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年谱-节选(1936.9.22-1936.12)
2022-01-01 11:49:59  来源：西安事变数据库  点击：  复制链接

　　9月22日周恩来来函，周重申“共产党今日所求者，唯在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与真正发动抗日战争。”并指出蒋如徘徊歧路，“则日寇益进，先生之声望益损，攘臂而起者，大有人在。局部抗战，必将影响全国。先生纵以重兵临之，亦难止其不为抗战怒潮所卷入，而先生又将何以自处耶?”

　　9月23日收到张学良来电，电谓：“居今日而欲救亡图存，复兴民族，良以为除抗日外，别无他途。”希望在国防会议上确定整个计划，实行抗日。“总之，就各方面言，欲救亡必须抗日，欲抗日必须全国力量之集中。良此时在钧座指挥下尽剿匪之职责，尤愿早日在钧座领导下为抗日之牺牲。”

　　9月26日广西各界抗日救国会通电全国，敦促蒋介石领导全国抗日。

　　9月28日由广州飞抵南昌，策划军事新部署，研讨对日政策。

　　10月5日由南昌飞返南京。

　　10月初电示宋哲元到南京开会。宋哲元派张樾亭为代表赴南京听训。蒋介石在接见张樾亭时，指示“平津冀察的国大代表选举可由明轩(宋哲元)指定。今后平津方面明轩要多负责任，时取联系。”

　　10月7日在南京接见日本大使川樾茂对其表示：“就东亚大局着眼，两国国交之根本调整，在今日实有必要。我方所要求者，重在领土之不受侵害，及主权与行政完整之尊重。故中日间一切问题，应根据绝对平等互尊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原则，由外交途径，在和平友善空气中，从容协商。则国交之调整必可有圆满之结果。”最后，向日使提出：“华北之行政，必须及早恢复完整。”

　　10月22日由南京飞赴西安，督促东北军、西北军“围剿”陕北红军。

　　10月26日到王曲军官训练团发表讲话，称国民党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急缓不辨，不“剿共”而轻言抗日，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是危害国家的不忠不孝之人，一定要予以制裁。

　　10月26日到王曲军训团视察，并发表讲话，讲礼义廉耻，忠孝节义，要求大家服从领袖。

　　10月28日接见张学良，张有希望停止“剿共”之意。对此，立即驳回。在日记中写道：“汉卿乃如此无知，可为心病。”“张学良要求带兵抗日，而不愿剿共，此其作事无最后5分钟之坚定也。”

　　10月29日对记者发表谈话，谓“政府决贯彻戡乱方针。”

　　返回洛阳避寿。

　　10月31日50寿辰，发表了题为《思亲与报国》的文章。

　　接见张学良、阎锡山，张、阎要求停止“剿共”，联合共产党共同抗日。对此意见，蒋即予“面斥”。

　　颁发对陕北红军总攻击令。

　　南京举行蒋介石五十寿辰典礼，并发动全国军民献礼祝寿。

　　11月10日派陈立夫在上海沧州饭店与中共代表潘汉年会谈，转达如下意见：中共政权的称号和军队的番号必须取消，实行统一，中共军队至多编3000人至5000人，师以上干部一律出洋，半年后召回，量才录用。此意见被潘所拒绝。

　　11月17日飞抵太原，与阎锡山晤谈应付绥远局势办法，要阎锡山转告傅作义停止绥远抗战，而应集中兵力“剿共”。

　　11月18日从太原飞回洛阳。

　　11月19日飞抵济南，会见韩复榘，并通过韩复榘向宋哲元传达“剿匪”方针。

　　派陈立夫在南京与潘汉年继续会谈，转告仍坚持原提各点，决不让步，并要潘汉年将此意见转达中共中央。

　　11月24日接张学良来电，电称局势危险，并请求在洛阳会见。

　　11月28日派陈诚到绥远见傅作义，要其与汤恩伯、门炳岳协同“剿共”。

　　11月30日派陈诚在绥远慰劳收复百灵庙的前线将士。

　　12月1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贺龙、叶剑英、刘伯承、徐向前等来函，中批评蒋集中胡宗南等部二百六十个团进攻苏区。表明红军为自卫计，不得已而有山城堡之战。呼吁蒋“化敌为友，共同抗日”。

　　12月2日在洛阳接见张学良，张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说西安方面要求抗日的情势紧迫，或将生变，请务必往西安一行。

　　12月4日由张学良陪同自洛阳飞赴西安，驻临潼骊山下华清池。在西安时，面谕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已达最后5分钟成功的阶段，一个月内将完全消灭红军，“无论如何，此时须讨伐共产党”，若违抗命令，将给予“适当的处置”。

　　12月7日下午，张学良到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哭谏，说：日寇侵略我国，步步进逼，继东北沦陷之后，华北名存实亡，近又绥远告急，国家民族存亡已到最后关头。非抗日不足以救亡，非停止内战、举国团结一致，不足以言抗日。继续“剿共，断非出路。共产党现在的政策是民族抗日第一，对红军可用政治方法解决。张学良慷慨陈词、声泪俱下。蒋勃然大怒，严厉斥责其受了共产党迷惑，应加紧“剿共”，并谓：“你就拿枪打死我，我也不能停止剿共!”此后，杨虎城又去劝说，也被蒋拒绝。

　　12月8日召东北军将领王以哲、刘多荃至临潼共进早餐，要他们继续“剿共”，对刘多筌说：“现在剿共军事仅剩最后5分钟了，你们要理解我的用意。服从命令，努力剿共，方是你们应持的态度。”又对王以哲说：“你军部的电台经常和共产党通报，你还以为我不晓得，我早就知道你们的这些举动。……”

　　12月9日西安学生联合会及救国会l万多人为纪念—·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的特务警察开枪射击，打伤学生，激起学生的极大义愤，当即决定向蒋介石请愿，队伍奔赴临潼。张学良赶到现场深受学生爱国热情所感动，向学生表示可以代达他们的愿望，而予劝阻。

　　蒋介石闻讯，命令张学良派兵镇压。

　　召集司令部参谋人员开会，议决在12日发布第六次总攻红军的命令，如果张学良、杨虎城两部违令，即解除其武装。

　　12月10日分别电令各边区“清剿”主任，拟具三个月“清剿”计划呈报。

　　在临潼接见张学良，对其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请求，当场严词拒绝。

　　12月12日“哭谏”失败后，张学良、杨虎城决定实行“兵谏”，捉蒋，逼其抗日。是日晨，住在临潼华清池的蒋介石听到枪声，越墙逃上骊山躲藏，10时左右被捉获。蒋鼎文、朱绍良、陈诚、邵力子等在西安被囚禁。张学良、杨虎城立即通电全国。谓“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因对介公作最后之诤谏，保其平安，促其反省。我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亡；(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切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张学良、杨虎城、何柱国、于学忠、王以哲等人致电南京方面，说明兵谏乃为促蒋介石反省，谓“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乃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作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同时并提出八项主张。

　　张学良致电宋美龄，谓“介公为奸邪所误，违背全国公意，—意孤行，致全国之人力、财力，尽消耗于对内战争，置国家民族生存于不顾。……乃自到西北以来，对于抗日只字不提，而对于青年救国运动，反横加摧残。……学良不忍以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妥为保护，促其反省”，并欢迎宋美龄到西安来。

　　12月13日下午，张学良对“西北剿总”全体人员发表讲话：“我内心不愿作‘剿匪’工作，在外侮日迫的时候，用枪来打自己的人，我万分的难过!我曾同蒋委员长讲过几次，可惜我的嘴太笨，总未能尽其辞。”“我同蒋委员长意见上的冲突，非告一段落不可”，于是采取兵谏。“我们对蒋委员长绝对没有私仇私怨，我们绝对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付他的主张和办法。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

　　宋美龄复电张学良，谓“来京获读尊电，具见爱友之赤诚，极为感慰。惟精诚团结，始足以御侮抗敌，……凡吾兄有所建议，苟利国家，无不乐于采纳。……只要大多数认以为可，介兄个人，当以从同。”希望直接与蒋介石开诚协商，并照拂蒋介石的一切起居。

　　12月14日午后5时，端纳由上海飞抵两安，由张学良陪同见蒋介石，并面交宋美龄的来信。信中说：你的脾气不好，你心中的话总不肯很好地对部下说明，你也不能虚心地倾听部下的意见，这种情况，我很耽心。……东北军官兵是亡省亡家的人，他们要求抗日是自然的事情，你应该把你心里的话告诉他们，对他们的抗日情绪，应该很好的安慰。你不这样做，所以激出这次的事情。我托端纳先生冒险去看你，望你为国家为民族保重身体。可能和必要的时候，我愿亲去西安。在信的最后附有一句话：南京的情况戏中有戏。端纳对蒋介石说，已同张学良谈过话，张、杨对蒋先生并无恶意，只是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只要同意了这些要求，他们仍然拥护蒋先生作领袖。

　　12月16日端纳在洛阳与宋美龄通长途电话，报告蒋介石生命安全以及与张学良会谈的情况。端纳应宋美龄的请求再飞西安，向蒋介石转达宋美龄的意见：因何应钦积极布置军事进攻，为了蒋的安全，让蒋对南京方面下手令停止对西安的进攻。

　　12月17日按照夫人宋美龄的要求，给何应钦写了一封停战信。原文是：“敬之吾兄：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于本星期六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中正手启。12月17日。”并派蒋鼎文送往南京。

　　应张学良、杨虎城要求，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乘张学良飞机飞抵西安，参加与蒋介石的谈判。

　　12月18日蒋鼎文携蒋介石致何应钦宋美龄的亲笔信，飞返南京。何应钦接受了蒋介石的命令，战争暂时停止下来。在给宋美龄的信中说：“……为国牺牲绝不后悔，但愿以洁白之身还诸天地父母。对于家事我没有交代。但是对于经国、伟国，希望能好好扶养，以告慰我在天之灵。”

　　12月20日甫抵西安的宋子文由张学良、端纳陪同来见，并送来夫人宋美龄的一封信，谓“如果三天之内子文不回南京，我必定到西安跟你生死共存。”

　　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蒋鼎文飞抵西安，准备和张学良、杨虎城、中共代表举行谈判。蒋介石在会见宋子文、宋美龄后表示：改组政府，三个月内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

　　12月23日请宋美龄、宋子文为代表与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开始谈判。周恩来首先提出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二)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五)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经过两天会谈，在这六项主张基础上达成了协议。对于双方商定各项条件，表示愿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回到南京以后分条地逐步地执行，在西安不签字，不公布或对外作什么公开表示。张、杨及中共方面同意了这个原则。

　　12月24日口头答应张学良：(—)下令中央军退出潼关以西；(二)委任孔祥熙、宋子文为行政院正副院长，并与张学良商组政府名单。决定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等中央人员离开陕甘；(二)回南京后释放爱国7领袖；(四)联红容共，现在红军、苏区不变；经过张学良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后，再改番号；(五)立即召开国民党会；(六)联俄联英美。

　　对张学良、杨虎城训话，谓“今日尔等既以国家大局为重，决心送余回京，亦不再勉强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且并无任何特殊之要求，此不仅我中华民国转危为安之良机，实为中华民族人格与文化高尚之表现。”“以言此次事变之责任，当然尔等二人应负责；但论究其原因，余自己亦应负责。”“尔等二人是直接带兵之将官，当然应负责任，应听中央之裁处，”并以“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教训之。

　　晚，蒋介石会见周恩来，申明同意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中国，归蒋介石指挥，并说俟回南京后，周恩来可以去南京进行具体商谈。

　　12月25日由张学良、宋子文、宋美龄陪同乘飞机离开西安抵达洛阳。在上飞机以前，对张学良、杨虎城说：“仗不打了，今天以前的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在重申答应的六项条件后，表示：“我答应你们的条件，一定实行，否则就不配作你们的领袖。”最后说：“西北交给你们了，将来设一个西北五省统一的军事机构，由你们负责。”

　　12月26日在洛阳发表《对张杨训词》。训词中说，在离开西安之前，张学良、杨虎城“不再勉强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且并无任何特殊之要求”，并说张、杨曾“受反动派之煽惑”，此次“勇于改过”，是受其精神之感召”。

　　飞返南京。接张学良书面正式道歉，谓发动西安事变冒失违法，赧颜追随来京，静候惩罚，凡有利于国，学良绝不敢辞，纵死而无怨。

　　12月28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针对《对张、杨的训话》，指出蒋介石是接受了6项条件才恢复自由的，今后的问题是蒋介石认真地实行诺言。

　　12月29日呈请辞去行政院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以表示自己对西安事变的责任。经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慰留，准给假—个月休养。

　　12月接龙云来电，祝贺获释，并决定派高荫槐，裴存藩及长子龙绳武为代表，来南京慰问。复电龙云谓“高、裴二君及世兄来京，实不敢远劳跋涉，届时自当接晤。”

蒋介石年谱/李勇，张仲田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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