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九 相期为国，不负平生——兼解张学良是否加入共产党之谜
2021-12-31 17:01:02  来源：西安事变数据库  点击：  复制链接

　　1.所谓的“张学良对周恩来有批评意见”

　　问：1991年5月11日，在答美国之音记者问时，张学良说，周恩来先生我非常佩服，我们初次见面，他说我反应很快，我认为他也反应很快，这人说话一针见血，没什么委曲、婉转、绕弯，虽然他是那么大的一个政治家，也是外交家，但是他说话直截了当，人很聪明，我俩见面感情极好；同年5月18日，在纽约与东北同乡的谈话中，谈到已故周恩来总理时，张学良又说，周恩来是大政治家，“是共产党成功的大功臣”。他能屈能伸，说话简练，反应快捷。他的去世，可以说是“赍志以殁”。

　　张、周因西安事变而结成终生友谊。张学良经常说他为国家交了一个朋友，并向人讲周恩来送给他的八个大字——千古英雄、志士仁人。可谓相期为国，不负平生。有趣的是，周恩来是因会演京剧而被张学良注意的。张学良在回答NHK记者采访时说：

　　我在南开大学当学生的时候(这里恐怕有误，张学良从未在南开大学上过学)就已经知道了周恩来的名字。不过不是作为政治家，而是因为他的京剧演得特别好，是作为一个具有演剧才能的学生知道他的。他最拿手的是演坤角，演得确实好。但当时我们没有什么交往。因此当时我作梦也没有想到，他后来会成为那么有名的一位政治家。

　　张学良在回答和周恩来初次见面的印象时说：

　　他肯定是相当高明的人物，反应快，对事情的理解很深，对谈话的反应极其敏锐。他话不多，但却常能一语中的，见识非常广。因此我们第一次见面就很对脾气，像老朋友一样彼此敞开了胸怀。

　　当然，海峡两岸对周、张之间也有不同说法。大作家王朝柱赴美采访时，一位不愿意公开披露姓名的被采访者即说张学良对周恩来有批评。下面是两人当时的对话：

　　王朝柱：“你认为张将军说的不愿意伤害人，如果我在这里全都说了，就会伤害许多人，当中包括哪些人呢?”

　　被采访者：“我看就包括周恩来总理。”

　　“我不同意你的见解。”我说罢沉吟片时，又问道：“你有什么证据吗?”

　　“海外不少的华人都知道：张将军对周恩来是有批评的。”

　　“你能说出具体的批评内容吗?”

　　“不便由我的口里讲出。”

　　对此，我是存疑的。同时，我也清楚由于政见不同，或出于某种政治目的，历来海峡两岸对有关周恩来与张学良的事是有着各种传说的。但是，我从来不曾听说过：“张将军对周恩来是有批评的。”为此，我在华盛顿专门采访了王冀教授。(王冀教授是张学良部将王树常将军的儿子)……

　　王冀听了我的提问之后，断然地答道：“绝无此事!”接着，他又向我们一行讲了他亲自听张将军讲的有关对周恩来的评价：张学良佩服周恩来。他一见周恩来就很投缘，认为周恩来政治上很强，有见地，无论发生什么事，只要有周恩来在，心里就有底。“西安事变”爆发以后，张学良的那些鼓动他逼蒋抗日的部属都没有了主意。而周恩来一到西安，就说出了令各方都接受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办法来。如果毛泽东没有周恩来，共产党就不会这么快地得天下。张学良说过：如果周恩来是头，他也支持周恩来。周恩来的头脑很清楚，是一位了不起的大政治家(大意)。

　　看来，关于张学良是否对周恩来有所批评，说法并不一致。据说，哥伦比亚大学将要公布的正式的张学良口述回忆录，就讲了张对周的批评，是这样吗?

　　答：是的。他们已经透露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信息。西安事变的主线，极为简明。张、杨坚定地要联共抗日，蒋则要灭共抗日。一方至坚，另一方至顽。双方皆不肯让步。张、杨便把蒋抓起来，“逼蒋抗日”(“逼蒋抗日”是中共当时的大政方针)；蒋答应联共抗日，便获释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就这么简单!然而，就其来龙去脉(尤其是其关键性的细节实情)而言，忽起骤落的西安事变，如果不是中国乃至全世界发生过的最为惊险激烈、曲折复杂而又扑朔迷离的历史事件，也是这类事件之一。无论是惊诧莫解的当年，还是尘埃落定的今日，其基本真相，总是若隐若现，难以水落石出。

　　于是，“横看成岭侧成峰”，争议不断，歧见迭出。不仅观点看法各异，就是重要史实之认定也难以统一。许多人，包括许多学者，以为哥伦比亚大学一旦公布了张学良口述回忆录，西安事变的真相就大白于天下了，但我却不这样看。

　　问：为什么呢?张学良毕竟是事变的主导者啊，再说，他又是个坦诚的人。

　　答：你说的并不错。然而，西安事变的当事者，主要有三方(而不是两方或一方)，以张学良为核心的扣蒋一方，包括杨虎城、东北军、十七路军；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国民党一方，包括宋美龄、宋子文、南京政府等等，还有以毛泽东、周恩来为核心的以“第三者”面貌出现的中共和红军一方。三方中的任何一方，包括放蒋前起主导作用的张学良在内，都无法了解其他两方内部的和背后的运作。毛泽东主席在西安事变结束时说，西安事变“是在特殊的环境下”发生的，“是暴风雨的突变”，“并且转了很多弯”，以前没有，以后也少有。张学良了解蒋介石以及毛、周两方的运作情形吗?两方都有自己的基本利害考量，讲给他听做给他看的，只能是全部运作里面的一部分。下面，让我们举两个小例子。

　　其一：现已众所周知，被扣之初，蒋的态度相当顽固，不要说签允什么条件，连谈判也加以拒绝。但蒋在其《西安半月记》中承认，宋美龄冒险亲到西安见他时，“劝余先设法脱离此间，再言其他。”怎么“设法”，“设”什么“法”呢?那就是口头答应西安方面提出的条件，“脱离”西安后再变卦。蒋、宋能把这一招向张学良显露出来吗?向张显露的，倒是信誓旦旦地保证兑现全部诺言。

　　其二：扣蒋之后，张学良急于知悉“共产国际”(主要是苏联)的真实态度，据西安事变研究专家丁雍年教授考证，扣蒋后，最迟是在15日，中共中央已经知悉苏联的真实态度了，但在张的一再追问下，直到21日，毛泽东才将共产国际的回电通过在西安的周恩来转给张学良看，还把电文中批评张学良的话删掉了。

　　问：照您这么说，张学良的口述实录还不能使西安事变真相大白，那么，这段历史不就成了永世之谜了吗?

　　答：那倒不是。在所有西安事变的参与者、亲历者中，张学良毕竟是了解事变内幕情形最多的人，他比周恩来、蒋介石了解的情况还要多，宋美龄、杨虎城等人就不用提了。关于西安事变，周恩来生前没有留下回忆录，蒋介石虽然留下了一篇《西安半月记》，却做了许多掩饰，隐瞒了不少真相。因此，张氏回忆录的公布，对澄清历史真相，还是大有裨益的。待海峡两岸有关历史档案完全公开，有志于此的学者深入研究之后，真相就大白于天下了。

　　问：可是，海内外的一些史学权威，大多认为有关张学良以及西安事变的重大秘密都已经公开了，张学良再也没有什么重要秘密可言了。几年前，一位颇有造诣的大陆学者，在台湾出版了一部研究西安事变的书，台湾著名学者蒋永敬，便写了为西安事变之“揭谜”而喝采的文章，显然，蒋永敬教授认为，西安事变之谜底，已经揭开了。据说，连唐德刚教授，也认为最后为张学良做口述回忆的学者，“搞不出什么东西”，与已经公布的口述回忆，“大同小异”而已。您是否也作如是观呢?

　　答：我不这样看，但我不是权威学者，我只是爱好探究历史真相的普通人。

　　问：那么，您是否愿意预先做出估断，张学良的口述实录，会讲出什么重大秘密?据我所知，许多读者都很关心这个问题的答案。

　　答：这不是我所能回答的问题，也不是几句话就可说清的问题。我只能勉为其难地简而言之。我以为，张学良肯定会讲出一些重大历史秘密。其中，主要的恐怕有两个。

　　关于西安事变的发动，张学良、周恩来都一再声称，中共事先不仅完全没有参与，而且毫无所闻，蒋介石也这样相信了。现在，海内外权威学者们几乎都这样看。然而，西安事变前实际上给张学良当过一段“参谋长”(张晚年称之为“叶参座”)并深受张学良信赖的叶剑英元帅(当时叶是中共秘密派驻张学良处的正式代表)，在其“口述回忆”中，却不止一次地讲过，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曾向他征询过举行“苦迭打”(法语Coup d’Etat，政变的音译)的意见。张魁堂先生在其大作《张学良传》(北京东方出版社出版)、《挽救危亡的史诗——西安事变》(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就此做了陈述：

　　一天深夜，张学良到叶剑英住处，对叶说：“蒋介石要我执行他的命令，同你们打仗，形势很严重，你看怎么办?”叶反问说：“张将军的意见呢?”张说：“我想了好久，这许多天都没有很好睡觉，内战我是绝对不打。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苦迭打，抓他起来。”张学良在劝蒋介石(联共)抗日的同时，也准备了另一手，即苦迭打。例如是年8月，栗又文(张的机要秘书，中共秘密党员)去新疆(争取苏联援助)前，曾问张学良：如(再)三劝蒋介石(联共)抗日，而他仍不同意怎办?张学良大腿一拍说：“除非他不到我部队里来，来了就由不得他了。”

　　叶冷静地考虑后，说：“这关系到国家的命运，要慎重。蒋介石不(联共)抗日，有些人还认识不清；他又有力量，如果抓他起来，会出现全国大分裂……”又说：“事关重大，你仔细考虑。我也向(中共)中央报告。”当即电中央请示。中共中央得叶剑英电，即复电，令叶转告张学良，对此事要慎重。

　　《叶剑英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第1版)说：

　　半夜(抓蒋前夕的一天)，(张学良)让孙铭九请叶剑英到(张的金家巷)公馆来，紧急会晤。张、叶密谈后，叶剑英急电请示毛泽东。中共中央复电，要叶返回(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面商。

　　担任中革军委(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中国红军副总参谋长的叶剑英回到延安(当时应为保安，1937年1月13日才迁到延安)后，毛泽东立即召开有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等中央领导同志参加的会议，听取叶剑英汇报西安情况。会议进行过程中，机要秘书送来张学良发来的电报。电报中说，形势十分危急，请叶先生即来西安……(叶出发后，尚在去西安的途中，西安已经发生了事变)。

　　2.周恩来与蒋介石的会谈之谜

　　问：上面引述的这些史料如果可信，那么中共事先“毫无所闻”之说就不能成立了吧?那么，您刚才所说的参与解决西安事变的三个方面核心人物，即张学良、毛泽东和周恩来以及蒋介石，却几乎异口同声地说，中共事先并未参与西安事变甚至事先毫无所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答：这或许就是张学良口述回忆录将要揭开的第二个重大秘密。我想，您一定注意到了许许多多的人，都想从他口中打听出西安事变的内幕，但稍一接触关键的敏感的问题，张学良便设法回避了。这样反复了很多次之后，便有人批评他有意隐没历史真相，可他却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如果我们仔细推敲这句话，就会明白，实际上，他的回答并没有否认自己没讲历史实情，而只是委婉地批评人们看不清他彼时所以不讲，是另有高远的计划和安排而已。

　　8年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批评了斯大林蛮横地强迫中共和张学良无条件释放蒋介石的错误作法，并接着说：

　　斯大林的作法，在客观上确有加速释蒋的积极一面，但却增强了南京讨伐派的气势和内战的危险，也大大动摇了西安方面(张学良和东北军、杨虎城和十七路军、中共和红军)在和平解决中讨价还价的地位。幸运的是，张学良和周恩来两人，在紧急时坦诚磋商，在危难中相互体谅，顶住苏联的巨大压力，坚持必须通过谈判取得成果(停止剿共的口头协议)然后才能释蒋的原则，总算化险为夷，渡过了难关。这其中，张学良为国家两肋插刀的精神，周恩来为化解民族危难的谈判艺术，待国人知悉内情之后，必将成为传诸后世的历史名篇。

　　这段含蓄的话的真意是什么呢?

　　张、杨发动了西安事变，并把周恩来请到了西安之后，形势很快就变得相当严重。南京讨伐派在政府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内战一旦爆发，西安势必失守(从军事力量对比上说，西安方面远不及南京方面；西安的门户潼关，已经被南京方面抢占了；西安方面已经开始考虑放弃西安之后的去向问题)；南京方面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正从德国急冲冲地返回中国，以便抢坐蒋介石在南京政府中的头把交椅；由于苏联的强力反对以及国内出现的拥蒋浪潮，在“西北另立新局面”(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的计划因其势必导致长期内战而不能再加考虑了。如果不慎重而加紧处理好对蒋问题，西安事变就可能走向反面，从反对内战携手抗日的爱国初衷，转而造成大打内战进而给日本侵略者提供便利的祸国局面。放蒋便是打开死结、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最佳选择。

　　怎么放蒋呢?如果依从斯大林无条件地放蒋的要求，轰轰烈烈的西安事变不是白搞了嘛!扣蒋，是蒋介石平生最大的屈辱，他又是个心胸狭窄、恩仇分明的顽固(也可以说是“坚定”)分子，无条件地放了，他回京重掌大权，不仅势必要对张、杨下手，还会更疯狂的再打剿共内战，民族危机必然更加严重，那与扣蒋不放的后果又有什么区别呢?

　　因此，放蒋的主要条件，便是要他答应与厮杀十年的中共和红军联手抗日；要他答应这一条，必须先设法缓解他对中共的深仇大恨，而缓解这种积存多年的深仇大恨，没有出其不意、异乎寻常而又撼其心魄的举措，既不可能使他的政治感情轨道转弯，也不可能使他早已习惯了的思维定式变向。首先，就得改变他对中共的切身感受。于是，张学良与周恩来亲密合作，上演了一出惟妙惟肖的好戏。戏中，张学良扮白脸，周恩来扮红脸。二人使尽全身解数，让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以及南京方面的人士自然而惊异地发现，扣蒋之举，完全是张、杨的密谋，中共不仅事前毫无所闻，而且，一听说此事，立即全力规劝张、杨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中共领袖初悉扣蒋之时，也颇为激动，毛泽东等人主张审蒋、除蒋等等“诛之为上”的史实，全部隐到幕后，连中共《红色中华》杂志头几天这方面的报道，也都毁掉了。)

　　张学良下野游欧时已下定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救国决心(顺便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时期，周恩来私下也对李先念说过同样的话)，西安事变期间，他已经“疯狂”了(他的爱国热情一直在沸腾着)，只要能实现停止内战举国抗日的最大心愿，他对个人的生死荣辱已经毫不在乎了。周恩来个人原本从一开始，就不主张杀蒋，“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方针，因此，他的“红脸”就扮演得更加真实感人。无论如何，主要的观众，蒋介石和宋氏兄妹都相信了。宋子文头一次飞到西安时，听说周恩来已先于他来到西安，以为事情就难办了，待他的随从郭增恺见周，并把周和平解决事变的意见转告他之后，他大为惊喜，回到南京便说：“南京有谁能承担这样的风险营救蒋介石?相反，还有人要轰炸!”(郭增恺：《双十二随宋子文去西安》)，当张学良领着周恩来去见蒋介石时，宋美龄说：“这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上册，第416页)，关于西安事变，直到20年后，大谋略家蒋介石先生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写道：“此事最出人意料的一点，就是其主动者，实是张学良本身，……且其事前，并未与共产党就此事有任何商量”。为了腾出手来，集中力量抗日，早在1936年初，蒋介石已派人与共产党进行秘密谈判，只因他想要中共放弃武装(“收编”红军)，谈判无法达成协议，但这仅是他的一手；另一手，则是力图在战场上消灭红军，西安事变前夕，他正全力以赴地这么干!而这一次，他在危难中，中共竟然前来“救驾”，他的铁石心肠终于被感动了，为了“先设法脱离”西安，“再言其他”，便与张学良、周恩来达成了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口头协议。

　　张学良、周恩来二人合演的这出半真半假的好戏，好就好在它起到了促进国共和解、实现举国抗日的作用。

　　问：关于蒋、周会谈，似乎还有很多谜底有待揭开。但无论是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还是宋美龄、张学良各自撰写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似乎都不想把谜底揭开。日本NHK记者在采访张学良时，这个谜仍是双方“纠缠”的核心。以下是当时采访谈话的情况：

　　“蒋介石先生在西安会见了周恩来先生，当时张先生您在场吧?”

　　“你问到这个事情，很尖锐的事情。我简单说一句话，就是请你不要往下再问我这个事。不单是我在场，周恩来见蒋先生是我领他去见的。”

　　“您现在能不能稍微讲讲当时谈话的内容?”

　　“对不起，我不能往下讲。我很不愿意回答这个主要的问题。简单说，请体谅我的苦衷就是了。”

　　“宋美龄的回忆录中写了当时宋子文、宋美龄和周恩来三人会谈的情况，您知道他们都谈了些什么吗?”

　　“当然知道，我就在那里。关于谈话的内容，对不起，我不能讲。当然我也能找个借口，说我忘了，但我不那样做。”

　　“美国人埃德加·斯诺在他写的《红色中国杂记》这本书里说，当时斯大林命令中国共产党释放蒋介石……”。

　　“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件事。”

　　“许多人说，当时中国共产党想逮捕蒋总统，交给人民审判……”。

　　“我不知道有这么回事。我的决定是自己作出的，没有受到外来的压力。我什么也不知道(也许他什么都知道，但这时还不愿说呢)。当时我和杨虎城有点儿意见分歧，但没有外来的压力。”

　　“您为什么想要释放蒋总统呢?”

　　“如果我扣留蒋总统，内战不是就会扩大吗?我们是反对内战的。我与杨虎城的磨擦也正是这个问题。当时主张内战的人不希望蒋先生返回南京。我对南京有这种感觉。谁这样主张?请你不要问了。在这件事上，我负一切责任。”

　　“我到南京去，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我是不愿意再引起内战了。”

　　“关于西安事变，先生已给我们讲到了一些边缘性的问题，但还是有些事您无论如何不能说，这是为什么呢?”

　　“我不太想回答这个问题，请你们体谅我的苦衷。因为你们两位这么诚意地问这件事情，我简单答两句话：一个是这件情不应该出自我的口。从我口里说出来就成了自夸自满了。我不想让别人夸奖我。另外我也不想为自己辩护。二是我也不愿意伤害他人。如果我在这里全都说了，就会伤害许多人。”

　　周、蒋的这次会谈，成为一个难解之谜，后来有好几个文献都曾谈起过此事。但多出自第三者的回忆，如斯诺的《红色中国杂记》写道：

　　周在那天晚上十点钟后首次访问蒋。在此之前，蒋一直拒绝见他。主要是蒋夫人，还有端纳和张学良说服了蒋。那次见面，蒋的第一句话是：“我们不应再打内战。”这样的保证，正是共产党对他的首要要求。尔后，蒋仅仅说了些不必要的话：“我们一直在交战，而我经常想到你，甚至在战争中我也记得你曾为我工作得很好，我希望我们能再次合作。”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

　　张学良对蒋介石说：“有位委员长过去的部下请求见您。”蒋介石还没有来得及答应，周恩来已大步走了进来，他立正敬礼，就像当年黄埔军校时那样，称蒋介石为校长。蒋介石开始时很吃惊。周恩来一坐下便说了起来，蒋介石注意地默默听着。

　　周恩来强调中国共产党不想做对蒋氏和南京中央不利的事，希望事件能和平解决。另外，共产党拥护蒋氏为全中国的领袖，实行抗日。周恩来还进一步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政策改变的经过，强调了抛弃过去的想法，团结的必要性。

　　周恩来的话使蒋介石渐渐放了心，有些相信周的诚意了。周恩来完全没有说起让蒋介石在八项主张上签名的问题。气氛缓和了，周恩来征求蒋介石的指示。谈话涉及到蒋介石的日常生活，蒋的长子蒋经国在苏联受到优待等事。在这种私人式的谈话当中，丝毫也看不到周有威迫的态度，但却传达了将历时10年之久的国共战争就此和解的心意。

　　日本记者认为：将以上资料与当时的情况综合起来考虑，很难认为这次会谈有过什么特别的交易。还有人说蒋介石曾在某种文件上签了名，但事实恐怕并非如此：周恩来向蒋介石表示了敬意，蒋介石向周恩来传递了愿意停止内战的意见。这才是比较自然的看法。从周恩来的角度来说，既不让蒋介石签名，也不要他做什么保证，通过这种方式保全了蒋介石的面子，为将来的交涉留条路，这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从蒋介石的立场来看，则是在被扣押——这种异常的情况下，会见了曾与之常处于敌对状态的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而且后来历史又完全按照对方所指出的那样向前发展，这一事实本身对蒋介石来说就是一种终生难忘的屈辱。

　　答：关于周、蒋会谈的情况，实际上放蒋的条件已由蒋所指定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龄与张、周、杨共同商定了，蒋、周见面只是国共双方正式确认一下这些条件，并不是要重新商谈，前面我们提到过的《周恩来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二十四日上午，谈判继续进行。蒋方由宋子文、宋美龄两人出席，西安方面仍由张、杨、周三人出席。宋美龄明确表示赞成停止内战，说：“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她和宋子文对谈及的一些问题也都作了明确的承诺。这些承诺，中国共产党长时期内一直没有把它公开发表。经过近半个世纪后，才在《周恩来选集》上卷所收的《关于西安事变的三个电报》中第一次披露出来：

　　子、孔、宋组行政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

　　丑、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线已退)。

　　寅、蒋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我们可先发表，宋负责释放。

　　卯、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手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即给多少)。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辰、宋表示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三个月后改组国民党。

　　巳、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法。

　　午、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

　　未、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

　　申、蒋回后发表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

　　酉、宋表示要我们为他抗日反亲日派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

　　张、周等西安谈判的主要当事人之所以不公开谈判详细内容，是为了保全蒋的领袖面子，也是为了不让日本获悉内情，只要蒋在大的方面(抗日不剿共)履行诺言，其他枝节也就不是十分重要了。其中有一款“并可经张手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即给多少)”，这可能就是所谓“宋子文出了大钱”的内容了。

　　由于主要内容均已谈妥，周见蒋也就没有太多的要事可谈了。《周恩来传》对这一情节是这样叙述的：

　　当晚，周恩来在宋氏兄妹陪同下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很清楚：为了恢复自由，他需要作出一些明确的承诺。但他又不愿多作表示。因此，由宋氏兄妹预先对周恩来说：蒋这两天病了，不能多说话。周恩来一进蒋的卧室，望见蒋躺在床上。蒋见周进来，作出勉强在床上坐起来的样子，请周坐下。周恩来先对蒋说：“蒋先生，我们有十年没有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蒋点点头，叹口气，然后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周恩来回答：“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周恩来问蒋介石为什么不肯停止内战。宋美龄说以后不剿共了。这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接着，据周恩来二十五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说：蒋作了三点表示：“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注：指周恩来)解决一切(所谈如前)。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谈完这三点后，蒋表示很疲劳的样子，指着宋氏兄妹说：“你们可以同周恩来多谈一谈。”周恩来说：“蒋先生休息吧，我们今后有机会再谈。”蒋说：“好，好。”周恩来就辞出。

　　这次谈判，二宋作担保，但后来张学良被幽禁，这大概就是宋氏所谓“我们对不起汉卿”的由来。

　　3.张确曾申请入党，但未必正式加入

　　问：1975年9月，周恩来正在与癌症搏斗，他无数批示中的最后一份，竟然与张学良有关。由于种种原因，有关他们两人的某些重要史实，至今仍然不为人知或鲜为人知。您对此颇有研究，能否再向读者披露一些?

　　答：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与中共领袖周恩来等人的往来密信有好多封。几年前，我曾公布了三封(载《明报月刊》九七年九月号)。但迄今为止，书写这些密信的亲笔手迹，几乎全未发现。目前，只发现了一封，这就是西安事变前，张学良秘密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后，写给周恩来的密信手迹。这封信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了，但这封信还与张学良是否加入了共产党有关，信文很短，让我们再重读一下：

　　恩来同志：

　　弟此间必须准备整理，须六个月功夫。如时机迫切，那就例外了。“贵我两方屡生误会，必须互谅互让而调整之。”外间情况等等，嘱刘同志面达。特此敬祝

　　努力!并迄代问候

　　诸同志为盼。

　　弟张学良启

　　而后用李毅

　　如前所述，这封密信写于1936年7月3日前后。张学良在写这封信的前三四天，已通过刘鼎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请求。

　　自1936年初以来，由于张学良对处于艰苦奋斗中的红军极为慷慨坦诚，中共领袖们对张好感极强，评价甚高，认为他“不顾一切地关心中国民族的前途”，“是当今全国最勇敢的第一个有决心抗日的将军”，还对“唯物辩证法”很“感兴趣”。再则，如前所述，当时中共正急于推动张学良发动西北大举。那时，张学良的东北军有20多万，红军只有几万，大举发动之后，西北国防政府和西北抗日联军的首席，自然由张学良兼任，中共领袖只能担任副手。但如果张学良加入了中共，中共就可以用党组织的决定要求他，用党的纪律约束他。因为谁都知道，当时的中共是一个纲领严肃、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政党(蒋介石在1937年与周恩来谈判时也承认中共有“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张学良一旦加入，自然不能例外。

　　1936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接到了刘鼎报告张学良申请加入中共的密电，仅隔一天，即7月2日，在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在发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附带“通知”说，“拟许其(指张学良)入党”，因为这对中共来说，是“有益无损的”。这表明，中共中央迅即讨论并决定将允许张学良加入中共。

　　然而，张学良到底是否加入了中共?迄今尚未发现可信的史料加以证实。一个半月后，即这一年的8月15日，共产国际在发给中共的电报中附带地批评了中共打算吸收张学良入党的做法。有的学者据此断定张学良没有加入中共，这恐怕也多少有点武断。

　　4.“同志”的称呼与“完全一致”的“政治关系”

　　中共既然正急于推动张学良发动大举，对张又有强烈好感和高度评价，在7月2日“通知”共产国际“拟许其入党”的同时，恐怕也要用密电将此意告知即将来安塞的刘鼎，让他转告张学良，以便激发张提早发动大举。如若不然，张学良未必在刘鼎带交给周恩来的这封短信中，自作多情地再三称周、刘等人为“同志”。张不会不知道，在那个年代，中共使用“同志”的称呼是极为严格的，通常只限于党内(这是张第一次用“同志”称呼中共人士)。

　　退一步说，即便7月2日前后没有电告刘鼎，在安塞会议后，刘回到西安见到张学良时，也应把中央“拟许其入党”的意见转告张。就当时的情势以及中共与张的关系看，根本不答覆或完全拒绝张的入党申请，其可能性都是极小的。如果在接到8月15日共产国际的电报时，中共尚未吸收张入党，一般地说，中共也就不能再吸收他入党了；但如果在8月15日之前的一个半月内，已经吸收他人党了，那也不大可能再让他退党，而只能让他做一名“特别党员”。

　　1936年7月1日，很可能就是中共中央商定“拟许其入党”的那一天，毛泽东给在西征前线的彭德怀拍了一封密电，说东北军举事“甚宜早动”，还谈到中共要在东北军的中、上层长官中“建立党的基础，此间正在加力，并且大有希望”。

　　当时中共对东北军上层“正在加力”工作的人物，还有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在北京的王以哲墓于十年浩劫中被毁。八十年代初，在重新为王以哲建坟立碑的过程中，关于王究竟是不是中共党员，在与东北军工作有关的中共高级干部中颇有争论，若非由当时尚健在的叶剑英元帅证实，组织部门也无法认定王是否就是党员，因为查不到足以认定的文字佐证。但王以哲申请入党的时间，至少要比张学良晚两个月，因为自十月八日开始，王以哲与中共领袖才在往来密电中互称“同志”。因此，七月一日毛的电报中所讲的在东北军“上层”建立党的基础，恐怕主要还是指要吸收张学良入党。

　　就不才所见，至迟在8月9日(这当然是在共产国际8月15日来电之前)中共诸位领袖便称“李毅”(张学良化名)为“同志”了。在这前几天，张学良表示要在九月发动大举，中共中央对此极为重视，“经过慎重讨论”，于8月9日这天，由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联名给张学良“同志”写了一封很长的密信，详述了以兰州为中心发动大举的计划。此信的末尾还说：“八个月来的政治关系，证明你我之间的完全一致”。此后，一直到西安事变，在双方的往来电函中，时而互称“同志”，时而互称“兄”。由于王以哲早已不在人间，王之入党一事才在80年代初得以公开，但那时张学良尚在台湾，且没有完全自由，故叶帅也没有谈及张的入党问题。现在与这个问题直接有关的中共人士都已作古，这个谜也就难以破解了。

　　5.周恩来想用张群换回张学良，又传话宋子文设法释张

　　西安事变使共产党“从牢狱的情况下解放出来”(毛泽东语)，但张学良却失去了自由。此后，周恩来一提到张学良，便总是很动情，时常流泪。1949年12月初，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已土崩瓦解，云南省国民党将领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这时，蒋介石的心腹、西南军政长官张群被扣在昆明。周恩来获悉此讯，立即商请毛泽东同意，决定用被扣押在昆明的张群换回被幽禁在台湾的张学良。可是，卢汉将军大概是顾及张群昔日对他有恩，竟于12月11日未与各方协商就“私自”放走了张群。周恩来也只能为失去这一营救张学良的天赐良机而仰天长叹!

　　蒋介石常把失去大陆的罪责归到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杨虎城身上，因而对张、杨两人十分忌恨，杨虎城一家四口惨遭杀害就是明证。周恩来深知，大陆方面对张学良过于直白的关怀和赞誉，有时会刺痛蒋氏专制政治最敏感的神经，从而使张学良在台湾的处境更加难堪。因此，周恩来曾多次嘱告有关部属，所有涉及张的宣传报道，都要严格掌握分寸，一定要顾及张的人身安全。但周恩来又总是设法通过比较可靠的渠道和关系暗中了解张学良的境况。

　　他曾不止一次地请托来自台湾的朋友们，设法保护张学良。1958年12月，定居美国的宋子文来香港小住。周恩来立即设法找人请托时在香港居住的郭增恺先生(西安事变时，郭是宋的随员，事变后，郭也曾呼吁释放张、杨)向宋子文传话，希望宋施加影响，释放张学良或改善张的境况。周要郭对宋说，“北京的一位老朋友”还记得，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时，宋先生曾有三条保证：第一是停止内战；第二是对日抗战；第三是确保张、杨两位将军的安全，“北京的老朋友”，想请教宋先生，这三条保证后来怎样了?这次传话，并没有让郭提周恩来的姓名，但宋子文却很明白，并迅即传回话来，说头两条早已兑现了，至于第三条，“请转告周恩来先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实在无能为力，请周先生谅解!”周恩来听了之后说，宋的回话，用的虽是“外交辞令”，但也是“实情”。

　　1972年5月，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1974年初病情加重了。就在这一年，香港的一些朋友，得悉蒋介石已病重(蒋于翌年四月去世)，准备发动舆论，要求恢复张学良的完全自由。周恩来赞扬了他们主持正义的精神，但却说服他们放弃了这种做法。周说：“蒋介石还没有去世，但他对张学良的忌恨已经淡化了。你们这么一呼吁，揭了蒋介石的伤疤，搞不好，可能刺激蒋介石用慈禧太后对付光绪皇帝的办法，在临死前对张学良下毒手,结果反而对张学良不利!”

　　6.思悠悠念悠悠，时时刻刻在心头

　　1975年9月，误传张学良眼疾严重，有失明危险，周恩来十分焦虑。那时，周的病体已极其虚弱，但仍在一份批示中要求有关部门查清情况，批示的最后三个字是“(拜)托、托、托”。这是周恩来无数份批示中的最后一份。在周恩来所念念不忘的在台湾的那些老朋友们中，他最挂念的当然是张学良。真是思悠悠，念悠悠，时时刻刻在心头!

　　问：周恩来去世后，周、张的友谊还在延续。1990年5月30日，正值张学良将军90寿辰之际，邓颖超致电居住在台北市士林至善路二段221号的张学良先生：

　　汉卿先生如晤：

　　欣逢先生九秩寿庆，颖超特电表示深挚的祝贺。

　　忆昔54年前，先生一本爱国赤子之忱，关心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在外侮日亟、国势危殆之秋，毅然促成国共合作，实现全面抗战；去台之后，虽遭长期不公正之待遇，然淡于荣利，为国筹思，赢得人们景仰。恩来在时，每念及先生则必云：先生乃千古功臣。先生对近代中国所做的特殊贡献，人民是永远不会忘怀的。

　　所幸者，近年来，两岸交往日增，长期隔绝之状况已成过去。先生当年为之奋斗、为之牺牲之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大业，为期必当不远。想必先生思之亦欣然而自慰也。

　　我和同辈朋友遥祝先生善自珍重，长寿健康，并盼再度聚首，以慰故人之思耳!问候您的夫人赵女士。

　　邓颖超

　　1990年5月30日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逝世。张学良和夫人赵一荻从电视上看到这个消息，立即委托在北京的侄女张闾蘅代他们夫妇前往邓宅，向邓颖超敬献花圈，以表达哀思。张闾蘅在回答记者采访时说：“他们是好朋友，伯父、伯母从电视中看到邓颖超去世的消息，很怀念。”

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毕万闻.--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7

责任编辑：admin 最后更新：2021-12-31 17: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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