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争取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一段谈判经过
2021-12-30 12:03:05  来源：西安事变数据库  点击：  复制链接

　　一九三五年十月初，毛主席和党中央直接领导的中央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终于到达了陕、甘苏区根据地。当时蒋介石为了进攻红军和陕、甘苏区，在西安成立了所谓“西北剿匪司令部”，调动东北军，十七路军和一部分蒋嫡系军队对陕甘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大“围剿”，并以东北军为主力，由南向北疯狂进攻。中央红军一到陕、甘苏区，就同十五军团一起参加了反“围剿”的斗争。毛主席直接领导了这次反“围剿”斗争。有名的直罗镇战役，便是毛主席亲自指挥下取得胜利的。

　　十一月间，有一天，贾拓夫同志通知我，要我赶到前线总指挥部驻地——鄜县西边的套通源东村谈工作。我当时由陕北安定县的瓦窑堡星夜赶到前总。当我到达前总的时候，直罗镇战役方才结束，全歼了东北军牛元锋一○九师，大量物资俘虏要处理，显得前方异常忙碌。前总政治部负责人招呼我住下，通知我说：你来这里是主席调来的，工作将由主席当面指示。

　　在我到达前总的第二天晚上，主席就约我去谈话。我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去见主席，当时主席住在一个当地群众的土窑洞里。主席一见到我先问了陕北许多同志的情况，然后谈到了将要分配我去作的工作，主席要我前往西安，代表红军同西北军(即十七路军)谈判，争取他们同红军互不进攻，联合抗日。主席详细的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西北军的情况，主席说：西北军和东北军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由于蒋介石排斥和削弱这些杂牌军，他们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东北军要求打回老家去的愿望很强烈；西北军典型的地方势力，他们要扩大势力，控制地盘，对抗“中央”，同“中央”胡宗南部的矛盾必然会日益突出，杨先生和中下级军官都有反蒋抗日思想。我们党提出联合一切抗日力量的方针，一定会在这些部队中发生影响。我们的口号应当是：“西北大联合”。主席指出，这次谈判，成功的可能是很大的，但谈不好，也是有一定危险的，要我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具体指示：对杨部要有分析，多鼓抗日士气，少谈以往的不愉快事情，多向前看少向后看，这就是多看进步的少看落后的……”(原稿不清—编者)。

　　我完全同意主席的分析，完全接受主席的指示，按主席的指示办。并向主席汇报了我所了解的十七路军的情况。我说：十七路军参加过北伐战争，受过大革命的洗礼，从大革命以来，有不少知名共产党员如魏野畴同志等在这个部队中做工作，中下层还有不少党员迄今在十七路军中作密秘工作，在杨虎城周围还有一些同情我党的进步朋友(如杜斌丞先生等)和一些曾经参加过我党的脱党分子。谈判成功的可能性确实是很大的。我向毛主席表示，分配我做这个工作是适当的，因为我长期在陕西省委的军事委员会工作。对这个部队的历史和人物情况比较熟悉。最后我向主席表示了决心，这次出去，我力争谈判成功，如果谈不好有危险我也不惧怕。主席说：你谈的很对，现在的时机是好的，我们连续打胜仗，他们一定很动摇，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困难和危险是有的。我们各方面想到了，有了精神准备事情就好办了。祝你成功而归，万一不幸也能成仁而归。

　　这天同主席谈了两个多钟头。回到我的住处，很久没有睡着，反复考虑如何胜利完成主席交给我的这个光荣任务。在前总住了四天，主席和周付主席又给了不少具体指示和办法，还参加了东村召开的直罗镇战役的祝捷大会，待主席写给杨虎城先生和杜斌丞(高参)邓宝珊(新一军军长)先生的信交给我以后，我便从前总出发经张村锋、石鼓寺、小石窑、石底子一路赶到当时关中特委的所在地——九头塬兰衣村。

　　关中特委许多同志是很久不见了的战友，只是这里已经接近边界了，需要注意保密，所以没有一一见面，住在一个单孔窑洞内。有关同志积极地进行了两三天准备工作，找化装衣服证件，研究周围敌人封锁情况，选择外出路线。关中特委为了这件事，从边境调了一些地方干部提供情况，参加研究。有的同志主张经赤水(苏区新建县，地在枸邑县西部)出苏区，有的主张经正宁县庆阳出苏区，这些主张都有缺点，一时决定不下来。后来，我在邠县长武县之间出苏区。这个地方没有正规部队驻守，虽然有些民团，但晚上不敢出来骚扰，只是这一线我没有走过，路不熟，需要找个带路的同志。路线决定以后，便和赵洪同志起身，当天晚上到赵洪同志家中。赵洪找了他的两个乡亲为我带路。此人中农出身，在乡苏维埃工作，过去赶过牲口，经常走长武。人情也较熟悉。我们研究了边境情况，我和带路的同志便向长武方向出发，一夜未停，天明前已出了苏区到达泾河东岸。没有碰到敌人盘查。

　　从离开关中苏区，一直走了大约一百五十华里，虽然有些疲倦，但都是一帆风顺的，在距离长武二十五华里的地方，碰到了两个便衣特务，这两个家伙仔细地盘查，主席给杨虎城等先生的信是缝在皮衣里边的，也被搜了出来。这两个便衣原是“土特务”，当他们看到信是写给绥靖公署主任的，便有些瞠目结舌，不知如何发落。我观察到这种情况就装出了一付国民党大官的神气，大声问他们是谁派出来搜查行人的，并吓唬他们说，你们这样搞，杨主任知道了，对你们和你们的上级都是不利的。这两个家伙经我这一吓唬有些发慌，说他们是长武县政府派出来的。当我知道他们是县政府派出来以后，多少有些放心了，因我知道长武县的县长是党伯弧。这个人是十七路军中的老人是忠于杨虎城的人物。这时我对两个便衣说：我是十七路军的高级特情人员，是杨先生派到苏区边界做工作的，现在正要回到西安去报告工作，并且说同他们的党县长是老朋友。他们信了，请我们到附近村休息，吃饭，把他们搜去的信件也还给我收藏起来。当时我考虑，把这些信秘密的从长武带到西安是不容易的。同时，这两个便衣又知道了这件事，难免不走漏消息，估计党伯弧还不至于破坏我们的事，因为在他看来这件事暴露出去对十七路军将是很不利的。于是我决定必须设法和党伯弧县长见面，争取他同情才有避免泄露和顺利到达西安的可能。当时长武县的大门是由“中央军”守卫的，进城门受检查的这一关就得设法通过。为了避免进城门的检查，我给党伯弧写了个信诈说奉杨先生之命，有要事商量，要他到城外相会。信由一个便衣送去，另一便衣和我同行。大约下午六时，我们到达长武县北门外，党伯弧果然在路边等我。在党伯弧命令两个便衣离开以后，我对党老实说了我的来意，简略地讲了目前红军主力到达西北后的形势。说明蒋介石不信任并削弱十七路军的事实和杨先生同我们已有多次来往，此事关系国家大局，也关系到十七路军的前途，要党加以协助，在我谈完以后，党县长的态度表现犹豫，我说党先生如果能照顾国家利益，十七路军的利益，请即设法送我去见杨先生，否则可以把我另做处理，请选择。党伯弧即表示说，我非势利小人，只是如何才能平安送你到西安呢?党所顾虑的是两个便衣知道了，不好保密，长武到西安三百多里，万一出了岔不好办。这时我告诉党伯弧先生可以按我告诉两个便衣的那套说法对付两个便衣。至于护送方法，可以选择可靠人员押解的方法护送。这个做法，即可保证安全。万一出了事，也可以避免连累党先生。他同意采取这个办法，便同我一块进城。第二天清早，党伯弧选派他的亲信——保安队长带了四个兵，备了一部大车“押送”我到西安。

　　到了西安，汽车一直开到新城绥靖公署。杨虎城先生见了毛主席的信以后，令十七路军军法处长张依中接待我。此人早年曾参加过革命，他参加渭华暴动时我们曾经认识，后来消极了，但他还认识我，所以特别表示亲热。大概为了保密关系，他们把我的住处，安置在西华门军法处的看守所。张依中陪我到看守所，向他们军法处的所长吴怀仁介绍，我系十七路军的特情人员，是被红军俘虏去逃出来的，需要审查以后才能复职。我在看守所名义上是“犯人”，实际上都是比较自由的。可以到张依中、吴怀仁的办公室去找他们闲谈，了解情况。张依中在同我谈话中极力表明他脱离革命以后，没有干过坏事。并一再表示，他们所以脱离革命，只是同某些人有不同意见。假如需要他帮助的地方，可以告许他，他一定尽量帮助。有一次在谈起渭华暴动的时候，张说他对刘景桂(刘志丹)同志印象挺深，详细问了刘的情况。

　　在军法处大约住了一周。一天晚上，张依中来说，杨先生约我谈话。张令人开来一辆小车，送我到新城。杨先生在新城大楼门口等我，将我接入西客厅。我向杨先生问了好，说明了来意谈了形势，和红军联合抗日的事情。没等我说完，杨先生就提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十七路军许多人认为红军不肯讲信用。他说当我部孙尉如驻防汉中的时候，曾一度和红四方面军有过来往。但是红四方面军，无故地攻击汉中地区，我部许多人迄今还有不满情绪。

　　第二个问题是：十七路军独立旅旅长张汉民，中央(指国民党)一再指责我说，张是共产党员，陈立夫对我也亲自谈过。我认为张有魄力、能干，没有理他们的指责。但是红军二十五军徐海东部在柞水九间房设伏袭击并把张杀害，这是我很不满的。

　　第三个问题是：你们红军主力北上抗日，主张联合一切抗日部队，这个主张很好，但是如何帮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呢?我对这些问题做了详细的回答。我说，贵部孙蔚如先生同我红四方面军有来往，我们是知道的。贵部派张汉辉先生，到过通、南、巴苏区，我红四方面军，保证了安全，取得了谅解而且贵我两军在两年中，没有磨擦，孙部得以安驻汉中，兵员有了很大发展，说明红四方面军是信守了协议的。后来中央第一师胡宗南部，依靠天水地区积极向南扩张，势力伸张到四川西部，不仅我军西面受到威协，同时孙部也受到威胁，而孙部对胡宗南部不加抗拒，任其发展。特别是，当中央红军到达川西时胡部已伸入到嘉陵江西岸一带，阻碍了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为了顺利地同中央红军到川西会师，必须安全地渡过嘉陵江，要安全渡江，必须设法调离沿江驻守的胡宗南军队。所以才决定声东击西的方法。明攻汉中，威胁天水胡宗南后方，调动胡军返回天水，胡军果然以为我攻打汉中、天水，撤回了川西部队，集中天水防我进攻，给了我红四方面军回师西进的良好时机，安全的暗渡嘉陵江，完成了与中央红军会师的任务。这种军事行动，讲清楚了，先生是会谅解的。杨先生知道，汉中是盆地，红四方面军如果决心消灭孙蔚如部，就可以依靠川北苏区，三路出击，东路依万县城口进攻镇巴、西乡，中路依通、南、巴，翻越巴山进攻南郑，西路依广元进攻宁强、勉县。东、南、西合围南郑，汉中地区腹背受攻，不是更容易得手吗?何必单从西路一线进攻呢?这点也正充分说明了我军进攻汉中地区只是为了调动胡匪军之手段，并不是以歼灭孙部为目的。

　　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突围后，长期行动，得不到补充和休整，当然有一定困难的。该部到达陕豫边区后，是准备趁机休整的，可是贵部柳彦彪旅，天天尾随追击，逼得红二十五军不得不自卫。山阳一战该旅溃败，而贵部独立旅张汉民部又接踵而至，并且张部尾随比柳部更为接近。红二十五军误认该部有意寻机攻击，遂于柞水之九间房接火战斗。在战斗中，张汉民旅长被俘，由于红二十五军自从突围后和上级失掉联系，不了解张汉民同志的情况所以被误杀。这首先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沉痛损失，因为张汉民确是我党党员，现在我党中央已追认张汉民同志为革命烈士。这个事件，对于十七路军来说，当然也是一个沉痛的损失，但都可以用来作为同国民党进行斗争的有力材料。我以为十七路军并没有什么共产党。打消蒋介石削弱十七路军的借口。

　　至于红军的态度，我党在八一宣言中，有明确说明。毛主席给杨先生也写了信，想杨先生是清楚的。今后贵我双方如果不相互攻击，就不再会伤亡，这对十七路军发展壮大，对抗日救国事业都是极为有利的。我认为东北军，西北军都是抗日的，这些军队的扩大就是抗日力量之发展，也就是蒋介石卖国势力的削弱。所以我们只有帮助发展成长，防止损失，这就是我们对东北军、西北军的明确态度。杨虎城先生在谈话中暗示十七路军上下官兵都是齐心的，能够听他的话。但对谈判内容没有表示明确态度。从听他的话语气和神态看来，他对联合抗日，互不进攻是赞成的，对这次谈话也是满意的。杨先生最后向我说：他今后不能多和我谈，指定王菊人先生(当时任杨机要秘书)，张依中先生继续同我接谈。并说事情完了，有一位老朋友要我带往苏区。此后杨先生还接谈过两次，是礼节性的。一次是(王菊人先生在坐)同意王先生同我谈话的内容和所定的联络办法。一次是我要返苏区时的寒暄，表示代问毛主席，周付主席的好。

　　同杨谈话以后的第三天，王菊人先生约我到他的家里(中柳巷)谈话。王在大革命时参加过革命组织，我们是相互知道的，但这次见面，王却表示很疏远。他一开口就说红军经过长期行动，到达陕北可能很疲倦了吧?这分明是暗示红军联合他们是出于不得已。我说红军主力已顺利地到达目的地陕甘边区了。初到苏区便打了个胜仗，吴旗一战歼灭马步芳军野骡子旅大部分；直罗战役东北军一○九师牛元锋部全部歼灭，王先生大概听到了吧。我这样回答，王转话题说：搞不好，很麻烦。我说：马家部队也不是蒋的嫡系，如果他不积极骚扰，我军亦愿意互不攻击。同时马家部队和红军部队较量了一下，并未占到便宜，看起来也不像一般人传说的那样勇猛。接着王菊人先生表示同意同红军建立关系，是为了革命，望双方都能抱定互相谅解，互相尊重的原则。我们都是西北人，十七路军的情况，我还知道若干。为了国家利益，两军利益，为了西北人民利益，我们都应当为两军联合尽一分力量，都应当促成两军的合作。

　　从王菊人那里出来，回到军法处，张依中早在他的办公室等我。他一见我就对我说王菊人不够朋友，爱弄小聪明，要我多加注意。张说这话的用意何在，我一时弄不清楚只好随口应答几句。在张后来的谈话中我才了解到他是在极力表示要重新参加革命工作。由于张依中的帮助，我能够自由外出走访朋友了。于是我就设法会见杜斌丞先生。从朋友那里知道杜斌丞住在大湘子庙街。在一个晚上，张依中先生约我到他家中谈话。由张依中家中出来就去杜先生家中，杜先生知道后亲自出来迎接。我告诉杜先生，毛主席有信给他，都在杨先生那里，不知收到否?杜说没接到。他估计可能被杨先生扣押了。杜先生表示热情，问了许多陕北熟人的情况。继而分析了杨先生的态度，他说杨敢干，直爽，对蒋介石统治不满，也有进步思想，但有些简单，易于动摇，抱有统治陕、甘的“雄心”。杨先生对红军有些害怕，不敢得罪，宜多做解释，以打消他的顾虑。随后杜先生也提到张汉民的问题。并说朋友都很关心这件事的真象。我便如实地告诉了张遭害的经过，说明这个误会是大家的不幸，党中央已追认张为革命烈士。杜先生听了后表示说党处理的很适当。对于争取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问题，杜先生说：他是不准备离开十七路军的。今后当积极促成两军合作抗日。我辞出时请求杜先生代约我见邓宝珊军长，他慨然答应了。从杜先生谈完话回到住处天已很晚了。张派人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张对我说你近来活动太多了，引起一些人的注意。杨先生也知道了，不知什么人出的主张，杨先生已令我处庞子杰队长监视你的行动，怕你出岔子，如果在外边被中央(指国民党)发觉，立即设法把你抢回来，假如不可能，要先开枪伤害你，千万不给捉活的，我很担心，所以才秘密告诉你，杨先生这样布置是为了十七路军的利益。张这样告诉我，是真是假不太清楚，但说明了我的行动被十七路方面大为注意了，必须小心一些。过了几天王菊人先生约我到他家谈话，这次王的态度比较客气，他说你可以返回苏区了，杨先生认为红军和十七路军都是抗日部队，双方力量都不应削弱，要互相谅解，双方都应当避免冲突，行动尽量告诉对方，如遇到遭遇双方都不要采取包围行动追击。你需要什么东西，可以买点，前次杨先生告诉的××先生和你一块去，请你多加照应。

　　在西安前后住了一月。到此告一段落。临行前到杜斌丞先生家里辞别，传达说杜先生去了三原，他代我约会的邓宝珊先生没有可能见到了。

　　过了一天张依中先生来说明天要走了，同行人在北门外会齐，坐马车经三原去淳化，并说淳化驻军是特务二团，团长是阎揆要。我内心确实高兴，我们和揆要同志已有一年没见面了。张说杨有电话给阎团长，说你们是中央派去陕北谈判的大员，要阎亲自接待，要我不可露出马脚。送我们的又是庞子杰，真凑巧，送的接的都是共产党，那有不放心的吗?

　　早七时在北关集合了，杨先生要我带往苏区的那位先生在三原我两住在一间房子内，才知道这位“代表”也是一位共产党员，他名叫王世英。

　　次日下午四点左右到达淳化县，阎揆要团长在城南门外等候。庞和阎是老同事，先由庞介绍了王世英同志是杨部高参，介绍我是“中央大员”。阎团长，赵仲远先生摸不清头脑，只是点头。大家回到团部，阎说原来“中央大员”就是你。在阎揆要的团部住了一夜，由雷展如同志送我到苏区，雷当时任连长，也是共产党员。

　　我们进了苏区走了不到二里路，被一支武装包围了。他们是当地游击队，看我们穿着长袍，带着礼帽，不由我们分说，硬要捆我们到队部去，我们怎样解释也不听，队员们叫我们“反对派”(陕北苏区群众把国民党叫反对派)。到队部见到队长，这位队长笑着说：我们的汪政委你受曲了，只能怪我对队员们教育不好……。我说，在赤白交界线游击是要严格一些好。在他们队里休息吃饭以后，由杜队长派人送我去关中特委所在地兰衣村。

　　注：汪锋同志当时在中共陕西省委军委工作兼红二十六军政委。

西安事变资料选辑/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西安地质学院中共党史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合编.—内部出版，19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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