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的几点回忆
2021-12-30 12:01:31  来源：西安事变数据库  点击：  复制链接

　　1936年12月12日凌晨1时许，张学良带同我和王庆山、夏宝珠、田金声、张廷晏等五个侍从副官到杨虎城公馆内(地址在西安绥靖公署总部西隔壁)，与杨虎城秘密计划兵谏蒋介石停止内战实行抗日救国的重要事件(张学良到杨虎城公馆内带我一人走进客厅，其他四个侍从副官等在外面，杨虎城知道我是张学良的亲信随员，因此他们的秘密计划我亲自听到的)。张、杨二人的谈话中一再慎重考虑最关重要一点，就是怎样保护蒋介石生命安全，防止他自杀的问题，以及防止军队在行动中的粗暴伤害。经过反复细致考虑研究后，方始决定，即时由张学良命令他的卫队营长孙铭九率领卫队营官兵四个连约五百人，密速到临潼贵妃池，以迅雷不及掩耳出其不意，收缴蒋介石卫队的枪械武器，为防护蒋介石逃亡或自杀，命令一○五师师长刘多荃的全体官兵，担任贵妃池外围和收缴守卫蒋介石的宪兵武器。命令杨虎城部队担任西安城内收缴蒋介石宪兵团武器，以及扣留住在西京招待所所有的蒋介石随从人员的任务，蒋介石这次带来住在西京招待所的随从大员内有陈诚、邵元冲和其他人等约有数十余人。陈诚在事变的当时，身穿便衣正在西京招待所的垃圾箱里，后被士兵搜查出来，士兵们不认识他，陈诚即用伪名欺骗士兵得以蒙混过关，当时谁也料想不到显赫一时的陈诚竟至如此贪生怕死的狼狈相。这种丑态百出，真是代表了国民党的军人气质。其次又一个蒋介石的随从大员邵元冲，当他看见士兵进入招待所心知有异，即不顾一切竟想越过墙头逃跑，哪知就在爬上墙头时，被士兵发现，即行开枪击毙，逃生未成竟至送死。邵元冲之死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从这件事的发生情况，既说明当时的广大群众对蒋介石愤恨不满至极，大有人人皆欲得而诛之的激动情绪。又证明张学良为了蒋介石生命安全和防他逃亡自杀的深谋远虑是有道理的，如果蒋介石在越墙时被士兵发现，也可能会遭到邵元冲那样的不幸。

　　卫队营长孙铭九奉了张学良命令，立刻积极行动，当即遭到蒋介石卫队的激烈抵抗。在战斗中，蒋介石的侍卫长蒋孝先被击毙，卫士数人伤亡。在这紧急关头蒋介石急于逃命，竟将他的假牙遗忘，因此吃了几天稀饭，后由士兵拾到送还。蒋介石由卫士蒋某(此人一向是蒋的侍从，在事后他告诉我，蒋介石越墙时跌伤腰部，由他背出贵妃池的)把蒋介石背出贵妃池至墙外骊山上隐藏在山洼里。当孙铭九带领卫队营士兵冲进蒋介石住室，在室内四处搜寻，找不到蒋介石，孙铭九以事关重要，即向张学良和杨虎城用电话报告。张学良得知蒋介石不见了，甚为着急，即在电话中严厉命令孙铭九，迅速认真严密搜查，妥慎保护，并令特别注意各处水池和山上山下的丛林中，随时搜查随时报告。孙铭九率领官兵经过三个多小时的严密搜查，方在骊山上山洼里寻到，即时报告张学良，并请蒋介石下山。蒋介石先时不肯，后经孙铭九一再婉言相劝并严肃地向蒋介石敬礼，搀扶着离开山洼走下山来(到山下时张学良已派汽车等在那里)。乘上汽车护送到新城大楼(即西安绥靖公署总部杨虎城办公处)后，张学良即带我和其他侍从五人，去见蒋介石。到达新城大楼时，张学良为避免蒋介石的疑惧，只带我一人进入蒋介石的房间。见面时，张学良一如往昔，严肃而彬彬有礼地向蒋介石敬礼道惊，并向蒋介石述说：“此前我为奉劝委员长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曾三次亲身驾驶军用飞机到洛阳，曾剖腹见心地向委员长表明拥护你做一个全国人民和各党各派的伟大领袖。虽然三次忠言苦谏，而委员长始终无动于衷，逆耳不纳。今天我张学良仍同过去一样，忠心耿耿地追随委员长到底，绝无丝毫心存报复，违背良心。我承认，今日举动粗暴，这是救国心切，思维再四，迫不得已出此下策。但是，我敢在委员长面前，对天明誓，我如心存半点叛逆，绝无善终。由于我三次到洛阳，均遭你的严责詈斥，坚决拒绝，不留丝毫商讨余地。今天请委员长想一想，中国在这二十多年的内战中，已经造成了什么局面，国难深重，民不聊生，外侮入侵，怨声沸腾，内战再这样打下去国家的前途还能设想吗?今天公拟八项救国条件，要求委员长以国家为重，以人民为重，予以允纳。”

　　八项要求，当时张学良一面说着，一面将写好的书面交给蒋介石请他阅看。并向蒋介石说：“这八项要求，学良已经一再考虑，对委员长来讲，是没有什么困难，便予施行的。只要答应这八项要求，我马上亲自送委员长回南京。至于我的这次兵谏举动，是非自明。只要委员长对这八条救国的要求允纳施行，给予学良任何处分，都甘心情愿，低头领受。”蒋介石听完张学良谈话后，态度强硬，神气活现对张学良说：“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这样的要求，我绝不接受，这是办不到的。我的计划，是一定要先安内而后攘外，不然就不能集中力量对外。老实告诉你，如果不把共产党消灭掉，就谈不到一致对外。现在你只有听我的话，绝不会错的。我再警告你，在三天内，如果不把我送回南京，中央飞机一定要把西安炸平，中央大军必来剿灭你们的。话我说到这里，何去何从，随便你们吧。”蒋介石说完这些话后，张学良见此情况，知道一时难以解决问题，遂即辞出。

　　蒋介石住新城大楼两天，又将他搬到张学良公馆对面高桂滋军长的空房里居住，将蒋介石搬住此处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便于保护他的安全。张学良这一善意竟引起了蒋介石的误会，原因是请他搬到高桂滋的空房子居住，先是张学良派卫队营长孙铭九去见蒋介石的。当孙铭九一开口请他搬迁，蒋介石面色巨变，惊惧万分，即气愤地对孙铭九说，我用不着搬迁，你要打死我就在这里好了，何必多找麻烦。孙铭九听见蒋介石这样说，知道他发生了误会，遂即向他解释，说明情况，但是蒋介石充耳不闻，不再理睬。孙铭九无可奈何，即转回报告张学良，于是张学良再次到新城大楼去见蒋介石，亲自向他婉转说明后，蒋介石的面色稍舒，方始允诺，即与张学良同乘汽车迁住到高桂滋的空房内居住。张学良回到自己公馆即命令侍从副官长谭海，在高桂滋的房子周围，构筑工事，堆置沙包，派驻重兵严加保护。

　　在兵谏的第二天，西安群众在西安市广场上开了一个群众大会，并请张学良亲自出席参加。到会群众高呼，打倒卖国贼蒋介石，拥护张学良的口号。张学良听到群众喊的口号，即时走近讲桌向群众讲话，对大家说，方才大家喊的口号是不对的，请大家知道，我们这次对蒋委员长的行动，是为了拥护蒋委员长做一个真正的全国人民领袖，而不是要把蒋委员长打倒。并向群众说，我从九一八事变一直到今天，已替蒋委员长担负了十多年不抵抗的罪名了，如果我有打倒蒋委员长的居心，过去有很多的机会，要想打倒蒋委员长，早就等不到今天了，请大家不要再喊这个口号了。张学良因蒋介石态度强硬，不接受八项抗日救国条件，遂即打电报到南京，邀请张群、何成浚、宋子文、吴铁城等人，到西安来面商一切。电报去后，大约过了三天，始有宋子文、宋美龄、戴笠、端纳(端先充张学良顾问，后由张介绍充当宋美龄顾问)等人先后来到西安与张学良接洽谈判。经过他们几人与蒋介石数次开会讨论和劝说，总算答应了八项条件，当时由宋子文、端纳两人向张学良恳切地保证，蒋介石回到南京立即实施。

　　宋子文和端纳向张学良保证，蒋介石接受了八项条件，回到南京后立即实施的第二天，即12月25日圣诞节下午2时许，张学良为了向蒋介石表示忠诚无他，不食亲送回南京的诺言，决然命令侍从副官长谭海准备行装和随行人员。谭海准备完毕后，曾经问我：“海山兄，如果副司令亲送蒋委员长到南京去，会不会被他扣留起来，你跟过蒋委员长多年，当然了解他的个性，说实在的，我很担心，这不是小问题，副司令送他(指蒋)到南京，实在不大妥当。”我对谭海说：“老蒋的心肠毒辣，人所共知。他对人一向是心胸狭窄反复无常不讲信义，这次副司令亲自送他(指蒋)回南京，若以国家为重人民为重，就不会对副司令有什么不利。可是老蒋的报复心很重，把他送到南京就等于放虎归山。副司令更如身入虎口，绝对是凶多吉少，危险很大。最妥当还是派一代表送他(指蒋)回去比较妥当。”我与谭海两人谈了之后，即不顾一切地一同进张学良的房中，劝阻不要亲自送蒋介石到南京去，张学良对我两人声色俱厉地说，你两人不要瞎说乱道。于是我俩走出来，再找刘多荃、孙铭九和其他数人二次到张学良房中劝阻。当时张学良说：“你们几人劝我不要亲自送蒋委员长的意思，我明白。可是，你们对蒋委员长的估计和看法，有点过火。你们应该知道，我这次对委员长的兵谏举动，是为国家和人民着想的。我曾向蒋委员长说过，接受八项救国条件，我亲送委员长回南京。现在既然答应我的八项要求，又有宋子文和端纳两人的保证，委员长回到南京立即实施，这不会错的。如果我不亲自送委员长回南京这是对委员长言而无信，自食诺言，那么，委员长回到南京，把答应的八项救国条件也来一个说了不算，借口我欺骗他，借口我自食诺言，不履行我的要求，到那时又怎样办呢，今天的国家大事和一切问题都难解决。即或是你们说的不错，我送委员长到南京把我扣留起来，只要蒋委员长能够把抗日救国的八项要求，立即实行，我张学良纵然牺牲了，也无所谓，你们知道我的做人。而且这次我不亲自送委员长回南京，一切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如果大家再劝阻，那就是逼我自杀，再告诉大家，我宁愿为国牺牲，决不做背信弃义的匹夫。”我们几人见张学良这样坚决的表示，也就不敢再向他相劝了。遂于下午三时左右，张学良即与蒋介石同乘汽车到飞机场，到达飞机场蒋介石在先，张学良在后即时登上张的坐机“波音号”，我和王庆山、夏宝珠、田金声、张廷晏五个侍从副官守卫着飞机等待起飞。时间不久，杨虎城赶到飞机场送行，蒋介石立在机舱门口，对杨虎城说：“虎城你不要着急，三天内我一定让汉卿(张学良别号)回来的。”蒋介石说完即回进飞机，我等五个侍从副官，也立即登上飞机，立即起飞。驾驶这架“波音号”飞机的飞机师是美国人名巴尔，他以熟练驾驶技术飞出西安。再要说明，为什么张学良只带我们五个侍从副官，只送蒋介石一个人回南京，并没有蒋介石的一个随从人员和卫士呢，又为什么杨虎城不与蒋介石、张学良同时到飞机场呢，这主要原因，还是为了蒋介石的安全。因为这个时候，西安的群众和驻在西安的一部分军队，虽然对这次震撼全世界的兵谏蒋介石的举动，大势称快，但对蒋介石不抵抗的卖国行为，仍然愤恨未消，大有人人得而诛之的沸腾情绪。这些情况，张学良深为了解，因此缘故，所以极为秘密地保卫着蒋介石个人到飞机场。并命令杨虎城，在张学良和蒋介石未到达飞机场之前，在城内坐镇，防止透露消息再生变动，这就是杨虎城未与蒋介石、张学良同时到飞机场的原因。

　　张学良带同我们侍从副官五人，护送蒋介石乘坐张学良私人飞机“波音号”自西安起飞，于下午五时到达洛阳飞机场降落。在飞机场迎接的，只有洛阳军分校教育长朱姓和飞机场的飞机师十余人，预先等候迎接。蒋介石下了飞机，就立即装腔作势狡猾的态度又复萌发，虽然还没有完全暴露出他的狰狞面目，但已不似在西安未起飞时的样子了。蒋、张二人同乘汽车到洛阳军分校，吃过晚饭后，蒋介石向张学良说，明晨吃过早饭，8点钟我先起飞，过一个钟点你再起飞，避免南京方面发生误会。次早8时，蒋介石乘自备飞机起飞后，张学良仍乘“波音号”带同我们五个侍从副官于9时起飞。我们飞机飞起后，在航线上，一路不断的，蒋介石所派的军用飞机数架忽上忽下忽左忽右，紧紧追踪监视我们的飞机，这很显然的是怕张学良飞回西安所采取的行动。在快要飞到南京时，又有蒋介石派来的军用飞机数架，在我们的飞机上面往下压迫，降落之后，张学良走下飞机，迎接的只有宋子文、戴笠两人，此外还有特务十余人。张、宋两人同乘一辆汽车在先，我们五个侍从副官同乘一辆汽车在次，最后就是十余个特务分乘汽车两辆紧追在后面，一直开到北极阁宋子文别墅，张学良就在这里住下了。每天宋子文来一次，不用通报，一直上楼与张学良谈话(谈话内容不了解)。有时我见张露出不愉快的样子，也看见他的眼角起有白翳。在住进宋子文别墅的最初几天，南京各报登载东北军在潼关不肯撤退，非要张学良亲自训话，并载张学良即日返回西安等新闻。过了数日，在某一天的上午，张学良叫我预备汽车到委员长公馆开会，随即带同我们五个侍从副官分乘两辆汽车开到蒋介石官邸。到达那里只有蒋介石派的一个副官，向张学良说，今天是在总部(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地址就在蒋介石私邸旁边)开军事会审大会，请到那边去吧。遂由这个副官陪同张学良和我们五个侍从副官去到总部。走进总部大门，叫我们五个侍从人员等候，只领张学良一人到蒋介石预先布置好的军事法庭上，由李烈钧主审，军事法庭审理情况，因我们五人都留在外边，不知详细。事后据曾与我在当蒋介石交际股长时的一位旧同事亲自告诉我，他说，张学良在军事法庭受审时，态度非常强硬，大骂中央的大官员大人物，骂他们只知道向蒋委员长献媚求宠，只求升官发财，不顾国家存亡，不问百姓痛苦，骂他们是一群无耻之徒，越骂越凶，盛怒不息，大义凛然。因为张学良大骂不休，所以审讯并无结果云云。他将张学良受审情况说完又责问我，他说，你真对不起委员长，为什么张学良有这种举动，不向委员长告密呢?于是我即向他解释说，这样的机密大事，张学良能让我们知道吗?而且张学良又知我跟委员长做过事的，请你想想，张学良的秘密计划，我会不会知道?

　　经过军事法庭审理后，张学良转移到中山陵园孔祥熙的别墅软禁起来，为防止张学良自杀，把张学良住房的门锁都起掉了。审理后次日南京各报都登载了，但未宣布罪状，只说要对张学良“严加管束”。在开过军事法庭的同时，就把我们五个侍从副官的手枪缴去，送到宪兵团软禁了。我在宪兵团软禁约近一个月，即由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将我保释出来。其他四人王庆山、夏宝珠、田金声、张廷晏被软禁两个多月后释放了。

　　张学良在孔祥熙别墅被禁闭数个月后，又被送到奉化雪窦寺对面中国旅行社内软禁。我曾跟随张学良的太太于凤至女士到奉化看望张学良，这是从南京军事法庭审理后，再次重逢，相见之下，所谓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欢喜异常。特别是张学良对我的生活问题和我曾患过的心脏扩大病症，殷切地关心，在畅谈的最后，一再的坚嘱说，如果实行抗日，一定要献身杀敌。 我跟随于凤至女士到奉化时，张学良因患感冒，特请上海沪西罗别根路上海疗养院院长(美国人)密拉尔，在奉化给张学良医治。因此，张学良即请密拉尔给我检查身体，经过检查的结果说我的心脏又在扩大，必须认真休养治疗。于是张学良很殷切的向密拉尔请托给我治疗。至次日密拉尔回上海，张学良即命我跟着密拉尔一同回到上海，住进该疗养院治疗。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在奉化只住一夜，就回来了。我到上海，并未回家，在医院里，通知我妻一同住在医院陪伴，住院数月。从第一天开始，每天都由密拉尔亲自给我检查一次，自住院后需用的一切药费、住院费、伙食费等等，不但分文不收，而且用的是名贵药品，吃的是丰盛伙食，更是得到无微不至地热情照顾。密拉尔受了张学良的委托和对我的疾病负责，因此，我住该院后，始终不许出院一步，好像变相的犯人一样。至于需用更换的衣服，购买物品均由我妻出院办理。在某一天的上午，我向该院一位中国医生彭某要求回家看看，并请彭医生不要告诉密拉尔知道，我得到许可后，即时走出医院回到家中。我回家后，就不愿回去了。次日于凤至女士打电话给我，她要我仍回医院继续治疗，并说密拉尔院长说，你的毛病，再住院一个时期就完全好了，以后再住院，每个星期，可以回家看看。我即答复说，病已好了，不再回去。至第三天，密拉尔派人给我送来很多药品，并要我在家好好服药休养，不可外出走动，如感不适，随时到院检查或住院。此后，我为避免于凤至女士再劝我回住医院，也就未再与她见面。因此，有关张学良的情况，从此不知道了。 (1964年5月)

　　* 作者当时系张学良随从侍卫副官。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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