，是真的。为此，请吉田总领事、白川司官等做保证人也可……”

　　郭松龄，字茂宸，1883年生于沈阳，先进入奉天陆军速成学堂，辛亥革命前，随新军统领朱庆澜入川，加入同盟会，后又回到奉天响应革命。1913年入陆军大学，毕业后再回奉天督军府，因与杨宇霆同赴徐洲参加张勋召开之督军会议，反对复辟而辞去，南下投奔孙中山之军政府，任韶关讲武堂教官。军政府失败后，又回到奉天，任东北讲武堂战术教官，“谋取兵权，潜蓄势力，以图三省之根本改造”。

　　开学日，张作霖来堂，见郭，说：“郭教官，你不是到南方革命去了吗?为什么回来呢?你还是回来的好，在外面没有什么混头。”郭不惜屈辱，默默无言。

　　郭富革命思想，但对国民党也甚失望，曾对齐世英说：“连广东都搞不好，都统一不了，还谈什么?”

　　郭最喜诵之诗是：

　　“月至天心处，风来水面时；

　　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

　　张学良这时正在讲武堂第一期做学生，郭对张不稍宽假，严加督责，常向张灌输“强兵救国”之道理，并“劝良别练新军，为异日继承乃父之地位。学良有动于衷，又奇公学识，有罗为己用之意”。

　　郭看张也有出息，师生野外观操，天寒地冻：“张学良仅以一毯度此寒夜，其忍苦耐劳精神和抱负之雄壮，实系大有可为。”

　　1920年春，张学良自讲武堂卒业，接任巡阅使署卫队旅旅长，推荐郭为参谋长兼第二团团长，从此即倚为副手，交谊之深，倚畀之殷，确出常格。郭后来对张说：“自受知遇，以至今日，一身所有，皆公所赐。”

　　郭治军严明，与士兵同甘共苦，奉军本系绿林出身，以善战自豪，但不知学术两科为何物，初看不起郭所训练的军队。直皖战起，郭充前锋司令，在小站以一团兵力，围缴龙济光军两旅之众，人始惊异。战后赴吉林剿匪，时有帮匪占据佳木斯城，官军久攻不下；郭至不数日击溃其众，而所部队成劲旅。此后郭之声誉鹊起，不但学良倚之如左右手，且渐为作霖所信任。作霖经略蒙疆，乃擢郭为第八旅旅长。

　　第一次直奉战役，郭为东路第二梯队长，一举而下胜芳镇，旋因西路张景惠和东路张作相的溃退，郭被牵动，不得不退守榆关。当时奉军兵败如山倒，只有郭军士气未衰，全师而退，且一路军纪整然，与其他奉军的散乱抢掠也不同。张学良退回奉天后致信郭说：

　　“方今势危时迫，榆关可守则守之，否则请退处一隅，养精蓄锐，以待再举。第三梯队为公心血所寄，望勿逞愤一时，置全军于不顾也。”

　　直军本欲乘胜追击，一举而下奉天，幸赖郭松龄率部在山海关一线猛烈抵抗，才打退了直军的追击，保住了奉张的政权。从此郭松龄更受张氏父子的倚重，一般人皆说：“郭松龄是张学良的灵魂。”

　　战后奉军整编，整军经武，励精图治，齐世英说：“经这次编以后，张学良即出任第二旅旅长，郭松龄出任第六旅旅长，事实上这两旅等于不分家，因为张学良知军少，又好玩(偶也邀过我，但我来不了)，故一切交郭，所有命令皆由郭先生一人颁布，而两旅并行，其命令款式：第二旅旅长张学良第六旅旅长郭松龄并排写好，只要郭一人盖章即可。后来二、六旅扩编为一、三联军，所有新军皆在此，因为张学良是皇太子式的军人，故他的军队装备最精，军需亦独立，而一切都由郭替他作主。郭性严肃，不含糊，凡事能行则行，故有人在背后呼之为‘郭鬼子’(意谓日本式作风)。

　　郭先生体格修长而健壮，经常着军服，好读书，生活严肃，思想前进，治军甚严，恒以天下国家为已任。不近烟酒，不贪污，不受馈赠，亦不治生产。与夫人韩淑秀女士伉俪情笃，其夫人虽无所出，亦不纳妾、不嫖，家庭生活极为朴素，毫无当时东北高官之奢靡情形，诚为后来东北新军之楷模。”

　　齐又说：“他们虽没有子女，但朋友很多。郭先生非常虚心，喜欢和文人交谈。”而张学良却不喜欢文人，认为文人是蛆，只会拱，以水涨船高，认为后来出事都是郭受了文人的包围。

　　郭在性格上也有大缺点，为人胸襟狭窄，不能容物，鲁莽操切，跋扈侵权。张学良是信人不疑，郭却常常是用一个人，旁边必放个牵制看着的人。张就常说郭，为什么不能像他信任郭一样信任部下?对其他将校郭也不假颜色，1923年秋，奉军举行演习，由于张宗昌的军队在大雪高梁地中受伤甚多，张宗昌就在一屋内喝酒骂说：“他妈的，这是哪个龟孙的计划，弄得我们这样?”正在骂时，郭松龄忽然推门进来，听到张宗昌的牢骚话，就问张说：“你在骂谁?”张说：“这是我的口头语，并没有指骂任何人。”郭松龄气势汹汹，大发雷霆，指着张宗昌的鼻梁大骂：“我操你妈!这也是我的口头语!”这时只见张宗昌脸色由红变黑，从炕上一翻身跳下来，左右以为张发了火，要拔手枪打郭，殊不知他跳下炕来马上改口对郭说：“郭二大爷，你操俺妈，你就是俺的亲爸爸，还有什么说的。”于是郭负气走了。

　　又有一次，奉军猛将刘翼飞被大帅派来任郭的团长，郭松龄认为他所属的团长都得由他亲自任命，拒不接受。为此张学良劝郭说：“刘辅廷很好嘛!况且是大帅派来的，怎能不用?”经过这么一说，勉强用了，但给刘以中校军衔，那时团长一定是上校军衔，郭开了一个先例，当时传为话柄，刘翼飞也常开玩笑地说：“你们谁当过中校团长?”

　　东北军这时又有士官派和陆大派之争。

　　老帅张作霖、少帅张学良都能做到用人唯才，不计亲疏。张作霖常常说：“妈拉个巴子，只要你们是人才，不管你们是哪里来的我都用；只要你们好好地干，除了我老婆以外，什么都可以给你们，我决不亏待你们。”因此各方面到奉军中去的人，只要干得不错，都会得到提拔重用，而且，也能用人不疑。凡是他认为有才能为他办事的，他都放手让他们去干，很少干预。当年张作霖手下的将领，不外两种人：一种是随他闯天下的旧部；一种是随时延揽的出身军事学校的新进人才，而且以后者为最多。这里面又分为两大派：一派是“士官”派，这些将领中大部分都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如姜登选、韩麟春、于珍、王树常、于国翰、邓作华、邢士廉、藏式毅、熙洽、何柱国等。这一派的首领就是杨宇霆，因为杨既是士官出身，又在老将手下居首辅地位。另一派为“陆大”派，这一派的首脑就是郭松龄，因为郭松龄出身于陆军大学，所以称为“陆大”派。“陆大”派主要成员有：刘伟、魏益三、霄云、范浦江、刘振东等。当年奉军除了张作霖老弟兄行伍出身的吴俊升、汤玉麟、张景惠、张作相等所率领的一部分部队外，主力都是分掌在杨、郭两派手中。杨与郭才略相当，专横跋扈亦相似，所谓两雄不并立。

　　三派之中最突出的是郭松龄与杨宇霆、姜登选、韩麟春之间的矛盾。张学良只是从中斡旋。郭松龄对张学良是绝对服从，张对郭是绝对信任。在姜、韩包围张学良时期，郭每隔三数日必亲自到周大文家或姜登选的住宅，面见张汇报军务，请示要公。郭对姜、韩包围张的一切情景，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从不与姜、韩来往周旋。日积月累，对杨、姜、韩怀恨在心。二次奉直战前，他们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无可挽救之势。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发生，奉军编为六个军，总兵力十五万人。张学良、郭松龄任第三军正副军长，姜登选、韩麟春任第一军正副军长，当山海关久攻不下，张学良决定调郭松龄到九门口来支援第一军，并任主攻，但为了一个任免营长的事，郭与姜、韩大闹意见，竟在夜间率部出走，张学良闻讯策马追之，后张最喜谈这段“月下追韩信”的故事。后郭在倒戈时曾致信张说：

　　“姜、韩诸辈，阴谋持权，人所共知。去年作战松龄本不欲使彼辈等加入我军。惟姜稍和平，尚可共事，韩最暴烈，不能相处。龄意推韩带骑兵，乃我公不予主持，必使参予我军反攻九门口。果也，伊竟以叶荃、戢翼翘为司令，各率步兵两团，而使旅长居于旁观地位，夫旅长而不称职也，何妨去之；旅长而称职也，又何以夺其部众耶?伊又撤阎宗周、关全斌，谋去齐恩铭、裴春生，而夺其兵柄，龄抱不平，始免陈琛职。我公不察，以龄为专横，用电话叱责，唤之前往请罪。夫韩以副军长名义而免阎职，龄可以副军长名义免陈职，事同一律，何言专横之有?古人云：‘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生杀予夺之权，而况任免权乎?我公叱责，未免过当。彼时龄之所以未往请罪者，并非抗命，实畏姜、杨谋杀耳(战后，姜在北京对李书城言，未能杀龄，实龄之侥幸)。是以愤然率兵退回，不与同战场矣。及公单骑追寻，龄亦欣然出迎。盖以公既离姜、韩，龄无危险也。当时面受我公责备，深自惭悔，含泪回去，率兵应战。”

　　郭重返阵地后，一鼓作气攻下石门寨、黑山窑，部队直冲到海洋镇，直军后路切断，大溃，吴佩孚由海逃亡，奉军大胜。郭在前线督战，枪林弹雨中毫无畏惧，骑马观察，也不怕敌人放枪，部下皆佩服其勇气。

　　奉军入关后，当初张学良、郭松龄、李景林、张宗昌曾在岳庙结盟，相约不要地盘，但此时并未遵守，李景林为直隶督办、张宗昌为山东督办、姜登选得安徽、杨宇霆得江苏，唯独郭松龄功高不赏，但郭也只想练兵，已别有所图。对于奉军的大举扩张，郭松龄是有看法的。他反对奉张“棋胜不顾家”的作法，不同意杨宇霆、姜登选一字长蛇阵地向南伸张，常讲奉军早晚一定要倒霉。

　　果然，1925年秋，浙江督力孙传芳组“五省联军”，通电反奉，把奉军赶出了苏皖，张作霖大为震怒。当时郭松龄在日本观操，已有消极之意。张学良急电郭曰：

　　“孙传芳组织五省联军，由水旱两路向沪、苏、皖进犯。……目前战局紧迫，总座急盼我兄克日归来，主持军事。”

　　郭返国前，已在日本东京帝国饭店内，与国民军代表韩复榘商定了反奉之事。1925年10月，国民军和奉军均派人赴日本观操……，一个深夜里，韩复榘已经睡下，有人敲门，韩披衣起视，却是郭松龄。郭进室后将门掩好，对韩说：“有一件稀奇古怪的事，要和你谈谈。这次我刚到东京之后，忽然有日本参谋本部的一个重要职员来拜访我，没有谈几句话，就问我：‘你这次到日本观操，是否还负有代表张作霖将军签订密约的任务?’后来仔细一打听，才知道张作霖打算承认卖国贼都不敢承认的二十一条，换取日本供给大量军火，用来进攻国民军。”接着郭又义愤填膺地说：“连年军阀混战，争城掠地，杀人盈野，国家元气斫丧殆尽。张作霖为了个人的权力，不顾一切，出卖国家。这种割肉饲虎、引狼入室的办法，无论如何我是不能苟同的。我是个军人，以身许国，不是个人的走狗，我不能昧着良心服从乱命。他若打国民军，我就打他。”郭当即郑重地要求韩复榘严守秘密，并请韩转达他与冯玉祥合作的意见。

　　韩回到包头，即向冯报告，冯非常高兴，请郭“亲笔写个什么东西来”，郭乃派亲信李坚白及弟郭大鸣赴包头将一文件交冯。此即“郭冯密约”，其主要两点：一、郭准备把京榆驻军班师回沈，逐张建设，不再过问关内事，冯则对此采取道义支持；二、郭军改称东北国民军。此约中并无要求冯出兵，因为郭认为奉军精锐在乎，无须再靠外力也。

　　郭回国后，东北进关之三方面军全归郭统帅，兵力约十万人，郭积极做反奉准备，因尿道症复发，住进天津意大利医院，张学良说：“老郭由日本回来，就表示不愿再打内战，到天津后就装病入了医院。”

　　郭松龄、李景林都不主张攻国民军，张作霖闻讯大怒，拍案大骂主和派误我，立召郭、李两人返奉。

　　11月20日，张学良去医院探望郭松龄，劝他到沈阳，直按陈述自己的意见，以释误解。郭松龄很气愤地对张学良说：“东北的事情都叫老杨这帮人弄坏了。这次江苏失败，把东北军断送三个师，使奉军声誉扫地。败了回来还包围老将，再叫我们去卖命，给他们打地盘子。打下来地盘子，又得被留学生抢去，这个炮头我是不再充当了。”郭又趁机向张学良说；“上将军脑筋陈旧，在群小包围之下恐已无可挽救，因此建议父让子继。”

　　张闻言不禁骇然，说去劝大帅后就回，甫出关就得郭倒戈恶讯。

　　11月22日，郭松龄在滦洲宣布反奉，在滦洲车站一个停业已久的火柴公司楼上，召集了军事会议。凡在滦洲的官佐上校以上均行参加，约有百人。会场四周戒备极森严，十步一岗，五步一哨；弓上弦，刀出鞘，如临大敌。会场内的气氛也十分紧张，武装警卫人员，荷枪实弹，来回巡视。郭披黑呢大衣偕夫人韩淑秀出席。

　　郭首先宣读张作霖召其回奉天之来电，即席发表演说，他说：“余以国家多难，民生凋敞，不堪再战，故力主与国民军讲和。不料大帅不谅，以余通敌嫌疑，调余回奉问罪，此去必难幸免。”讲至此处“悲愤激昂”，“部下皆感泣”。接着长篇演说：“雨帅在奉种种失政，不一而足，且穷兵黩武，信用群小，以致激起今日之大乱。现在又向国民军宣战，如此四面应敌，焉得不败。彼时敌军深入，不但直鲁两省非我所有，即东三省地盘，亦将被人夺去。我数千万同胞，必无葬身之地。……为今之计，不如由我辈发起，主张和平，要求雨帅下野，推少帅主持大政。让出山东，与国民军停战议和，庶我三省精华，不致尽付东流云云。”言至此，声泪俱下，大家感动，群呼唯将军之命是听，无一持异议者。随后，他又厉数杨宇霆助桀为虐之罪状。坚决“主张巩固国防开发东北”。演说后，即拿出已准备好的花名册，请大家签名。郭说；“我这样行动等于造反，将来成功固然无问题；倘不幸失败，我唯有一死而已。”夫人韩淑秀即应声说：“军长若死，我也不能活着。”言下以手帕试泪。出席官佐均默默无言。

　　当夜郭松龄即发出养电，要求张作霖即日下野，电曰：

　　“松龄亲鏖戎路，熟察敌情，钧座委以节麾，乡人托以子弟。收骨之悲，生何以对蹇叔，纳肝之惨，死何以见懿公。盖自受命以来，先日不回肠欲绝也。昔者祁溪请老，内不避亲，曹玮代兴，下皆效命，傅之惇史，播为美谈。

　　汉卿军长，英年踔厉，识量洪深，国倚金汤，家珍玉树，干风云而直上，厉雷雨而弗迷，松龄素同袍泽，久炙光仪。窃愿遵命匡襄，竭诚翊佐……钧座婆娑岁月，赏玩烟霞全主父之令名，享令公之乐事，果箕裘而画善，虽曾洒脱以何妨。”

　　反奉通电为黎元洪秘书长饶汉祥手笔，电文骈四丽六，诘屈聱牙，晦涩难懂，并把郭松龄原拟电文痛诋张作霖之处，概行删去，有背郭松龄反奉原意。因此，郭松龄又另发“主和”与讨伐杨宇霆”两短电。

　　当时在郭幕府中的文士，还有林长民、齐世英、殷汝耕等人。

　　郭也将军队改称东北国民军，官兵臂部一律佩带“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绿布徽章，七万军队分编为五个军，由原旅长刘振东、刘伟、范浦江、霄云、魏益三任军长，邓作华任参谋长。

　　25日，郭松龄派魏益三部熄灭车灯，潜行出关，欲一举偷袭攻下奉天，因为奉天省城空虚，并命魏部的张作相之子张廷枢团长争取其父合作，结果张廷枢与齐恩铭之子向山海关守军告密，魏部遭伏击缴械，郭乃亲率主力出关，26日攻下秦皇岛，27日冲过山海关。张作霖闻变大惊，立命张学良竭力“内抚郭氏”。他困在大帅府里整天大骂小六子信任郭鬼子坏了事。

　　李景林也通电叫张下野，把“庶政付诸少帅……以娱天年”。张复电说：“你如出关，我拱手相让，我与张学良今生父子，前世冤仇。”言极痛心。

　　张学良则接到父亲及奉天省长王永江的电报，抬头为“汉卿先生阁下”，要办移交，当时张才24岁，惹出如此大乱子，“怨愤填膺，每思饮恨自裁，以谢国人”。

　　张学良的骑兵团长何柱国说：“事变前一天，张学良曾到天津与郭松龄匆匆一面，当晚即乘车出关，可能已看出郭有不稳情况。车到连山车站时，情况已出现混乱，张叫专车直开葫芦岛，登上‘镇海’军舰。在军舰上已经看到一列一列兵车经过秦皇岛铁桥往东开。郭松龄反奉的通电，军舰上亦已收到。军舰一个炮长向张说：‘军舰上的主炮可以有效地射击铁桥上兵车，请示是否可以开炮?’张摇摇手说：‘都是我的部下。’”

　　张学良在前线，要求与郭通电话，电话郭叫韩淑秀接，韩在电话中说：“我们没别的意思，只是拥护你接长东北。”张又要求见面，齐世英说；“准许他来，何妨将其扣下。”郭说：“我不干这种事。”

　　郭松龄在滦洲和昌黎，先后给张学良写了两封信。信中把两人的关系及他反奉的原因说得很清楚，这两封信是研究奉系军阀很重要的史料，特辑于后：

　　郭松龄在滦洲致张学良信

　　“汉卿军长钧鉴：

　　松龄自受知遇，以至今日，一身所有，皆公之赐。故夙夜策励，欲有所建立，以报大德。况老而无嗣，独夫终身，功名事业，悉无所用。凡所希之功名，皆为公而求。万万望之事业，皆为公而立。自矢此身早为公有，区区之心天日可鉴。……

　　然龄仍为公事业计，为东三省幸福计，以为此时尚不能即死。现在已知不能回奉，故拚将此身，仍以效忠于公为职志。已约束部下，分途前进，以清君侧，而驱群小，另造三省之新局面。成则公之事业，败则龄之末局。如蒙鉴谅，即请暂移租界，稍待数日。如以为不可，即请指示以善后办法。披诚直陈，不尽欲言。郭松龄叩。”

　　——录自“晨报”，1925年11月28日

　　张学良复郭松龄信

　　“茂宸兄钧鉴：

　　承兄厚意，拥良上台，隆谊足感。惟良对于朋友之义，尚不能背，安肯见利忘义，背叛乃父。故兄之所谓统驭三省，经营东北者，我兄自为犹可耳。良虽万死，不敢承命，致成千秋忤逆之名。君子爱人以德，我兄知我，必不以此相逼。兄举兵之心，弟所洞亮。果能即此停止军事，均可提出磋商，不难解决。至兄一切善后，弟当誓死负责，绝无危险……学良顿首。”

　　——录自“申报”1925年12月7日

　　郭松龄在昌黎致张学良信

　　“汉卿军长钧鉴：

　　在津奉读我公惠函，因病未复。及抵滦洲，始行裁答。惟匆促未及致详。

　　松龄此次举动，纯为清除乱源，拥我公为首领，改良东北政治，不事内争，休养人民。所发命令，均署我公之名，使部下不忘我公也。乃前日接天津电话：“上将军派我公前来查办，已抵秦皇岛，并谓对松龄将有严重之处置。”是我公于松龄，已无爱惜之心。然古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临去犹作最后之忠告。故敢尽情披陈，惟公详察焉。

　　松龄自受之知遇，七、八年矣。公待龄以恩遇，龄报公以忠诚。患难久共，讵忍相逼。惟龄主张班师，实出于万不得已；而公责言于松龄者，似犹未能谅解。仅本来函之意，分公私两项言之。

　　先言公意，陈述班师六项理由：

　　“(一)武力统一，拂逆世界潮流，违反国民心愿，为万不可能之事。项城、合肥及曹吴之失败，可为殷鉴。我公父子犹思征服各省，入掌中枢，纵令耗尽东省人民膏血，掷尽士卒生命，亦决难达到目的。

　　(二)去岁战役，耗款万万，利益安在?……且奉天钱法，日见毛荒，东省胡匪遍地，人民不能安居。不思治理，而犹复争城夺地，攘为已有，胜则毒逋全国，改则祸留桑梓。责之良心，能无愧悔?

　　(三)东省产业，邻国肆意经营，……。大好国土，让与外人，而专向疮痍疲敞之内地，扰攘争夺，用意安在?

　　(四)此次之战(指江渐战争)，非敌人侵逼也，非保全家乡上地也，乃为姜杨争地盘耳!为上将军争总统耳!将校士卒，惕于兵祸，痛于国亡，伤心民穷财尽，谁肯用命?

　　(五)年来饷粮折耗，士卒迫于自己之境遇，生不得饱，死无人恤。哀痛之余愤而走险，驯者逃亡，悍者倒戈，尚能驱之作战乎?

　　(六)京榆驻军，新兵强募，不敬而杀(战)，龄所不忍。假使驱之战场，亦必望风披靡。”

　　信的第二部分，主要从“私情方面”提示张学良不要对其父“愚忠愚孝”，规劝张学良要“忠于国家人民”。信中说：

　　“我公对上将军，固应忠孝兼尽。然孝道莫大于贻亲以安，导亲于义。若徒以服从为孝，而长其骄盈侈大之心，是陷亲于不义，委亲于至危，实非圣人无违之义。且尽孝应尽已力所能，不应以数十万官兵生命，东三省国民膏血，我公明达，当思及此。至忠之界说，现今国体共和，主权在民，故吾辈之忠，应忠于国家人民。即狹而言之，亦当忠于地方乡里，决非忠于一人。”

　　信中的最后部分，郭松龄对张学良诚挚表示：

　　“松龄愿公为新世界之伟人，不愿公为旧时代之枭桀；愿公为平民所讴歌，不愿公为政客所崇拜。龄临书心痛，涕泪沾襟，暂时相违，终当相聚。徼天之福，大事定后，仍请我公回奉主持一切。设不幸失败，自认驽下，不图恢复，甘愿为农夫以殁世。倘因病弱不能以苦力自食，亦惟有伏剑自杀而已。决不要钱，决不讨饭，决不步现代失败人物后尘。龄之志事，如斯而已，掬诚奉告，虔请钧安，遥祝健康。郭松龄上。”

　　齐世英说，张学良此时想叫郭的总指挥宋九龄刺杀郭，宋未允。王铁汉则说张想在秦皇岛登岸，郭军的范浦江向郭请示，郭说：“阻止之”。范又电问若强行登陆怎办?郭复电曰：“捕杀之”。此电在郭军部传开，大家皆认为郭太狠心。宣布起事时，仍是以张团长之名发号，出关后郭改为国民军，不用张名发号了，这就使军心有了浮动。

　　反奉通电当晚，姜登选刚好经过滦洲，被郭截留，越二日，杀之，齐世英大惊，跑去见郭，郭说：“他们杀我的人，我就杀他。”指郭部在山海关被截击之事。此举显示了郭度量狭隘，杀姜很不得人心，因为姜在奉军中为人平和，甚孚人望。事后韩麟春说：“郭茂宸如果不杀姜超六，事情是可以转圆的，可是他无故杀人，总是要偿命的。”

　　姜的部下戢翼翘旅长说，他们本要派人去车站接姜，后来得到消息说，关内出事了，车都被截在滦洲。戢与何柱国等看到一颗星从天上落下来，戢说：“危险，姜先生恐怕没有了。”张作霖已做了逃走的准备，专用汽车开到帅府二门以内，准备向日本站(南满铁路租界)逃跑。家眷财物也已运到日本车站保存，帅府外也堆了柴，准备郭来了就放火烧掉。当时奉军为与郭军区别，官兵都发一块黄布围有脖子上，百姓们说：“奉军黄到脖子上了。”意谓垮台在即。

　　张学良这时同杨宇霆(事发时因郭矛头对着他，辞职赴大连暂住)回到奉天，劝张老帅先定下心，老帅说：“好，我再要想走，就不是你爸爸。”儿子回答说：“我若顶不住郭松龄。就不是您的儿子。”

　　日本对郭的起事也很紧张，关东军主干涉，外务部则主张暂取中立。郭到锦州，关东军司令白川派人来谈判，要郭承认日本在满州的特殊权益，并语多威胁，而郭严辞拒绝，拍案决裂。日本人遂决定“袒张阻郭”，不准双方在满铁二十公里内落下一颗炮弹。更有传说日本出动炮兵飞机作战，所以事后共产党机关报“导向”说：“郭松龄之败，非败于张作霖，实败于日本帝国主义。”不过何柱国、刘鸣九(张学良秘书处长)皆不认为如此。何说：“事后有人说，郭松龄之败，是由于日本人出兵帮助张作霖打败了郭松龄，这不是事实。但日本人想乘机插手，则是确属无疑。当郭松龄通电叛张时，杨宇霆曾到大连与日本联系，要利用南满铁路赶走运援兵，日本乘机要挟，想进一步擢取南满特权。杨宇霆请示张作霖，为了应付紧急情况，曾口头上答应了日方的要求。但事后，张作霖就不认账，没有履行诺言。这也是皇姑屯炸车的—个伏因。在作战时曾雇了几十个日本炮手，在前方帮助炮兵射击，但决不是日军的援助。”

　　刘说：“郭松龄反奉最紧张阶段，日本声明南满铁路二十公里以内不准有军事行动，这对张作霖很有利；郭军未能直取沈阳，以至失败，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但外间传说，日本派出一个师团的陆军和百门大炮，加入奉军的防线，巨流河、与隆店、塔湾一带。无处不有日本兵。据我所知，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整个巨流河防线并不太长，倘有此事，一万多人的日本师团和那么多大炮都配置在哪个阵地上呢?”

　　12月21日，郭军进抵新民屯，与张军隔着巨流河决战，张学良说这好像是冥中注定， 以前讲武堂时郭松龄就与他在这里演习过，地形很熟，就让学生与老师比划一下，看谁行吧!

　　当时在防御配备上，张学良与韩麟春曾有不同的意见，张认为：“郭茂宸是个宁折不弯的人。他一定哪硬往哪打，我们只要把正面工事做好，就可以取得胜利。”韩很不以为然。后来郭军果然用主力从正面进攻，韩才表示佩服张的预见。

　　奉军把一切可凑得上的力量全运往前线，王铁汉放寒假回家，也被刘鸣九找上前线支援少帅，奉军发下最好的补给到前线，兵工厂的新炮七八十门也由汽车拉到战场，张学良副官姜化南还说要备马以便撤退时拉炮，张学良说：“你还想打第二仗呀?”意味只此一仗，败了就只有出走一途。事后张的参谋鲍文樾说：“我们认为郭会成功，少帅准备先到法国去，我们的船票都买好了，只等大帅一下野，我们就出国了。”

　　但郭军这时已成了强驽之末，军心涣散，士兵中流传：“吃张家，穿张家，跟郭鬼子造反真是冤家。”郭的军旅长也都在前线与张接通，郭给旅长下令，旅长给退回来，给团长下令。团长给退回来，大家皆不打了。戢翼翘在张身边，他说：“司令部设在车厢里，我们都在车厢里办公，也睡在车厢里，汉卿的包厢就在我们办公车厢的旁边。最有趣的是两军对垒，我们的统帅包厢竟有电话线通到敌方去，两三天内电话不断，而所有通新民屯的电话通通由张汉卿自己接。我看到他接了电话后，有时很懊丧，有时又比较开朗一点；有时听到他说：‘他不走，他也不自杀。’”

　　郭的主力霄云部队虽再做攻击，23日晚沈阳的电灯已隐约可见，但郭知道再也打不下去了，郭最后召开军事会议，众将默然。郭说：“你们都不愿意打了，现在就是因为我。我走，你们跟沈阳接头就是了。”

　　据郭的卫士姜明文回忆：当第一线部队到达新民县以东巨流河一带时，前方情况发生突变。炮兵打出去的炮弹没有“引信”，打到对方不爆炸，步兵部队也迟迟不前进了。当时各部队也都发现了油印的反战传单，其中有这样的话：“我们都是自家人，不能给他们当炮灰互相残杀，吃老张家的饭，不打老张家的人。”因此军心涣散，士无斗志。白旗堡站(现已改大红旗站)以东沿线的水塔，悉被奉军采纳英国顾问伊亚格的建议，完全炸毁。这时郭的指挥车正停在白旗堡，由白旗堡再东进，机车无水可上。郭令百姓挑水往机车里倒，由于天寒路远，滴水成冰，一担水连流带冻倒在机车里所剩无几。这样又勉强前进到柳河沟站，这个站又无多少百姓，因此，郭松龄弃车，亲自在前边率领全体幕僚、卫队徒步向新民县前进(柳河沟距新民县十八里路)，郭夫人韩淑秀坐大车，所有马匹都由少数高级幕僚和卫士们骑乘，在后面跟随。到新民县城内已进入黄昏，在一个烧锅院内住下，立即召开紧急军事会议。这时前线的枪炮声稀稀拉拉的还在响，入夜后火光冲天，弹药爆炸声震撼原野，俄顷传来白旗堡炸药被炸，粮服被烧的消息，官兵心中不安。郭氏夫妇见大势已去，次日天甫黎明，郭松龄身穿灰布面的皮袍，头带貂绒皮帽，穿灰呢子马裤。韩淑秀穿青布面的皮袍，围一条青色的毛巾，同坐在四套马的民间大车，每人身上各披一条俄国毛毯，与郜汝廉耳语几句后即出南门，企图奔立山车站上火车赴大连，卫队随从跑步跟上，所有马匹，都由幕僚和卫士们骑着，随在车后前进。

　　当时司令部有阿拉伯马十余匹，每小时能行八十余里，但郭与妻及文士们不能骑马，患难之际不忍弃之，坚执不允。这时穆春骑兵师的旅长王永清(土匪出身，外号天下好)处知郭乘坐大车向营口方向逃去，即尾随其后追寻郭的下落。在暗夜进行中，郭的一随从人员，衣兜里装有郭的名片，沿途随去随扔在路上，被王永清部队拾得，证实了郭的去向因而尾追更紧。行至老达房附近，两军相距已无多远。郭决定下车进村，由副官关庆忠搀扶二人躲在农民家的菜窑里。王部立即进村寻找郭夫妇的下落，一老农说见有穿袍褂的一男一女，由人搀扶下了菜窑。王团官兵掀开窑口大呼：“请总司令上来。”郭看到这种情况，只得由关庆忠搀扶出来。至此郭松龄夫妇被俘。

　　郭松龄曾说，机关枪一出世，骑兵可以休矣，哪知他却裁在骑兵的铁蹄下。

　　齐世英及殷汝耕逃入了新民领事馆，主张保齐的沈阳领事就是后来做首相的吉田茂。齐等在馆内躲了半年，奉军包围，张学良说当时抓到他们要枪决的。后齐逃到南方。

　　林长民(宗孟)则与李孟鲁坐在一辆大车，在老达房遇骑兵，枪声一响他们避于大车之下，及枪声停止，李说:“宗孟，走吧!”无回音，一看胸前都是血，才知他已被流弹打死了。饶汉祥也被捕，但士兵看他脏兮兮的，没认出他，留在营中两周后放他走，饶平安的回到了天津黎元洪家。

　　于是，那曾经撼动山河的郭军回师壮举，有如过眼云烟。一切都吹了、散了，距起事不过一个月。

　　张作霖得知抓到郭，狂喜，电话吩咐穆春师长说：“妈拉个巴子的，我得叫他来，问问他。你们好好地看着，别叫他寻了无常，等天亮我派人去弄他来城里。”

　　12月25日，晨8点钟，张的上校副官高金山带卫队到老达房，对穆春说：“早上出来时，还说要活的呢，等到我们路过辽中县时，接到大帅一份电报，说是不要活的。”

　　郭知毙命令到，要纸笔写了遗嘱：

　　“汉卿弟：

　　兄夫妇愿速死，请按左项办理：(一)兄为国为民而战，主倡一切，勿罪部下；(二)兄历年所经营之动产和不动产请由“鲁”(鲁穆庭)、“沈”(沈振荣)、“张”(张振鹭)三位军需官核清，除还债外，尽数捐同泽中学；(三)……”

　　这是郭第一次以弟称张学良，以前皆是尊称，死前终于回复了兄弟之实。郭大张十八岁。

　　写完了上绑。一出里屋门，到了堂屋，地下放一个“浦草垫”，叫郭松龄坐下，将两腿伸出来，给他装上“木狗子”刑具，上面钉好了，再翻过身来趴在地下钉后面。这时韩淑秀手扶郭头说：“死倒没什么，我看你受罪，实在难过。”韩即哭了。给郭钉完木狗子后，又给韩淑秀也钉上一付。郭站起来。当时就不能走路了，两个卫士把他抬到车上。12月25日午前十时，押解郭松龄的汽车由老达房开出后，约十分钟，到了辽河沿停车，请郭军长夫妇下车，宣布死刑。郭的夫人韩淑秀要求：“先打我，让军长看见我走了，好放心。”卫队开枪先打韩淑秀，两枪毙命；郭松龄一枪即被揭掉半个头骨。死时郭42岁、韩34岁。

　　执行完了，郭夫妇尸体被解到奉天，在小河沿体育场曝尸三日，观者如堵，死事之惨，未出其右者。

　　张作霖发的处决电是：

　　“郭逆松龄于敬日(24日)下午，经旅长王永清在白旗堡附近捕获。该逆犯上作乱，罪大恶极，已饬在老达房就地枪决。其妻附逆最力，在滦州时当众演说，摇惑军心，当饬一并正法。上将军有(25日)、子(时)、 印。”

　　王铁汉亲见郭被执行，说是河边捕一张高梁垫席，然后叫郭夫妇跪下，韩淑秀说：“跪?给谁跪啊?不跪，不跪。”这时郭拉了下夫人的青布皮袍说：“跪下，跪下，听从大帅的命令。”这是郭松龄最后的话。

　　王是郭败走后张学良叫他们去追，并交代追到了把郭藏起来，王等追过了头，郭已在后面被王永清抓到了，他们也无法救郭了。

　　张学良对于郭松龄的死，是非常痛惜的。据张学良的随从副官周文章说；“张在兴隆店列车得知郭被俘消息，一再询问郭的情况，他曾命令秘书处长刘鸣九，拟电报稿叫把郭氏夫妇解到他的司令部来。刘问张：‘你把他弄来打算怎么办?’张说：‘郭是个人才，为国家着想，我把他送到国外去深造。’未等电报稿发出，已闻郭氏夫妇遇害了。”另据刘鸣九回忆说：“张学良对郭松龄始终抱着眷愿深情，一直没有和他绝交。尽管处境十分窘困，仍称他为茂宸。当时总部下通缉令，悬赏缉拿郭松龄和韩淑秀。以郭的首级来献者赏现洋十万元，以韩的首级来献者赏现洋五万元。张学良看到通缉今后，幽默地说：‘郭大婶的脑袋还这么值钱啊!’郭失败后，高金山也给张学良拍来电报，说他是奉派押解郭氏夫妇的。张学良马上让我给高复个电报，叫他押送郭松龄夫妇路过兴隆店。我问：‘到这里干什么?去沈阳又不顺路。’张学良说：‘到这里我把他放了。’我说：‘这不行啊!大帅本来就对你很恼火，你再把他放了。大帅能答应吗?’他说：‘不要紧，你就写吧!’还没有等我把电报写完。又接到高金山的第二封电报，说：‘走到老达房，奉帅令已将郭松龄夫妇枪决。”张看完电报，跺了跺脚，叹了口气，说：“完了!”以后每当遇到繁事或棘手的问题，他就感慨地说，“有茂宸在，哪用我为这份难?”

　　杨宇霆将郭氏夫妇的遗体照片印成文件发给各部传阅，当印刷品传到张学良面前时，他在文件上批了“以火焚之”四个大字，不忍见郭惨状。郭松龄死后第二年，张学良在复饶汉祥的信中，还以沉痛的心情说：“良与茂宸共事七年，谊同骨肉。其去冬举事鲁莽……良事前不能察防，事败不能援手。回忆前尘，痛悼曷极，方事之殷，良惟自愧。”

　　1926年，张学良在河南与国民军作战，惨败，他在火车上对韩麟春痛哭说：“假使郭茂宸在，不会遭到这样的惨败。”

　　张学良曾在家里请溥杰吃饭，看到桌上的烧茄子，便感慨的说：“老郭活着的时候，就喜欢吃这个菜。”还说他若活着，一定还要重用他。

　　不过，张学良曾说：“郭跑什么呢?跑得掉吗?可见郭也不是个英雄。”张也说他还想开军事审判，要郭把话讲出来，这是杨宇霆最不愿的地方，他怕郭讲话，他就地位不保，郭一入张学良手中，也就死不了啦”所以他就矫老帅之命，下令就地枪决，事后说郭反正要死，若在解回来时给日本人劫了去反更不好办。事过境迁后齐世英见到杨宇霆，杨对他说：“下令枪决是我的意思，张老将原要把他解到沈阳，亲自杀他，我们知道张老将的脾气，可能东一刀、西一刀，郭要受大罪了，与其如此，不如死痛快，故我下令就地枪决。”

　　郭死了以后，张作霖问吴俊升对这些回师的人要怎样处理?吴主张都杀。作霖又问张作相，“吴与帅都要杀，你看怎么佯?”作相谓：“不能这样办，他们都是家乡子弟，冤冤相报，将来那还得了?”“那怎么办呢?”“我看大帅对他们陪个不是!”作霖大怒说：“他们造反，还要我陪不是?”作相谓：“那是我们没带好他们，而且今后我们还要做事，需要人啊!”作霖明白了就说：“好，那我不管了，你去办吧!”张作相这几句话不知保全了多少性命，也延长了张作相的政治生命，同时更表现了张作相自己的宽厚性格和高尚智慧。

　　郭军失败，全线停火后，郭所属的四个军的军长、旅长都陆继来见张学良请罪。其中郭的第二军军长刘伟性格倔强。张学良问他：“刘佩高(刘的号)，你怎么干这个不是人的事?”刘说：“有不是人的长官，才有我这个不是人的部下。”韩麟春听到这话就说：“刘佩高你是好样的!还回到第二旅去当旅长。”郭军司令部的副官处长郜汝廉，在郭举兵反奉时，他积极为郭效力，并在郭发表的反奉通电上签了名。这次郭松龄失败，他自忖生命难保，正在彷徨疑虑之间，张学良突然进入室内，第一句话就说：“你们怎么搞的，真是一场大笑话!”少帅笑一笑，接着又说：“别扯啦!赶紧整理队伍吧，马上还有事呢!老郜你回参谋长原职；邹作华还回你的炮兵旅当旅长，其他部属都归还原建制吧!”当时，郜心里想这样大的一件事，没杀一人，没治一罪，几句话就把问题解决了，心里总是忐忑不安，以为灾祸将在后边呢!结果一直没究问，平安度过了。此事郜对少帅做了如下评论：“是年张先生才24岁,就能如此宽大为怀，收揽人心,这是一般人所做不到的,随从就整军进关，不久就把南口攻下了。”张学良的这种做法，大大有益于军内部的安定和士气的恢复。不久又恢复了第三、四方面军团的旧观，仍是奉军中的主要力量。

　　张学良后来说，击败了郭松龄，他在奉军中才提高了威信。

　　郭军的失败，有说是参谋长邓作华把炮弹引信全拔了，使炮弹打出去不爆炸，像个铁球似的，其实是部队因紧急出发，所有引信忘了携带，又不敢报告，只好打空炮，张学良事后知道此事，对邹借此邀功也一笑置之。

　　郭松龄失败之因，齐世英有以下几点：

　　“一、物质上：我们起事后，奉天的补给断了，钱也没有了，军队从关内仅带些弹药、服装等配备出关。刚巧，那年冬天特别寒冷，官兵服装不够，有些穿的非常单薄，影响士气颇大。

　　二、精神上：军官与郭有相当关系，才跟郭走，但有些总觉得郭是造反，所以士气一直不盛。至锦州后，问题越趋复杂、困难越多，行军就慢了下来(士气好，每天可走五、六十里甚至七、八十里，由于士气差，有些只走二、三十里)。而张学良的招抚也发生了作用，军心终于动摇。至于少数日本炮兵伪装冒充奉军，影响本来不大，可是对那些没头脑的军人还是起了吓唬的作用(郭先生的军事布置我不清楚，当时我曾建议由辽阳或铁岭迂回取沈阳，此与蒋先生北伐时绕道济南撇开日军的情形相似)。而日本也知道我们会承认他们在东北的权益，因为这不是短期内所能排斥掉的，所以在我们进入二十华里的限制内，日本并未开火。又假如我们当时能再持维一、两天，待冯军进入天津，我们有了后援，纵顿兵暂缓进入沈阳，我们还有与日本妥协的时间和可能性，那也许我们还有胜利希望。但因瞬息万变，阴错阳差，郭先生终于走了，失败的命运也终无法挽回。

　　三、联系上：李景林本来是合作的，郭没有料到他的态度会变，结果使郭与冯的交通中断，形成孤军，没有后方，终难维持长久。

　　郭曾派人去联络吴俊升，而吴终被张作霖拉回去，阚朝玺曾派人来，而郭却瞧不起他，这两人都没有联络好，实在是一大失策。

　　四、外交上：郭先生个人对日本非常厌恶，郭是爱国的，他只肯承认日本在东北的即得利益(这是无可奈何之事)，从没想到给予进一步的承诺，他绝不肯出卖权益以谋求对日本的妥协。

　　而日本军人觉得：我们与冯玉祥联络，冯是赤化危险分子，我们亦然，若进沈阳，总不如张作霖易与，能帮张还是帮张。日本助张，终成胜败之重要因素。

　　五、思想上：奉天一般的物质生活，除比不上中国其他大都市以外，较普通省份要优裕，学校开办得早，从清末以来就特别注意新式教育。但却缺乏南方的革命精神，保守消极，毫无思想，有开荒精神，缺文化基础。当时军中充塞着军阀思想，只知服从命令，达到升官发导的目的，那懂积极作为?所以当他开始回师壮举的时候，除了少数高级知识分子赞同外，余皆莫名其妙，在思想上根本无法接受。我想这是导致郭失败最重大的原因。

　　综合上述的因素，加上郭当时身体不好，能为他筹划者又不多，一个人考虑、筹划终难完美，有欠周详之处自然难免。事后回想郭似有力取而斗智次之的味道。故终免不了失败之厄运。”

　　郭松龄刚愎悛直。崇原则不讲权术，能将兵而不能将将，换言之，郭“有将才而无帅才”。综合郭氏失败之因，为战略多于战术，而个性又多于战略，他过分自以为是，刚愎自用，在专车上大脱大睡，以为指日可下奉天，那知功亏一篑，沈阳在望，一败涂地。

　　齐世英说：“事情虽然失败了，但对东北却产生了相当的影响。郭先生不进关的主张，引起了不少的同情，以后王永江省长的辞职就是一例。据说回师战起的时候，张作霖同意以后不再进关，及后张又入关，王遂辞职，张对他也无可奈何。而此举不仅关系奉系内部的离心离德，就是以后张死日本之手、奉系没落、东北知识分子排日以及日本以此为借口发动九一八事变等。也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郭军反奉对北方政局的立刻影响是使得原本是宿仇的奉直关系，产生戏剧性的变化，双方在报复冯玉祥倒戈善变之仇的心理下渐成联合之势。张学良今天谈起冯玉祥仍是恨恨不已。郭败死后没有几天，张作霖就致电吴佩孚，要求联合，吴回电说：“以前冯玉祥倒戈，令我痛心，现在郭松龄倒戈，你也是痛心的，我愿意帮助你。”张作霖乃以联吴讨赤之名，入关驱逐了冯玉祥的国民军，随后取得了北方政府的军政大权，以“陆海军大元帅”之名做了中华民国的元首，但已是回光反照，有如黎明前的电灯胆，最后明亮一下，马上就要熄灭了。

　　也因为郭氏反奉中有苏俄的影子、有南方赤党的关系，使张作霖痛恨苏俄，才有1927年4月份搜查俄大使馆，把李大钊等赤党二十余人处决的事情，那批人中有国民党也有共产党，当时这两个党是一家的．甚至以后的中东路事件，都与奉张的反赤心理有关。

　　郭虽败死，这个人仍是值得肯定的，何柱国说：“我在奉军系统中是属于士官派，是站在杨宇霆一边的，与郭不是一条路。但我对郭还是很钦佩的，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如果当日郭松龄答应日本的要求，取得日本之援助，胜败之数尚末可知。这说明郎松龄还是有民族骨气的。

　　这一事件，也有人认为并不是不可避免，郭是有雄心的，不甘久居人下，这从他平日之作为是可以看得出来的。但如果没有杨宇霆专断于上，没有冯玉祥引诱于外，奉张不调兵入关参与直鲁战争，这次事件可能不致发生。因为有了外在的因素，结合郭松龄的雄心，导致了这件事。如果不发生这次事件，郭松龄掌握兵权，张作霖死后，杨宇霆就不敢目无少帅，也许不致自招杀身之祸。”

　　杨、常之死，许多人皆说是张学良为郭松龄报仇，戢翼翘就说：“从前杨邻葛怕老将父子感情破裂、怕过事株连，劝老将把郭松龄就地枪决，这是好意。可是郭的旧部不这样想，他们认为郭是一心要拥护汉卿的，而杨邻葛害死了郭，他们打击杨是替郭报仇，也是替自己洗刷，他们在汉卿左右说多了，汉卿又是个轻举妄动的人，于是上台后的第一件轻举妄动便发生了。”

　　其实张说杀杨是郭变给他的教训，不愿再重蹈复辙。

　　郭松龄事件对西安事变发生也有影响，齐世英逃到南方后，投入国民党的CC派，组织“东北协会”与张学良的势力分庭抗礼，使张非常不满，王铁汉这种传统忠君的老人就说：“谁都可以反张，齐世英不行，因为他深受张家父子栽培之恩，还送出国深造。”张作霖也说：“我拿钱培养出来的学生竟然反对我，非严办不可。”可是齐认为张是公私不分。钱是国家的，那是张某的?因此他反张是认国不认人。这使得张学良非常痛心，田雨时说：“在武汉时，曾亲聆听汉卿先生宛似讲故事，说过一段语重心长的话：‘我现在是亡省破家，领着从东北带出来的这点武力，忠心赤胆，保卫国家。政府就像咱东北大粮户(按即四川所谓“绅粮”)我是持枪护勇，也是守夜更夫；家主叔伯之间，这房那房，常闹家务，对于我这忠仆，还荐疑忌，如防家贼，有时竟要整你。利用历史恩怨，家乡人中制造矛盾，力量对消，长此如何能有复土还乡的希望?’言外流露极度伤心与灰退；未久即调西北，而有西安之变!”

　　西安事变前，蒋介石日记中也记载着：

　　“某日，齐世英陪同郭松龄胞弟大鸣来见，语多攻击汉卿，迹近挑拨，颇震怒。面斥彼等之非，不识大体。汉卿效忠党国，不容他人侮蔑。”

　　梁肃戎则说：“‘九一八’以后，张汉卿先生时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驻节汉口时，电邀齐先生前往汉口晤谈，当时中央极希望二人尽弃前嫌，携手合作，共谋解决东北问题。但此一晤谈，不甚坦诚融洽，以致二人未能对‘九一八’以后东北的大计方针，得出结论。铁老在忆及此往事，常感慨系之，检讨过去，自认有未周之处，假若当时政治智慧纯熟，开诚畅淡，互相容忍，也许能有另一个局面，而后来发生了西安事变，最高当局却认为齐先生未曾做好张汉卿先生之工作。应负部分责任。”

　　齐世英曾对田雨时说：“当张汉卿陪同蒋委员长安返南京之夜。我为事变既已告一段落。‘东北协会’派赴潼关从事营救与策反人员，自当撤回，特赴那时京中主持全局的军政部长何敬之公馆，商请应行结束事项。等候很久，敬公方归，见我第一句话就大叫：‘你要负起造成西安事变的责任!’初愕然，继而指责未能做好汉卿和中央的关系；必是敬公从飞机场随委员长到官邸听到些什么了。”田雨时说齐说出含有自责的往事，颇见真性情。并表达对于汉卿先生怀念、尊重的情绪。从岁月锤练中把他变成另一个人!

　　后齐世英病，张学良持花赴荣总探视，回首前尘，不胜感慨，“他们都认为若是那次郭松龄反奉成功，中国历史将会改写。可能没有民国20年的‘九一八’事变……”

　　东北耆宿，国民党人钱公来留下此诗哀悼郭松龄：

　　雪拥榆关马不前，郭军鼓角震西天。

　　白川拂袖非吉兆①，终古凄清引万泉②。

　　注①：郭松龄反奉不卖国。白川谓如承认张作霖所不答应的条件，则助郭成功。郭拒之。

　　注②：将军夫妇陈尸小河沿(万泉河)。

张学良在台湾/郭冠英著.-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1

责任编辑：admin 最后更新：2021-12-31 16:35:37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上一篇：轶事十二则

下一篇：张学良与周恩来——八天九夜，情定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