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旧生愁伤心事·张学良在说话
2021-12-31 16:37:06  来源：西安事变数据库  点击：  复制链接

　　台湾学者苏蹬基用年表方式，把充满争议性的现代军人张学良生平材料以年代顺序排列，不作褒贬，以“功罪论未休”对这一位时代的牺牲者表示惋惜。史料纷陈，事实自现，仿佛张学良亲述身世。

　　1995年4月，第一次剪辑苏蹬墓《阵前惊变》一文，此文是在台湾《中国时报》连载的。因每日于夏威夷为居停主人张氏伉俪选读书报、新闻、专论是例行工作之一，苏文锵锵有力，读来为之口燥唇干。不作摘要，竟毕全文13篇，是前所未有的。去年尾，友人又以苏著《张学良生平年表》(台北远流出版社)一册寄赠，连夜快读，掩卷为之戚戚不已。

　　“东北少帅荣枯浮沉实录”——苏著以此为副书名，用年表方式把“一个争议性最多的现代军人之一”(柏杨为此书序中语)的张学良生平史事材料以年代顺序排列，不作褒贬。正如顾亭林所说：“以待后之君子斟酌去取。”

　　资料丰富周全

　　按年表——年谱，把一个人事迹不用传记体而以编年写成，现存最早的《孔子编年》为南宋胡舜陟父子所撰。以后年谱渐次发达，像有名的《朱子年谱》，王懋竑又仿司马光去取之故作《考异》。除把朱子学说分析得条理分明，同时使后人读毕，对当时政治、学术、文化、社会状况都能恍然。反过来说，近代学者刘节在其《中国史学史稿》中，年谱栏下就有这样的见解：“在叙述谱主之身世与当时之社会政治各方的背景之关系，因此影响到谱主之行动与创作动机，不论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文学家、哲学家的真面目焕然齐露。”这样，不仅可补传、志的不足，也可佐证缺失。年表史料既不易粉饰，也难作扭曲，所以应该是搜集客观的个人资料库。著者采用年表方式，以增加读者追寻兴味，由读者自己去探索一件史迹的本末，未尝不是撰者的聪明。著者对这位历史人物——张学良的素材采取：

　　其一——反面史料全文收录，例如：《叶楚伧请发动各界声讨张学良罪状》之类长篇文件，因张学良氏曾深研明史，现在就以明史为例，明史之劾“皆载其全文，不遗一字，此正修史者表彰深意”(清·赵翼《二十二史札记》)，看来本书著者亦有文字之外的用心。

　　其二——对立之文件，例如，1932年汪精卫与张学良往来电讯及不同反应资料全并刊，“……各有一是则并存其疏，使阅者彼此参观，而是非自见”(清·赵翼《二十二史札记》)。

　　其三——提示“史疑”之探掘方向不自珍密，例如该书第197页：“张命故宫博物院挑选古物一万两千箱运送南京”；2月17日(1937年)经由何柱国转给周恩来亲笔信等，后者最近就引起了新的史学探讨。著者胸襟值得钦佩。

　　其四——著者敢犯权威对“西安事变决不是长期的预谋”(见《传记文学》9卷4期)有不同意见，在年表中有足够重要史料罗列，以提供史事研究者认真求证。

　　直笔 认真 能婉

　　历来读史者“**不厌”(范晔《班固传赞》)，甚至“淋漓痛快，读者流连不舍，则有代为悲喜，神飞魄荡而不自持……”(王船山《俟解》)。其原因固然是史书的文字灿烂，但也是对政治强权的一种不满，总希望有一些史笔，以公正的书法作口诛笔伐。辨嫌明微，褒善贬恶。于是有史才、史学之外史笔——书法的要求，也就是为什么古人以“书而不法，后世何观”来自励了。清人李渔以武士之刀、文士之笔，为杀人工具。“史笔”犀利，评判历史陈迹为惩警后人，其笔如刀，又有何不可?苏蹬基在近7000字的张学良生平年表《代自序》中说：“张学良一生，从头角峥嵘至阶下作囚，兔起鹘落，其间充满矛盾，也充满无奈。他厌恶内战，却领兵打了十几年内战；他志切抗日，而竟抗日无功；他半生反共，却在关键时刻救了共产党；他长期效忠蒋介石，但却阵前叛变扣蒋，最后被关了几十年……”著者只得以“功罪论未休”来惋惜这一段“恩怨纠缠”下的牺牲者。《代自序》直笔、认真，而能婉(不骂人)。

　　再回头看看现代两岸出版的人物传记性作品：按《明报》刊东北师大李德山的分析：“目前大陆出版人物传记，或多或少地都难免陷于以下三种倾向：一是不顾历史事实故意拔高或贬低传主；二是沉醉于对传主吟风弄月的低色调绯闻的渲染；三是囿于某些正统材料而枯燥无文，难以表现出真实历史人物活态思想和血肉生活”。香港的马家辉则批评台湾掀起“政治传记”热潮、政治人物接二连三用间接或直接方式出自传时，马氏以“所有传记都是谎言”这句弗洛伊德的话结束短评，为什么?一言以蔽之——失真。所以张学良先生曾对人说：两位蒋总统都叫张氏写，他也想把亲身经历的、亲眼看见的、耳朵听到的写下来。可是又怕人家以为是丑表功，也不愿意因为说实话，伤害了别人。张夫人赵一荻更强调，所以接受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访问，就是要把真实留下来，是由张先生自己说的。清代史学家王鸣盛更以为读史者“不必以褒贬为予夺，而但当考其事迹之实”(《十七史商榷》)。则“史实”就更重于“书法”了。所以苏著张学良生平年表中，柏杨先生序文首先就提出了“史料本身会说话”。柏杨认为“只要史料是真实的，史料本身就会说话。苏蹬基的这本年表，就是张学良在自己说话”。这事实多么残酷，又多么可怕。柏杨惋惜张氏“数年之间叱咤国际，最后却在政治上作出错误的决定，使他像一个泡沫，霎时破灭。”

　　柏杨认为“张学良不仅是一个军人，而且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军人，一个没有历史观和没有世界观的军人。”柏杨为著者文外之寓意点睛，又将张氏不幸之缘由一语道破：“他的所谓政治理念，不过是兴之所至的直觉行事。”这与2000年12片12日美国《世界日报》社论所写“‘刘项不读书’是中国士人对历史的沉痛感喟”，读后同样令人心绪难宁。

　　新史料有待小心查证

　　惟年表中，张氏全家去欧洲，到1934年1月8日返抵上海，这一段时间资料全属空白，令人可惜。其他如：有关莫德惠第一次去贵州桐梓有诸多的不同记载，尚待澄清。仅以下列五书为例：

　　苏蹬基《张学良生平年表》——2月(1946年)东北耆宿莫德惠获准至桐梓县探视，居留两周。

　　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后，约在当年2月，莫德惠获准去桐梓探视了张学良。

　　曹俊伟《张学良年谱简编》——1946年9月中旬莫德惠奉蒋命前来劝服。

　　《人民日报》新闻信息中心等编《张学良将军资料索引》——1944年冬张学良被押至桐梓县。(无莫氏的记载)

　　李敖《张学良研究》——引莫德惠自订年谱。1946年条下记：“是年夏，余曾赴贵州，访张汉卿先生于桐梓天门洞。”

　　仅只这一小小的差异，就足以使最近提出张氏一亲笔函交由莫德惠带与周恩来的史料研究，增加了新的困扰。不过在张氏伉俪赠送哥伦比亚大学的毅荻书斋里，就有莫氏访桐梓的照片，不难查证。

　　由于新史料源出如涌，即或有司马光“择可信者从之”的长才，也难免不为史学界之新作风所困扰。仅以最显见的前人诗词来说，今人不察，轻易纳入为张学良先生作品，来日如果以这些资料为根据，作张学良研究、分析、评论，就难免受了误导。

　　“古事莫语子容，今事莫告君实”这两句古谣(杜文澜《古谣谚》)，是说苏子容(苏颂)听人说故事，一定检出处；司马君实(司马光)听人说新事即便抄录，且必记所说之人。看来本书作者“……逐一提出证据，连其中一个字汇都反覆澄清，绝不含糊”(柏杨语)。这种认真求证，倒很有古人作风。

　　只是：

　　“少帅”——是什么军阶?

　　“千古功臣”相对的，谁是君主?看似极浅显的问题，却反复找不到答案：如果少帅只是绰号，则比较适合于传奇性著作。“功臣”一说，如果不是记述者误置，必是周恩来使用的传统口语。

张学良探微/张之宇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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