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我自己下了一个考语。最近有个好朋友见我,我就跟他说一句,我说你不要再说那个话了,英雄?什么英雄,泄了气的英雄了!
——张学良
1.“忏悔录”风波
“忏悔录”啊,这个我要说啊,我要说秘密了啊,我宣布我没有写过那个东西。
怎么一个事情呢?
蒋先生,他要写《苏俄在中国》这本书,他要写这样一个东西,这个事情后来不是闹得很厉害吗?你知道这段故事了?为了写这个东西,蒋先生跟我讲,说西安事变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他要写书,他问,到底是怎么搞的这个事情?
那么我就回了他一封信,不过那个文字呢,这个千万别说,不过,现在是不在乎了,我告诉你,文字的前头稍微改了一点儿,后头那都是我写的。
那前头是怎么换的?他老先生看见这篇东西,很得意、很高兴。我在信的开头怎么说的?现在这信我还保存着呢。我的信稿呀,一开头说西安这个事情,我是决心至死闭口不言的,我跟什么人我也是闭口不言,我不说,但是你问我了,那我竭诚相告。一开头就是这个,那底下接下来,就说我个人怎么怎么的了。就这个前头,他把这段去掉了。
谁去掉的呢?大概这是(蒋)经国干的事。他去掉了,就把这玩意儿送回来了,他把前头改了,加了一点儿,那么也没说这玩意是我的“忏悔录”。
他要干什么呢?把这个东西发表呀,给这个政治部看。
那么这个东西,后来也不晓得是什么人呐,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反正是政治部的人干的,所以后来闹得好多人给撤差了。
[编者注] 1955年,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张学良开始写西安事变回忆录。之后蒋将回忆录转给蒋经国,再后台湾《希望》杂志将其全文刊登,由此引发出一场风波。蒋介石为此大为恼火,责问蒋经国,《希望》杂志因此停刊,相关人员受处分。
我并不是像外头说的那样,说我跟老先生有误会,不是这样的。
这个东西一发表呀,题目写的是《西安事变忏悔录》,底下署名张学良。假设他要不写这个名字,要是写《张学良忏悔录》呀,那我也不吱声,他写“忏悔录”,(署名)张学良,好像我自己发表出来的一样,你明白?所以我就把这个问题给老先生送去了,送去的理由就是,我并不是说我反对,不要误会,我并没发表这个东西啊。我就这么给老先生写的。
蒋先生火了,怎么翻案的,我就不知道了。
我跟蒋先生常常在一起,还常常通信,实际上他常常来信。
我就声明啊!不是为旁的,我声明这东西不是我发表的。我的意思是说,你别认为好像我发表了什么东西似的,我可没搞这个东西。
那个发表的人糊涂,他要不写那个题目,要是写《张学良忏悔录》,我不吱声。他写《西安事变忏悔录》,这底下张学良的名字明明白白地署了,所以,我说这不是我发表的呀,我没发表这个东西呀,什么人发表的我不知道啊,在哪儿出来的我不知道。我就给老先生送去了。
那个蒋先生,后来把我麻烦死了。
他后来看看我写的那个,他说你很会写东西嘛,你写嘛,要我还写。他说你把过去的事情都写一写嘛,我就不愿意写。他说你把过去的问题,北洋的事件、北洋这些个人,都可以写写么,没事情嘛,你写点东西。
他让我写。
我也懒得写,为什么?我懒得写!
这写东西啊,不像搁嘴跟你说。你要写到纸上,就得像个玩意儿似的。让我写东西,拿枪杆的让他拿笔杆,那不等于赶鸭子上架么?所以,我就不怎么愿意写,我稍微写了点,后来就不写了。
你知道写文章这东西,不但因为那个原因,而且我又没有参考材料,明白?你想,咱俩一说,这年月就不对,而且人也不对了,那件事不是那个人干的,那个事儿是那个人的,我常常给弄错了,张冠李戴了。
还有,我最怕的,你一想写东西,就得回想。你像我写西安事变,这我倒很容易写,那过去的事情很简单。那假如让我写过去的事情,就说写我父亲的死,我就得回想啊。简单地说吧,你要问的问题有好多,比如说,郭松龄他为什么事变的?这前因后果怎么一个事情?那我都要想啊。那我伤心的事儿,我自个儿痛苦的事情都想起来了。
那个“忏悔录”,写的那封信,我没拿回来。我不知道,大概是谁把那信给改了。信头改了,让我拿回来,我就重新给他写一回,我重新写,但是拿回去,那信给发表了。至于结果如何呢?那就是这么个事情!大家谁都不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出来的。后来出来很多风波呢。
那个“忏悔录”出来的时候,我就认为,那个人,那一定是政治部干的事。说政治部的人呐,糊涂、混蛋。你们这干新闻处的也常常干这混蛋的事。真的。那个我批评你们搞新闻,这个宣传,常常不会宣传,不懂得这个宣传,就是完全的主观宣传。
他要写个《张学良忏悔录》,我不能说什么话!他写个《忏悔录》,底下署名“张学良”,这个东西好像我自己发表出去的。那我就给蒋先生写封信,我并不说我反对,我说我可并没发表这个事啊,谁发表的我并不知道。
你别认为我怕蒋先生误会是我发表的,我怎么能把这样的信发表呢?这事儿不是那么回事啊!
我说我怕蒋先生误会是我发表的,是因为那忏悔录底下署名张学良呐,你明白?所以你要写出来《张学良忏悔录》是旁人搞的呀,是你写的忏悔录,是你写的张学良,你明白?你这个当宣传的,你也懂得这个吧?
那我就要请蒋先生把这个东西弄清楚。我就这样重申,我说这个东西可不是我发表的呀,我不知道什么人发表的,不是我发表的呀。
蒋先生大怒。怎么火了,怎么骂的,他们怎么个结果,那我就不知道了后来。反正就这么回事,外头不知道真正的事是这么回事。
我最怕人家这个,所以我说我不能写东西,我就不知道。
我不会记年月,我就会记得那年是几岁,就会这个,其余的我不知道。那年什么年我也不知道。
蒋先生问我这事干什么呢?就是他要写《苏俄在中国》,那里有西安事变,那件事到底怎么回事,他要写,他怕写错了,他很注意地问我,那我就对答。我因为写那篇文章,蒋先生很奇怪,他说你怎么写这么好的文章?你能写这么好的文章?后来他叫人告诉我,你就写文章吧。让我写,我就随便写了一点,后来他不再追问我,我就不写了。我说,我高兴(就)写,不高兴,我没耐心写。
那个时候,和蒋先生也不常见面,有时候见面。
做礼拜天天见面,每个礼拜见面,每个礼拜他一个人去。可是我们不说话,他在前头,我们在后头,每个礼拜。他做礼拜他从来不说话,谁也不说话,做礼拜没一个说话的,就他来了,行礼的行礼。那就是见到面了点点头了。
老先生对我还是不错的了。我不是说过,他死了我写了幅对联吗,我这是私人的对联,我吊他的,我说: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老先生对我,那该怎么说?对我,那是很关怀。我有病,差不多够呛了,他们旁人就想,我要死掉了。那他不但特别关切,还派了医生,派了中央医院的来看我。我到哪儿,就是到了台湾,老先生甚至都给我找最好的医生,他自己亲口告诉这个陈仪,要给我找好医生。那他对我真是关切得很,一直他关切我,到现在我也是这么说。
哪一年到台湾来的?我不知道,我不记得。
他们都说日本人盖这个房子的时候,怎么也没有想到后来张学良会住在这里。我说呀,天下事都是上帝安排的,谁知道明天什么样?我们绝对没想到我会在台北住到现在,我在自己家也没住过这么些年。
井上,那个地方不错,也不算太不错,那附近的地方我也走过,离开以后回去看过,我看现在整个不一样,很多房子都没了。
北投我好像回去过一回,那时候发大水(1959年),把那房子都给冲了,现在又重新建了。
[编者注] 陈仪,1883一1950年,字公侠,浙江肇兴人,国民党高级官员。张学良被转移到台湾新竹井上温泉的时间,为1946年年底。
到台湾以后,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的老先生,我说不出来,真的,我说不出来是哪一年的,我向来年月记不清的。他请我去的,他不请我,我怎么能去?我们谈的什么?那我不告诉你。
等后来,到了经国先生,那对我更好,对我好得很,很关切,我们无话不说啊!不过,当然了,政治的问题是政治的问题,私人感情是私人感情。我这人是负责任的,该是我的责任,就是我的责任。我那天跟你讲,就像“九一八”这个事情,那不要紧,那是我的责任啊!我这人就这样,那我应该负责任的。那真对我很好很好,尤其经国先生,对我更好,很好。
纬国,这个人是这样,他不是乱讲话,我认为,纬国脑子里不太清楚。
这个人脑子不好,我最近跑他家吃饭去,他对旁的事他知道得很清楚,他讲到外头的事情,他知道得很清楚,好多事他比我知道得还清楚,我奇怪。
我对蒋纬国先生,我批评他,他到底是谁的儿子还不清楚,他来路不明啊,不但来路不明甚至于他大概是来路不清。
这个人怎么这么糊涂,说的话非常地糊涂,不应该说的话,不但不应该说,那没法子说的话,怎么就乱说?这不但危害你蒋家,也危害你自己,怎么说这样话呢?我就是这么批评他。
他,人是个好人,并不是坏人,我总认为他有点儿脑筋不太清楚。
张学良口述历史/唐德刚.-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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