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业篇-洛川会议前后
2022-01-01 12:29:09  来源：西安事变数据库  点击：  复制链接

　　洛川会议前后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多事之秋。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在这一历史关键时刻，周恩来四处奔走，成功地解决了国共两党长期悬而未决的军事、政权和政党合作问题，并实现了红军的对日作战，从而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1937年7月7日深夜，日本侵略军突然炮轰卢沟桥。中国守军奋起抵抗，拉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坚决主张“实行全民族团结抗战，驱逐日寇出中国”；而国民党和蒋介石却企图“用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于是，国共谈判搁浅，日军长驱直入。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

　　值此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时，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等人肩负重任二上庐山，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张冲、邵力子等人谈判国共合作问题。7月15日前，周恩来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交蒋介石，嘱其立即予以公布。这个宣言是周恩来7月初代表中共中央起草的，它向国民党提出了发动全民抗战、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基本要求；重申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共合作准备实行的四项保证：即拥护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停止与国民党的阶级斗争，苏区改制和红军改编。究其主旨，则是“求得与国民党的精诚团结，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实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这个宣言义正辞严，光明磊落，充分表明了共产党人谋求团结共同御侮的决心和诚意。

　　7月17日，双方代表正式谈判。周恩来等人建议以宣言为基础进行讨论，借以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然而，这一建议却被蒋介石一票否决了。在蒋介石看来，抗战尚未到“最后牺牲关头”，“和平外交”似乎仍未绝望。因此，他将宣言束之高阁，继续采取拖延战术，重弹“改编红军”、“统一边区”一类老调。蒋介石的这一无理要求，遭到了周恩来等人的断然拒绝。

　　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蒋介石的和平幻想彻底破灭，为了使红军迅速出兵华北牵制日军，他突然对谈判又热心起来，急电中共中央，要求速派代表赴宁谈判。

　　为了民族大义，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人急赴南京与蒋介石、康泽等人重开谈判。经周恩来等人据理力争，蒋介石总算放弃了原来的无理要求，表示同意中国共产党关于红军改编等主张。最后，双方终于达成了如下协议：陕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国统区若干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和在重庆公开出版《新华日报》等。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了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这样一来，国共两党就初步实现了军事上的合作。

　　1937年8月21日，周恩来一行风尘仆仆从南京赶回陕北，准备出席中国共产党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初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的议题主要是军事和国共关系问题。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红军将领22人。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军事和国共关系的报告，强调我军在抗战初的作战方针应是：“以游击战为主，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我党在统一战线中的原则应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并对之进行了补充和发挥。他主要讲了4个问题。

　　第一，对形势要有持久战的准备。目前敌强我弱，中国尚不具备迅速粉碎日本进攻的条件。因此，我们不必急于与敌决战，而应准备持久抗战。抗战愈持久，愈对我们有利。只要群众发动起来了，八路军壮大了，我们就可以转弱为强，夺取最后胜利。

　　第二，要有自己的战略方针。我们的战略方针，就是毛泽东提出的敌后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他将这一方针称为“运动游击战”，主张我军应以游击战为主，但必要时也应集中力量于运动中歼灭大股敌军。

　　第三，正确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在统一战线中，我们既要顾全大局，也不能受制于人。我们决不能让国民党的战略方针束缚我们的战略方针，这不仅是个军事问题，而且还是个政治问题和群众工作问题。

　　第四，加强全国群众工作。我党应立即选派优秀干部分赴全国各地，放手发动群众，积极组织游击战争。各级领导对此既要有决心，又要有具体布置，一定要落到实处，早见成效。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报告了南京谈判、上海抗战和国民党的有关情况，为这次大会制定有关大政方针提供了可靠依据。

　　经过讨论，大会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在组织上进一步健全了中央军委。8月25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来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布命令，宣布陕北红军改名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9月11日按战斗序列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总副指挥改称总副司令)，责成他们立即整编部队，开赴抗日前线。

　　洛川会议后，周恩来向中共中央建议：八路军一一五师应作为先进部队立即入晋，以便为全军开赴抗日前线做好准备。接着，他又与博古、彭德怀等人取道西安赶赴南京，继续与国民党谈判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等问题。29日，周恩来等人到西安后，一连收到毛泽东两封急电，让周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速赴山西会晤阎锡山，商洽八路军入晋后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和补充计划等具体问题。原来，蒋介石两次致电毛泽东，要求八路军一次开赴山西，并指定五台山东北的涞源、蔚县为八路军防区，企图让日军将我军包围消灭。情况万分危急。周恩来遂将南京谈判工作交付博古、叶剑英等人，立即与彭德怀、聂荣臻、徐向前等人转道入晋。

　　9月5日，周恩来一行到达太原时，闻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因躲避日机轰炸已迁居太原以北的崞县太和岭口。7日，周恩来等人又赶至太和岭，终于见到了东躲西藏的阎长官。

　　阎锡山此时正在谋求与八路军合作，借以自保，因此，对周恩来等格外热情，又是开会欢迎，又是单独会谈，甚至请周恩来代拟第二战区作战计划。周恩来对晋省形势了如指掌，成竹在胸，一天便拟出一份详尽可行的作战计划。阎锡山看后赞不绝口：“写得这样好，这样快，如能这样打，中国必胜!周先生的确是个大人才，国民党是没有这样的人才的!”

　　随后，周恩来等人又先后在大同、保定和娘子关等地会见了傅作义、程潜、黄绍竑、赵寿山等国民党将领，共商联合抗日大计，并取得了一致意见。

　　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周恩来及时解决了八路军主力入晋后的各种迫切问题，并与阎锡山商定共组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为我军在山西乃至整个华北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周恩来等人的敦促下，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公开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必要。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周恩来指出：“国共实际的合作，是从军队开始的。”洛川会议前后的客观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周恩来在陕西纪事/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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