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二十四、辗转海外的父亲
2022-01-01 00:56:56  来源：西安事变数据库  点击：  复制链接

　　父亲在国外的言论都被特务们收集后向蒋介石汇报。据李志刚回忆，父亲出国不久，何应钦就曾对李志刚说：“根据驻外使馆的报告，杨虎城在集会场合，发言悖谬，物议甚多等等”。

　　7月8日我父亲正航行在太平洋上，获悉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消息，甚感激动——抗战的一天终于来到了。他当日即电告宋子文，“拟由旧金山返国，参加抗战”。宋子文回电：“以目前情况观之，请稍缓返国。”无奈，只好到了美国，后转赴欧洲。

　　父亲虽身在国外，可心系国家之安危。每到一地，父亲都受到爱国华侨的热情欢迎，他亦借机积极联络爱国华侨、青年留学生，热衷于宣传抗战，宣传抗日战争的持久性。每每讲演、座谈，即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中国抗战。并针对有些人怀有“敌强我弱”的顾虑，他从中日两国参战的性质，日本乃是侵略者，发动的是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中国则是被侵略者，是正义的反抗侵略的战争，并从日本的经济状况、人力情况进行分析后论及：中国只有坚持长期持久抗战，必能获得最终胜利，不应看重当前抗战初期一城一地的得失。父亲认为，日本的侵略越深入，战线拉得越长，他们的困难弱点会更加暴露，与英美法诸民主国家的矛盾也会进一步加深。

　　他到西班牙访问考察时，会晤了西班牙人民阵线的领导人，深入前线下到战壕里考察看望士兵，还象征性的向敌方开了数枪。据李志刚、王维之等人所著《杨虎城将军在欧洲》一书中所述：“杨认为只有全民族投入抗战，才能取得持久战的胜利。”“非民主不能进行持久战。”“不给人民以抗战民主，不发动人民参加抗战，持久战是不能坚持，战争也无法胜利!”他把抗战与民主看作是一件事情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1937年10月18日，他在马德里广播电台发表的讲话中谈到：“中国对日抗战乃一长期、艰苦的战争，中国人民以为非持久战不能达到民族解放的目的，非民主不能持久战!”从父亲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出，他积极抗战的观点比前有了系统性的升华，逐渐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抗战思想。他在国外除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外，当有人问到“西安事变”时，他也讲了发动事变的初衷与目的，以及蒋介石的口头承诺。他的抗战思想可归纳为如下几点：

　　1．中国人民应以持久战才能达到民族解放的目的。

　　2．中日两国的战争性质不同，日本是少数军阀发动的侵略战争，并非日本民众的意愿；我们的抗战则是全民族的要求，是全民族求生存的抗战。

　　3．中国目前处于日本法西斯的蹂躏之下，他们占据我土地，轰炸我城市，封锁我海口，屠杀我同胞，毁坏我文化，这都是日本法西斯兽行赤裸裸的表现，这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真面目在世界人民面前的暴露。

　　4．德、意、日侵略阵营已公开结盟，这也更加深了德意日同其他民主国家的矛盾；另一方面，英、法、美、苏等多数国家为其自身的利害关系，为维护世界和平，也会更同情援助中国。所以，如能持久抗战到底，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5．各国人民之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战争主义，其情绪纯洁，是以反战运动，架乎各国政府之上。为扩大抗战，各国人民亦能予我以更大的同情。

　　6．日本是先天不足之国，煤、铁、汽油等原料均极缺乏。故欧战以后，日本虽努力于重工业之发展，然而原料不足，其重工业与美、法、英三国，实不可比拟，如与苏联比较，日本尤望尘莫及。现时的日本政府乃一未成熟之法西斯帝国!日本此次侵略我国，纯为少数人之利益与要求。多数人民方面，痛苦呻吟。故无论日本此战的胜与败，受苦者均为人民。

　　7．综观今日之日本经济方面，日本每年收入十五万万元，今年预算支出，竟增至二十四万万四千万元，相差九万万元。以往日本税收，多来自海外市场。今因侵略我国原因，在中国的市场已完全消失殆尽。至于南洋及欧洲各国市场，亦因各国人民抵制日货而逐渐衰退。是以日本之预算日益增高，而税收日益减少，是则日本经济必至崩溃，决不能长久维持。查开战三月以来，日已耗战费二十万万元，一年则需七十余万万元，试问?日本将何以支撑诺巨之战费?其经济基础将必定动摇，可想见矣。昔时日俄之战，日本因得英、美之援助，致能击败俄罗斯，然今日本已势成孤立，已无国际之援助。

　　8．我国此次抗战系全面抗战，系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抗日战争。败必亡国，胜利可还我自由。所以坚持抗战意义非常伟大。

　　这里父亲论述了我国抗战的正义性，是人民战争，国际上多助；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属侵略性质，国际上寡助，以及日本小国经济财政困难，难于支持长期战争等观点。由此提出了“持久必胜”的论断。(以上要点均引自亢心栽、刘志强、张志刚、王惟之、王根僧等所著《杨虎城将军在欧美》一书。)

　　父亲在国外的言论都被特务们收集后向蒋介石汇报。据李志刚回忆，父亲出国不久，何应钦就曾对李志刚说：“根据驻外使馆的报告，杨虎城在集会场合，发言悖谬，物议甚多等等”。李认为：何应钦之所谓悖谬者，我想除了民主、持久战言论外，主要是指杨将“西安事变”时，蒋介石在西安口头答应的抗日条件公诸于众，这正是当时蒋介石所憎恨的。(引自李志刚《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将军出国经过的回忆》)

　　父亲对抗日战争具有较为系统的思想观点。再追溯从前，在他长期的军事实践中，也有过许多值得研究总结的东西。例如：他的部队在战争中常常都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其队伍是在战斗中通过胜利，通过缴获得到补充而逐步发展壮大的。这和他指导战争的思想是分不开的。在讨袁(世凯)护国战争期间，他只不过是一支人数很少的民团，讨袁胜利后才编成了一个营；参加靖国军时，发展成一个支队(略大于一个团)；往后参加国民军，发展成一个师；率部参加北伐，发展成一个军；参加中原大战后，打回陕西，发展成十七路军。大约二十年间，他的部队打了不少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有名的胜仗。例如1926年，北洋军阀刘镇华率10万之众围攻西安达八月之久，而守城部队只有一万人，最后取得胜利；他出关策应北伐，在河南马牧集一带，用一个军的兵力抗击张宗昌直鲁联军六个军的进攻。这次战役虽然损失惨重，但在最危急的情况下，能把部队撤出重围转移到安全地带休整，这在当时也是很不容易的。在山东打惯匪顾振和刘黑七(刘桂堂)，到河南打唐生智、刘汝明，中原大战时攻占洛阳，这些仗都打的很漂亮。他在用兵上确有高明独到之处，很有办法。如：军事行动与政治措施的配合；作战时机的选择，作战方式的运用；军队与民众的关系；军队建设诸多方面都值得研究。遗憾的是，他文化程度低，加之他长期处于戎马倥偬与政治动荡之中，未能对其战争经验进行总结，未能留下系统的文字记录。但他的军事实践足以证明他是一位善于审时度势、智勇兼备的将才。在战场上(平时也是)，父亲喜欢以辩证的方法观察事物，思考问题。例如1929年，他在山东进剿土匪顾振，当时顾振占据莒县，当我父亲的部队逼近莒县时，顾匪慑于他所率部队的声威，弃城而逃。他率领部下上莒县城楼察看时，有的军官看到莒县“城坚壕深”，就说：顾振如果坚守，我们进攻可就要费时费劲了。可父亲却说；这是你的想法，顾振不会这么想。他是草寇，他会考虑假如死守在城里，倘被我们的军队包围，自己跑不了怎么办?!他这么一说，大家深受启迪。

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杨拯民著.--北京：中共文史出版社，2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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