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业篇-力撑西安危局
2022-01-01 12:29:01  来源：西安事变数据库  点击：  复制链接

　　12月25日，周恩来的办公室坐满了人。经过两天的谈判，虽达成共识，但谈判没有签订任何正式文件，蒋介石只是口头表示，对所达成的协议以所谓“领袖人格”担保实现。可是，大家知道，蒋介石什么时候履行过自己的诺言呢?周恩来召集有关人士来办公室正是为讨论这个问题，认为在蒋走之前一定得有个政治文件表示才行，要么在协议上巧妙地签个字，要么发表一个声明也好。

　　正议着，张学良的卫队营长孙铭九突然神色慌张地闯了进来，问：“周先生，你知道副司令和蒋委员长一同到飞机场去了吗?”

　　“我不知道呀。”周恩来非常惊讶，“他们走了多长时间了?”

　　“有10分钟了。”孙答道。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周恩来很是着急，责备地说。人却已走出门外。

　　“我还以为他同你商量过，再说他走也没有告诉我。”孙铭九紧跟在后面解释道。

　　周恩来和孙铭九匆匆赶往机场。

　　原来，上午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一些高级军官联名写信给宋子文，口气十分强硬地说：商定的条件，必须得有人签字，并且中央军必须首先退到潼关以东才能放蒋，否则，虽张、杨两将军同意，我们誓死反对。宋子文、蒋介石见信后非常着急，急忙恳求张学良尽早让他们回南京。

　　张学良担心夜长梦多，立即告诉杨虎城准备放蒋回去，并吩咐备车去机场，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

　　杨虎城赶到张公馆，想阻止已经来不及，只好一同登车去机场。

　　等周恩来和孙铭九的车驰进机场，飞机已经升空了，看着远去的飞机，周恩来不禁叹道：“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了，凶多吉少啊!”

　　事情正如周恩来所担心的那样发生了。

　　蒋介石一到洛阳就命张学良致电杨虎城释放他的军政大员。27日，《对张杨的训词》特刊在南京各大报纸上。1937年1月4日，张学良被交军事法庭审判，判刑15年，褫夺公权5年。随后，国民党政府秉承旨意改判“严加管束”。

　　一出戏下来，张学良这只“东北虎”在委员长的自编自导下，被导入“铁笼”。

　　蒋介石在导演“审张”、“赦张”、“管束张”这场丑剧的同时，又对西安进行疯狂地报复。

　　1月5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与军政部分别发表陕甘整理办法，下令撤职杨虎城，于学忠留任。派蒋嫡系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等等。调集5路大军，共37个师向西安推进，企图武力解决西安、陕甘问题，搞垮西安的“三位一体”，削弱西北革命势力，推翻他以“领袖人格担保”的诺言。

　　对于蒋介石迫害张学良和派大军威逼西安的倒行逆施，西安军民无比愤慨。

　　一味示弱是不行的。周恩来指出：必须在政治上表示严正的态度；在军事上作出有力的部署；只有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紧密团结，在西北形成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采取正确的方针，才可能迫使蒋介石履行他抗日救国的诺言，也才有可能使张学良回来。

　　经周恩来、杨虎城及东北军、十七路军高级将领仔细商定，1月5日，由杨虎城领衔的一项措词强硬的电报发往南京，抗议南京政府扣押张学良将军和妄图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电文说“国危至此，绝不应再有箕豆之举，固尽皆知，苟有可以促成举国一致枪口对外之策，虎城等无不乐于听命，若不问土地主权之丧失几何，西北军民之真意为何，全国舆论之向背如何，而唯知以同胞血汗金钱购得之武器，施对内战争，自相残杀，则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得，欲抗日而不能，亦惟有起而周旋，至死无悔。”电报发出后，举国一片同情，各方人士纷纷表示反对内战阴谋。

　　周恩来又同两军高级将领共同商定组成三方面联军，拟定了作战计划。同时又报经中央批准，立刻电调红军主力向关中迅速集结。1月10日红军主力十五军团到达咸阳，随后红二十七军到达洛川。周恩来冒着风雪亲自赶往咸阳，看望广大官兵，讲述西安事变的意义，红军南下的目的，增强广大官兵的政治意识，统一思想，鼓舞士气。同时又对部队进行了迅速补给。

　　1月10日，周恩来写信给张学良，表示：“只要中央军不向此间部队进攻，红军决不参加作战，若进入潼关之中央军必欲逼此间部队为自卫而战，则红军义难坐视。”表明了中共与友军同舟共济的决心。

　　1月11日，周恩来又致函蒋介石，指责其背信弃义，敦促实现诺言，要蒋完成和平、统一、撤兵、释放张学良回西北主持军政。

　　面对西安方面的强硬态度和有力的军事部署，加之国内外的舆论，蒋介石一时不敢贸然开火动战。1月7日到11日，蒋介石致电包围西安的中央军顾祝同、刘峙，强调对陕策略应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南京又派东北籍的亲蒋分子吴瀚寿、王化一带着蒋的亲笔信乘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到西安，劝说西安服从南京命令，避免武力解决。顾祝同亦按蒋意派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到西安进行和谈试探。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建议杨虎城等为和平计，派代表与南京方面谈判。于是，紧张对立的局势稍有缓和。

　　然而，和平谈判正在进行，西安内部却发生了分化。

　　长期以来，张学良在东北军中形成了以他个人为核心的思想，除他之外没有任何人能领导和团结东北军。虽然张临走时曾给杨虎城的手令，指定于学忠统帅东北军，于对张很忠诚，但是他原是吴佩孚的部下，后来才投到东北军的旗下的，所以他事实上统领不了这支军队。杨虎城名义上是两军的统帅，但东北军毕竟不是他的部队，况且他的部队内部也有矛盾，不易领导，就更难于把东北军统一起来。张学良被扣后，东北军失去了领导核心，实际上处于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

　　对于西安的情况，南京方面是十分清楚的。所以，它一面以军事上加紧威逼西安；另一方面对西安的动摇分子以官相许，进行政治分化，还派出大批特务分子混入西安进行破坏和煽动活动，企图用这种卑鄙的手法搞垮西安。

　　在这种情况下，老一代将领和少壮派军官之间的矛盾日益表面化。

　　以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为代表的少壮派军官，积极热情，肯干进步，坚决支持联共抗日和发动西安事变，是东北军的骨干。张学良对他们很信任，他们对张学良也有特殊的感情。张被扣后，他们顿感前途茫然，痛不欲生，极为愤慨、甚至嚎啕大哭，如蒋介石不放张学良回来，他们就下决心同南京决一死战。但他们考虑问题思想简单，易感情行事，对大局欠虑，不懂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对推动全国抗战的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因此，他们一味主张不同南京进行和谈，而要先救张学良。

　　以王以哲为代表的大多数人能够从大局着眼，为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和前途计，认为不应该再打内战，力争和平解决，对于张学良，可以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去营救。但他们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对军队的政治工作也缺乏一定的经验，对于和战拿不出充分而令人信服的理由去说服部下。另外，有的将领作风专断，引起部下反感，更有甚者，个别人从私利出发暗中向南京投诚。

　　1月20日前后，东北军的少壮派为了营救张学良，沿街张贴宣传同南京打仗的标语，并发动了签名运动，先从团长开始，一级一级往上签名，谁不签名就视为怕死，对张学良不忠，不想营救张，别有用心等等。一时间，有一百多名团长签了名。少壮派营救张学良，宣传同南京打仗的号召赢得了东北军、十七路军中下级军官的响应，也激起了社会各界强烈反响。主战的呼声日益高涨。内战的危险笼罩古城西安，形势万分紧张。

　　面对外有中央军重兵压境，内有和战之争的危急形势，杨虎城心中充满了苦闷和矛盾。主战派不时包围他，要求他率领两军同南京拼命。主和派又不时向他进言，要求他同南京和谈，不能打仗。一听到少壮派军官激昂愤慨、痛哭涕泣的陈述和想起蒋介石的阴险狠毒，他真恨不能到战场上拼个你死我活。可是，一想到日寇的侵略和民族的危亡，发动“兵谏”的良苦宗旨，又不能不冷静下来，顾全团结抗战的大局。他“真不知道怎样才好啊!”

　　面对复杂而紧迫的形势，周恩来沉着坚定，敏锐地抓住时局的新动向，从容应变，始终不渝地贯彻执行和宣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他不辞辛劳，多方奔走，灵活处理各种复杂而棘手的问题，维护了西安的团结大局。

　　针对南京方面提出的解决陕甘问题的甲、乙两方案，经过仔细研究、权衡，周恩来向杨虎城提出了3点建议：一、为求得和平解决，须先由杨、于(学忠)通电就职。二、由他们派人去奉化面见蒋介石，对乙案坚决拒绝，对甲案可基本接受，但中央军须全部退出甘肃，在西安得留东北军、十七路军各一部，东北军可伸至咸阳。三、主要是军事上三单位靠拢，政治上利用国民党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来解决。周恩来的建议在危急时刻，为稳定局势指明了方向。

　　在张学良被扣后，周恩来以风雨同舟、热情诚恳的态度，积极地向杨建议，帮助他分析形势，解决一个个繁乱而棘手的问题，顶住了外来压力，杨虎城对此深有感触地说：“我杨某人是一杆枪起家，为了抗日救国，把这个摊子(十七路军)这样摔了，响!值!”

　　对主战派和主和派，周恩来抓住主要矛盾，着重对主战派进行耐心的开导工作，尽量说服他们在抗日救国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他语重心长地指出，打内战只能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而不利于国家、民族。教育他们应顾全大局，不要盲目行动。周恩来苦口婆心的教育，赢得了广大官兵的赞同和敬佩。

　　有一次，周恩来约东北军军官开会。周恩来在会上赞扬了东北军官兵在西安事变中采取逼蒋抗日的正确立场，特别强调团结抗日的重要性。周恩来说，“国难当头，我们一定要以国家利益为重，以民族利益为重，一定要加强团结，消除内部分歧，联合起来打日本。我们决不能上日寇和亲日派、汉奸、特务的当，自己人打自己人。那样一来，内战就会继续，日本帝国主义就会乘虚而入，中国就有灭亡的危险，你们也就回不了自己的家乡，见不了自己的父母妻子。”周恩来的演讲深深扣动了东北军军官们的心弦，他们时而点头赞同，时而热烈地鼓掌。演讲结束了，周恩来见大家还恋恋不愿离去，他于是高兴地建议道：“大家唱个歌好不好?”大家一听唱歌，齐声答道：“好啊!”一个军官站起来礼貌地提议道：“请周将军给我们指挥!”会场上顿时爆发出一片兴奋的欢笑和鼓掌声。周恩来客气地笑了笑：“我们就唱《松花江上》吧。”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低沉的声音，悲愤、激昂的旋律，把东北军军官们的心带回到遥远的松花江上，带回到可爱的东北家乡。

　　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家乡?

　　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

　　有的人流泪了，有的人低头哭泣。是啊!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那可爱的家乡?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我的爹娘?有的人紧握拳头，有的人站起来。“打回老家去”，“收复白山黑水”，群情激昂，怒火熊熊。

　　当时社会各界人士都把中国共产党看成是中流砥柱，络绎不绝地来到中共代表团驻地访问。对于来访的人，只要是朋友，周恩来宁肯不休息、不吃饭都要亲切接待，耐心地向他们解释中共的主张，帮助他们消除各种疑虑。

　　可是，对于汉奸、特务、托派分子的破坏活动，周恩来毫不留情，随时予以揭露和打击。

　　一天，周恩来到杨虎城公馆去，在路上正好碰到张慕陶等人。这个家伙心怀鬼胎，假装正经地凑过来与周恩来谈话，竟恬不知耻地要求给他恢复“党籍”，并诬蔑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阶级投降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周恩来早知道这个托派分子的底细和他在西安的所作所为，再也不能让他胡说下去了。周恩来怒目而视，喝斥道：“你这个叛徒，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就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鹰犬。我们党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求得举国一致，共同抗日。如果说这就是共产党‘投降’和‘背叛’，那只能是恶毒的诽谤，恶人叫骂，丝毫无损于我们的尊严，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也掩盖不了你叛徒的嘴脸。你跑到这里煽动分裂和内战，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才是真正十足的投降和背叛行为!”在周恩来的怒斥下，张自讨没趣，只好灰溜溜地逃走。

　　1月的最后几天，也就是和谈即将达成协议的时候，主战派的活动更为激烈，大有谁不主战就有被杀的危险，甚至扬言要对中共代表团实行“兵谏”。为了应付突然情况，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周恩来把代表团大多数成员转移到三原红军驻地，他自己和叶剑英却毅然留下来，决心支撑大局，为最终实现和平，一致抗日而工作。

　　1月27日晚，东北军少壮派军官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人成群结伙地冲进中共代表团驻地。他们对代表团人员说：“张副司令是东北军的中心，张副司令不回来，东北军就要瓦解，‘三位一体’的局面也就很难维持，联共抗日的主张也就不能实现。所以，南京不放张副司令回来，决不撤兵。如蒋军再逼进，不惜破釜沉舟决一死战。东北军大部分是这个主张，杨将军和十七路军也赞成这个主张。”他们请求红军全力支持，打垮蒋军的进攻。

　　周恩来先让他们坐下来，耐心向他们解释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宜用战争求得问题的解决。他进一步说，打仗不仅对抗日不利，也对营救张将军不利，一打起仗来，势必造成更混乱的局面。只要我们三方面好好团结，保持强大的力量，营救张将军的方法很多，不一定要用打仗的方法。

　　苗剑秋一听不主张打，就大哭大闹、大喊大叫起来，说：“你们不帮助，我们也要打!难道你们就看着我们让蒋介石消灭掉?”“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咱们就先破裂”等等。

　　孙铭九更是痛哭涕泣，泪流满面，长时间跪在地上请求红军出兵。

　　面对这种僵局，周恩来沉思了一会儿，只好对他们说：“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明天好好商量一下答复你们。”

　　1月28日，周恩来同叶剑英乘车匆匆赶到云阳镇，同张闻天、彭德怀等党政军负责人开会。经过认真分析，反复研究决定：只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两方朋友完全团结一致，就同意支持他们的主张与中央军打一仗。周恩来又立即向陕北中央请示，两小时后，得中央的同意。

　　当晚周恩来、叶剑英不顾严寒，又赶回西安，把中共和红军的意见和决定分别通知杨虎城、东北军将领及少壮派军官。周恩来对他们说：“只要你们团结一心，意见一致，红军绝不会对不起你们两位朋友，我们一定全力支持你们!”叶剑英还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参谋人员具体研究了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中共代表团和红军的诚意，深深感动了杨虎城和两军的朋友们。近来不同代表团见面，疏远了的人又都重新建立了联系。那些恶意攻击中共“自私自利”、“只顾自己占便宜，只能牺牲朋友”的无耻诽谤也不攻自破。内部一度紧张的空气一下子缓和了许多。

　　1月31日晚，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周恩来代表三个方面，在王以哲家召开会议，最后决定和战大计。会议开始好长时间没有人讲话，杨虎城请周恩来讲，周恩来说：“我们今天是以你们两方的意见为意见，还是你们先讲。”又沉默了好一会儿，杨让于学忠代表东北军发言，于看推不脱，嗫嚅了好一阵才说：“我刚从兰州来，不了解整个局势的情况，现东北军内部有的主和，有的主战，意见很不一致。我个人意见，还是应该和平解决，按照与顾祝同谈妥的条件撤兵，不应该打仗。”王、何也赞同他的分析和意见。看到东北军3个高级将领都一致主和，杨虎城也说：“从道义上讲，应该主战。从利害上讲应该主和。东北军方面既然主和，那么我们就和平解决吧!”接着周恩来代表中共和红军发言，他恳切地说：“我们一直是坚决主张和平解决的，以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有许多人坚决主战，我们为巩固‘三位一体’的团结，曾决定只要你们两方一致主战，我们也可以保留和平解决的主张，全力支持你们打一仗。现在你们两方一致主和，我们当然是赞同的。”周恩来最后还强调说：“你们特别要注意两军内部的团结，对思想不通的人要耐心说服，防止发生意外事故。”这样，三方最高军事会议作出了宜和不宜打，坚决促进和谈成功的决定。

周恩来在陕西纪事/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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