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 录
2021-12-31 16:35:43  来源：西安事变数据库  点击：  复制链接

　　天人一方——一场太早结束的球局

　　那天晚上六点多我留在办公室看NBA，太累了，我躺在椅子上睡着了，过了一会才醒来，但是，我的好友王一方，却没有醒过来。

　　我不知道。九点去赴个约，就在一方家附近，等人的时候，看着敦化南路与忠孝东路交口的霓虹灯，想着二十多年前，这里还很安静，忠孝东路只开到这里，大厦只有三、四座，一方家的那幢平房就安静的坐落在那里，很安静，我们在地下室打弹子的欢笑声也传不到外面，那时住在台北还蛮宜人的。

　　地下室!!

　　十二点回到家，一开门，太太哭红了眼，气急败坏的说：“王一方死了，被理容院的大火烧死了!”

　　我马上知道这不是玩笑，是真的，我说了几句：“怎么会这样呢?”但感到说这话也没意义，我不说了。

　　我不能接受事实，所以没有哭。

　　我又坐上计程车，看着来时的车道，我抓抓手，眼光木然，想着：“怎会是他?”又想着，以前我一直在想，我遇到亲人死别会怎样?家人不必说，朋友呢?我第一个想到一方，我们相交二十余年，真到了灵犀相通、亲胜弟兄的程度，如果他有个不幸，我不知会如何反应?现在我知道了，我没哭，只有无言的悲哀。

　　怪谁呢?他不但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许多人最好的朋友，人人都会说：“怎么会是他?”但就是他，再怪一次没有安全门?堵死了打不开?再怪一次为什么没有重视公共安全?有用吗?烧死那么多人，只是个数字而已，不会改的，我们挤在这里，就会有这种事，只是这次数字中的“一”，是我们的好朋友而已，我有切肤之痛，我们都知道在这都市丛林中，充满着危险，我们只靠机率在活着，但是，宾果!自己中了，亲人中了，又有什么话说?

　　我们能忍心怪他为什么要跑去那里?

　　我痛心的想着，想着那个聪明机灵的他，竟也会在黑烟中拨身而起，跌跌撞撞，惊惧满脸，最后仍是找不到出路，在浓烟中绝望而死，在那短短的十几分钟内，他一定想着：“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然后，他的一生像快跑路过的电影一样，飞速的掠过他的意识——家人、友人、音容、笑貌……最后，停格了，带着极大的不甘，瞪着极大的眼睛，一方有个比一般人都大的眼睛，一缕幽魂就离世而去了。

　　就像一列火车，夹着轰隆巨响和耀眼强光，急驶而来，蜿蜒而去，然后又是一片宁静，只剩远处袅袅的白烟。一方生命的最后，一定看到这幅景象——四十年前在五条通，就有这么个小孩有铁道旁，看着火车过去而咯咯笑着，抱着小孩的是一个中年男子，一个饱经忧患、满身创痕的人。他的思绪回到了黄埔江边，早年冒着被孙传芳杀头的危险，泅水上了俄轮，奔向革命的摇篮——莫斯科中山大学，他取了个名字叫奥白(beg)，遇到一个矮胖的同学柯拉(Nico1a)，两人订交，然后，斯大林的清算来了，两人分开了，奥白回到了中国，入南昌行营为蒋介石效命，接着，武汉、张学良、西安事变、抗战、香港、戴老板、廖承志、潘汉年、重庆、杜月笙、恒社、上海、大陆变色……奥白又回到香港，再做地下工作，尽其最后努力拉住那即将逝去的国府号火车头，三九年十月一日，他被刺客打了二枪，救回一命，一颗子弹则永远留在肺里。

　　如获新生的奥白回到台湾，受到蒋氏父子的热烈欢迎，蒋介石特颁玉照，并亲书“创伤初愈，三十九年十一月”字样，这幅照片一直高悬在奥白家的客厅壁炉上方，俯看着这个家庭的过往云烟，一直到今天，这个家里又摆满了鲜花素果，一片哀凄，那张照片仍高挂在那里。

　　火车走远了，一切都远去了，家乡、朋友、亲人……唯一真实的只剩家中的妻子和怀中这个儿子，这个纯良得如天使般的儿子，奥白抱着儿子走回了家，或许先去四条通的老友柯拉家中坐坐，看看他的干儿子艾伦。回想三十年前，他们被五卅运动的民族革命巨浪冲聚到一起，坐十五天的西伯利亚火车，去那冰天雪地参加革命，而今天却在这湿闷的小岛中，为维系一点党国的香火在奋斗，人生的转折真是太长了。

　　奥白就是王新衡，柯拉就是蒋经国。

　　五十年代末，王家出现了一位新客人，一位老朋友，刚刚被解除管制来到了台北的张学良，两人重拾武汉时期的友情，后来发展出“三张一王”(张学良、张群、张大千、王新衡)的转转会，而那位差他们近五十岁，爱看火车的小孩——王一方，也就在这些转来转去的聚会中，慢慢长大了。

　　当时住在五条通的人，还记得王妈妈牵着一个小孩在巷子中散步的情景，那时的五条通，还有着日据时代的风味，也是满安静宜人的。

　　后来，日本人又回来了，林森北路成了赚外汇的地方，有天，奥白与柯拉在家附近走着，竟遇女郎阻街，柯拉说：“我看这里清静不了了，还是搬开吧!”

　　柯拉搬到了大直，奥白搬到了琉公圳边，也就是我现在赶去的这个地址，看到那幢熟悉的住宅，灯光微暗，我还抱着一丝希望，门一开，一方太太在昏暗的玄关看到我们，就与我太太抱在一起痛哭起来，这时，我也眼泪直落下来，这才知道，这件最令人不可相信的事竟然真的发生了，发生在那样一个集宠爱于一身，又那么为朋友所喜的一个人身上。

　　进入书房，两位好友已哭红了眼，他们都怪自己没同一方去打球，一方只好找了二位医师朋友去，偏偏那天球局又结束得早，只三个钟头就打完了，早早回到台北，距与一外国友人七点半圆山吃饭还有几小时，没事，他就去卡尔登休息一下，还叫司机先送朋友回家，他就一头钻进了鬼门关。等司机送完回来，一看起大火，烧了二十分钟仍不见老板出来，急得哭起来，前前后后的跑，他还接到二个从二楼跳下的女子，后来有人从地下室抬了出来，第一个就是王一方，司机跟上了救护车，一再求他们尽力抢救，但那时已没心跳了。

　　到了马偕，家属赶到， 一方妻子抚尸痛哭，不肯放手，一位牙医好友虽知无望，还是托医生再予抢救，其实只是做给家属看而已，九点电视新闻打出快报，友人揽着一方的岳母，岳母痛哭说：“王妈妈怎受得了?”王妈妈坚强的承受了下来，年轻时她接住了满身是血的丈夫，六年前金婚初过，丈夫就去世，今天，她又抚上了儿子瞪得大大的眼睛。

　　地下室的十七个人，全是呛死的，一方毫发无损，一头天然卷发仍是好好的，他一点没烧到，就被那自焚者的怒火给薰死了，看到他在冷冻室安静的躺在那里，我们朋友们又是不信，又是气愤，气他为什么就这么走了。

　　他是太活生生的一个人了，聪明幽默，笑口常开，与世无争，温文有礼，从不给人负担，出身权贵之家，毫无矫虚之气，平等待人，以诚待友，余建新说，他好像是根线，把我们大家串在一起，没想到这根线会断了，这使大家太不能接受。

　　朋友之中，他最健康，不近烟酒，吃沙拉，多运动，就是有点好玩，但晚上十一点一定回家向老婆报到，否则关在门外自己负责。他也最小心，小心到坐飞机都不太敢，谨慎到胆小的程度，遇事宁自己吃点亏，从不对人疾言厉色，也从不讲脏话。你这个人不好，不对他胃口，他不交就是，也从不说人坏话，最多是劝朋友小心，对某人某事谨慎些，去KTV、餐厅都说要小心，说要先看好逃生门、去地下室则说不要久留，对身体发肤是爱惜到极点，结果竟给他碰到这种事。

　　他怕痛，他的牙医朋友要帮他看牙周，他先是说等止痛药发明了不用打针再说，后来又说输一个洞就算一颗牙，输到三十二洞时牙医说这下可看了吧?他说我只有三十一颗牙，所以你爆了。他中银的以前女同事笑他将来老了牙痛怎办?没想到他真把这痛给躲过了。

　　如果他生病死了，或脑溢血完了那还好，那是他身体到了时候，那有这样一个早上活生生的人，许多朋友的出游计划，不管是明天的饭局还是下半年的国外旅行，都与他联在一起的人，竟然这样说走就走了，真令人有事世无常之叹。

　　他是全身而退，我们是友心全碎。

　　当晚大家在他家中待到二点半，回去后很多人都没合眼，大家哭完了，相对无言，只有握握手，叹口气，一位高兄走到他书桌旁对我说：“我今天就不对劲，找他打高尔夫没找到，两次我发电传，日期都写成十三号，我当时就感不详。”我也想到，当天我要题字送书给蔡孟坚，落款时我想写十二号，但想是明天才送，故还是写了十三号，当时心中也嘀咕了一下，但此事又岂是迷信解释得了?一切皆命也。

　　灵堂布置好了，挂出他那张倚桌而立的全身照，就是那分神韵，有人问：“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照的?”一位朋友说：“你看不出来的，他从我们认识他就是这个样子，一点没变。”是的，他从我们认识他到现在冻在那里，时光在他身上就好像冻住了，在朋友堆中总像个晚辈似的，一张邱比特的娃娃脸，不知乱箭射倒了多少人。

　　那是二十四年前，我在政大前的欣欣客运车站遇见了他，一位学妹把他介绍给我，我们在摇晃的公车后面开展了一段稳定的友谊，他请我去他家，地下室有个弹子台，旁边挂着国画及一幅钱大钧的字，后来被我们的球杆座撞得斑痕点点，我们在那打了近十年，我一去就跳过书房钻入地下室，免得见他父亲及那些来来往往的大官名流，我当时是一个不识，连其中一位常见的糟老头——张学良，我还只当他是国家罪人，过气军阀呢!

　　一方是独子，父母的钟爱那无话可说，一切的危险都要排除，设弹子台就是不要他出去打，我这只会陪公子玩乐不知陪公子读书的损友自然不是很受欢迎，我也视在他家吃饭是一大苦事，莱肴之精美不在话下，王妈妈也是不把我塞到像北京填鸭不罢休(到今天仍如此)，但我是食不甘味，因为拖着一方玩乐不知上进在那大宅内似乎是犯罪，饭后总要应王伯伯之询多谈几句，一方已在门口做手势要下地下室重开战局，王伯伯受尽人捧，大概没见过像我这种敷衍在形的竖子的。

　　一下去又打到十一点，非楼上叫上楼不停。一方与外婆同处长大，外婆常倚楼等候，他对外婆很孝顺，在楼上与同学读书时，只要外婆有点声响，他一定趋往问候，他虽好玩，心地是极善良的。

　　不久，一方有了新鲜人的初恋，对方可爱纯真，腼腆乖顺，但与一方的生活背景差异很大，一方父母反对，有一天，我被王伯伯单独叫去家里，要我婉劝女孩不要与—方来往，我虽感为难，秉于王伯伯的威严，仍委婉转达了王伯伯的话，我约女孩在复旦桥边谈话，在桥边走了几次，我一直看着她，她脚上的白鞋子一直留在我脑际里。

　　有天，一方约我出门在他家附近走走，很生气的对我说：“你是交我这个朋友还是我父亲呢?”责我不该私自传话，我很感难过，这是我唯一见一方生气的一次，他这个人几乎是从不生气的。

　　由于爱护儿子的立场，王伯伯对我的关系是有点功利的，有时甚至有点排斥，但我并不生气(也不敢)，确实我也玩心重，尤其是他的干儿子孝文就是交了损友，在年华正盛时就一病不起，这对蒋经国打击很大，王伯伯也很痛心，蒋经国迁怒那些人，据闻还把其中一位警界要人关了起来，后来还是王伯伯把此人保了出来。因此，王伯伯对儿子的交友有点过虑也是可以谅解的，其实一方除了好玩外，其他并没什么缺点，为人厚道，自主明理，也不是跟着别人跑的人，他那种亲切自然、开朗幽默的个性，最令朋友们怀念。

　　政大法律系毕业后，他去德州学法律，遇到了一位退休海军武官的女儿——姚心惠，她的清纯率真吸引了他，他回国，很认真的对我说要娶她。他一生许多事都考虑这考虑那，只有这件事他剑及履及，非常坚定，两人在美国结了婚，回国后，六十八年生下了独子君美。

　　后来我在国内国外调来调去，七十六年初在纽约见报，知王伯伯去世，打电话回台北，一方哀伤的说爸爸还是满喜欢你的(总不好说讨厌我吧?)留下一屋子书，回来后你选些搬回去好了，我其实也不太看书，家中也没地方放，那些书就自王伯伯去世后一直没动，连书桌上的摆设也没动。

　　蒋经国给他的老友题了“谊笃怀深”四个字，我分不清左右，老念成“深怀笃谊”，好像也可以。

　　七十七年我调回国，蒋经国已在年初去世，张学良就成了我与一方的共同话题。我说你父亲去世了，他说张学良把所有的故事都告诉他了，但他来不及留下这份记录就走了，现在你就是张先生的儿子，是唯一能打开这上帝之殿的人，你有重大的历史责任，不容轻忽。

　　(说上帝之殿是引自圣经语：“我的身体就是上帝之殿，要常保洁净，以备上帝的进驻。”张学良最喜引此语。)

　　一方静静听着，说他试试看，看看有没有机会。

　　要不是为了我这个朋友，一方是不会做这些事的，当时见张还是不可想像之事，大陆人把他视为传奇人物，但对一方来说，他不过是家中一个平凡的长辈而已，一个饭桌上谈笑风生，饭桌下与他儿子嘻笑玩耍的人。他已过了半个世纪的平静生活，这个平静生活也包括王家的，今天他虽然“俯首甘为孺子牛”，但过去那段“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岁月却使他动见观瞻，历史环境所造成的敏感，使许多事又不能太过认真，但这种直觉他也说不上来，我现在想来，一方对张先生的态度是最自然的，不像他父亲，早年还有点任务的关系，他也不想垄断张先生的接触，他也不要这些虚荣，他是随其自然，你视我如子，我就视你如父，你真诚待我，我就涌泉以报，不止是对长他五十岁的张学良，他对任何人皆是如此。

　　还有，他是时时不忘分寸的。

　　后来，在他的引见之下，王冀、吴天威、唐德刚等历史学者都与张先生见面了，大家都相谈甚欢，一直到出事前三周，一方还在为王冀安排见张之事，王冀在美一听噩耗，难过得拿话筒的手都发抖，唐德刚参加了公祭，不敢见遗体，怕老泪纵横不止。

　　有次张先生在王家书房谈了很多，最后指着一方笑说：“我常对你爸爸说，你们特务特务特什么务?西安事变那么大的事你们一点不晓得!”一方笑回说：“张伯伯，那是我父亲去晚了，去早了他就晓得啦!”

　　王伯伯是在西安事变前三天才派到西安，尚未上任，叛军冲入西京宾馆，子弹自门上穿头而过．他刚与王妈妈结婚的照片信物全被叛军抢光，以后张学良谈起此事就说抱歉。

　　张先生故事太多了，但一方听了三十年，也不知听多少遍了，每次重复，他就在背后对我做手势，说是第二十遍啦，我后来则比个十。

　　九O年做寿以后，果然问题都来了，它困扰着张先生，伤害了我，也间接伤害了一方，直八误真，乱成一团，一方感到很烦，他妻子也说不值得，夹在妻子、朋友、现实之间，他很为难，借钱的朋友好应付，借面子的朋友实在没辙，还要为如何认真听我唠叨。这时候，刘绍唐说要把我写的文章出版，就叫“张学良侧写”，书成了我想把它献给一方，他听了红着脸坚持不肯，他说应献给老头，我说他对我有误会，我不愿意，热脸贴冷屁股他不一定高兴，只有你是真正朋友，没有你就没有这本书…。一方不知是不好意思还是胆小，说：“老头已怪我给你这小郭鬼子拉线了，我现在撇清还来不及，若再登我大名，岂不坐实我俩一伙?”我说：“你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大哥跑路，再背条罪名又何妨?”他仍不肯，我只好在序言中把他与我的关系写入，并说要谢谢他这个“在上帝之殿门口被我扯着翅膀不胜其烦的天使”，说我俩的关系是：

　　“酒肉之殷，情同兄弟；

　　认真之争， 宛若张杨。”

　　这副对联是抄张学良致蒋介石的私挽：

　　“关怀之殷。情同骨肉；

　　政见之争， 宛若仇雠。”

　　意思是说，我俩为争论如何认张这个真，如何认真爱护张学良，好像当年张学良、杨虎城争论如何对待蒋介石一样的激烈。

　　序言给他看了，他又有意见，说“酒肉”一辞不好，“人家不是说我们是酒肉朋友了吗?”我说是如此嘛，但此又何疑我们的诚谊呢?他仍持保留，后来李庆华说“酒肉”一辞在大陆年轻一代是好友的代名词，常介绍一个人说：“这是我的酒肉!”并无贬义，他才不反对。

　　连照片他都要我少选有他的。

　　书出来了，他很乐，买了二十本，开了一张名单要我签名，送给他的酒肉朋友，条件是一定要看完，害得他那些从不看书的朋友叫苦连天，见我就抱怨。

　　对我影响到他与张学良“情同骨肉”的感情，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有次我看到日本NHK书把他说成是“代张在美子女照顾张学良”，我觉得有点太过，一方才说：“我真是如此的，我父亲在时，每年父母亲节我都要请两对父母吃饭，父亲走了更是如此，平时有什么事，我也是以父母之礼待他们的。”五月九日，一方留下最后一张照片，就是为两位母亲过母亲节拍的。

　　这些年来，每周日的中午，一方都要请母亲出来吃饭，有几次找我家做陪，我儿子与他儿子都吃成了个胖子，我女儿则甚得王妈妈之喜，有时拉着她的小手问：“我家的君美怎样?”女儿都撒娇的说：“不喜欢，像我哥哥一样又胖又蠢!”有次这种对话又来了，一方在旁对我说：“我妈听了会伤心的，你女儿能不能说点好听的哄哄我妈?”

　　一方不喜出国，我们常劝他出国走走，不要老局限在台北方寸之地，他说他最想去的是莫斯科，看看父亲读书的中山大学，他也对明骥办的“俄语文摘”多所支持，每年都要教我送笔钱给明先生，就是为了维系一点他父亲留下来的香火。明先生对钱一再推辞，只想请他来接发行人，他答应明年一定接，还找了一位好友作证，明先生很感动。

　　出事前二天我与他约在香宜餐厅吃饭，我晚到，看他一人坐在地下室等我，一双大眼特别清楚。我们谈到十多年前开跑天下去台中，前面货车掉下一竹篓，他一闪，又想竹篓轻，乃就撞上去，如果他当时紧张大闪避，撞上护拦那可不堪设想，他又谈了些他AB型人个性的事，九点我们在门外告别，做了个电话手势，他就没入六条通灯红酒绿的夜色中。

　　第二天他在晶幸与堂兄弟们吃饭，订了位，一人先去，还差点因人未到齐而被赶，第三天，他没吃晚饭就走了。

　　“一线串友，珠泪满颊”，徐旭东、王必立、余建新，三位主副治丧委员，都多方掩起了哭红的眼睛，出殡那天天气很热，六七十位朋友都送上了山，徐旭东也赶来为小时的玩伴做最后的告别，大家都汗湿满身。一方的棺木很重，山路陡松，抬了好久才抬到墓穴，最后，一把黄土，我们就与他告别了，大家尊俗不能回头，下山时看着对面的大汉溪，真令人有：“在水一方，山佳之地，长埋亲骨，永驻友思。”之感。

　　他是“一生不欠人，却偷众人心。”

　　一方就埋在他父亲旁的一个小花园里，他就像一个大宅花园中的小孩，攀在墙上叫人到他家来玩，一时之间，笑声满园，到处是童稚的欢乐，可是一转眼，这个小孩隐入花丛中不见了，连声“回家了”的叫声也无，接着秋瑟满园，一片寒冷，捡起地上一面碎镜，我们发现自己全是风霜满脸了。

　　一方之死是轻如鸿毛，但在他朋友心目中，这片鸿毛将永远跟他们在一起，在果岭、在欢场、在拥塞的车阵中……看着蒙蒙的台北天空，朋友们就会想起他，然后叹口气。

　　他是我们生命中不可承受的轻，如影随形。

　　[注]

　　93年7月7日取回一方西装二十余套，搜口袋中发现八千元及张学良纸条一张，八千元还王妻，纸条留下纪念，内容大概是张学良要一方把九0寿宴的请柬交给唐、刘、我三人。

张学良在台湾/郭冠英著.-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1

责任编辑：admin 最后更新：2021-12-31 16:3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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