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源在西安事变后的第二天就不见了。忽有一天,他又来到我们屋里,当时在屋的可能还有吕正操和张于弛,我们不约而同地问他,这几天到哪儿去了?高福源微笑着得意地说,他到开封一趟。我们都惊异地问他去开封干什么?高福源说:“副司令的命令,当然要去。”我们要他谈事情的经过。
高福源说:“事变后第二天,副司令找我去说,蒋介石虽然被扣,外边谣言很多,须要澄清一下,应宣传宣传我们的主张。同时潼关仍在他们手里,我们部队现在西兰公路平凉以东地区行进中,集中前线,还需要几天时间。因此,必须派人到开封见见刘峙,说说我们的主张,同时也是个缓兵之计。否则蒋军一来,我们在军事上就处于不利的地位。副司令派我去办这件事。我说,但这个缓兵计,会不会给刘峙看穿呢?他说:刘峙是个饭桶,他看不穿。于是就通知樊崧甫,叫我去了。”
高福源接着说:“副司令为什么叫我去呢?这里是有些经纬的。河南绥靖主任刘峙是蒋的嫡系,而河南省主席商震则为杂牌,和蒋、张都有关系。刘和商又是儿女亲家,处得很好。通过商,和刘讲话是比较方便的。其次,商震当年在东北从事革命活动时,和家父及刘多荃的尊翁同在一起,所以商震对刘多荃和我视为晚辈。刘多荃是师长,自然不便出头;我呢,官卑职小,是没有这些顾虑的。”
高又说,我穿过防地到蒋军阵地前面,手摇白手巾,好半天才从阵地走出一名军官来,问明情况,经转报樊崧甫,樊传令叫我和他见面。我在通过蒋军阵地时,看到蒋军是在防守,没有准备进攻的迹象。这可能因为老蒋在我们手里,他们投鼠忌器。见樊崧甫后,他劈头就问:“张汉卿这是搞的什么名堂?”我说:“我是奉副司令的命令到开封给刘主任送一封信,内容我不知道。至于谈到这次事变,我只知道,张副司令主张停止内战,拥护蒋委员长领导全国一致抗日,决不是什么争权夺利,更不是要发动内战。”樊崧甫说:“不管怎样讲,这种举动也是鲁莽的,万一委员长发生差错,张汉卿就是民族的罪人了。我当然不希望打内战,可是人家黄埔系能答应吗?”我接着说:“樊军长不能这样讲,如果说蒋先生有黄埔,而张先生又有讲武堂,还能谈和平吗?”樊崧甫说:“好,请示刘主任,你和他见面再谈吧。”
第二天樊崧甫派卡车一部和副官两名,送我到最近的车站,搭火车直去开封。
我到开封,先见商震,把张副司令的结束内战和拥护蒋委员长一致对外的主张,又重复了一遍。商震说,咳,本来这件事也难怪汉卿。接着,商震带我去见刘峙,当面交上张副司令的亲笔信,又讲一遍张副司令拥护蒋委员长一致对外的主张。我又说,不论为国家为民族,都希望和平解决,刘屡屡问及蒋的安全。这时,商震在一旁说,这事是蒋委员长有蒋委员长的道理(指“先安内而后攘外”),张副司令有张副司令的道理(指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真是清官难断家务事!接着刘峙写了回信,我由原道回西安复命。
高福源回到西安后,东北军的部队已陆续集中渭南县的赤水一带,同时阵地也构筑好了。不久桂永清率他的教导队,向东北军阵地猛扑,由于东北军的优势兵力和坚固阵地,将桂部击退。
西安事变亲历记/吴福章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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