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6月18日,周恩来风尘仆仆地从重庆赶回延安,准备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研究制止国民党反共投降活动的方针和策略。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在他返回延安不久,便意外地坠马受伤了。
7月10日下午,周恩来急步走出中央军委办事处,如约赴中央党校做报告。刚才,他与毛泽东等人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谈,讨论安排具体落实《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的各项事宜。这个宣言是中共中央在7月7日发表的。它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这对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都具有重大作用。现在,他要立即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党校学员宣讲党中央的有关战略部署,希望通过他们迅速地传达给全党和全国人民。
中央军委在延河北岸的王家坪,而中央党校却在延河南岸的杨家湾,两地相距10多里。为了及时赶到,周恩来骑马前往。连日来,延安连降小雨,道路泥泞难行。周恩来沿着延河北岸的大车路策马赶路,警卫员纵骑紧随其后。当行至一个转弯下坡处,周恩来坐骑突然失蹄滑倒,将他摔下马背,右臂猛的撞在石崖上,顿时鲜血直流,染红了衣衫,等警卫员赶到时,周恩来已经忍痛站起来。他咬紧牙关,紧锁浓眉,用左手扶住折断的右臂。警卫员见状大惊,急忙将他扶往不远的中央党校会客室。
中央卫生部闻讯后,立即派巴苏、柯棣华和傅连暲等中外著名大夫赶来治疗。他们看见周恩来正伏在桌上用左手练习写字,无不佩服他的坚强毅力。印度大夫柯棣华心疼地责备说:“您不该如此不爱护身体。”周恩来强忍疼痛回答:“一个人只要还活着,就应当为党工作。”看着这一感人场面,听着这发自肺腑的话语,不少人感动得热泪盈眶。
经X光透视,周恩来右臂凸出的骨头清晰可见,初步诊断为小臂下端粉碎性骨折。于是大夫们给他做了简单包扎并上了夹板,随后抬回中央医院治疗。
治疗期间,周恩来强忍剧痛,坚持用左手起草文电。8月初,他在中央政治局做了反对国民党摩擦的报告。事后许多人才知道,这篇报告稿竟是他用左手草拟的。
8月18日,巴苏等著名大夫对周恩来的病情进行了会诊,发现他的右肘已成半弯曲状态,右臂肌肉也出现了萎缩症状。针对延安医疗条件较差的情况,大夫们建议党中央将周恩来转送外地治疗。
党中央十分关心周恩来的病情,毛泽东提议让他赴苏联治疗,兼顾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抗战情况并了解欧洲局势,周恩来接受了中央的这一安排。
经与重庆方面联系,蒋介石派自己的专机送周恩来由延安直飞兰州,然后由苏联派机接回。27日,周恩来乘机离开延安,同行的除夫人邓颖超、养女孙维世外,还有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等人。
9月上旬,周恩来等人乘机经迪化(今乌鲁木齐)飞往莫斯科。随后,周恩来被送往克里姆林宫医院。
苏联医生提出两个治疗方案供周恩来选择:一个是拉开肘骨重新接合,优点是痊愈后胳膊可以运用自如,缺点是治疗时间较长;另一个方案是保守治疗,优点是所需时间较短,缺点是以后胳膊只能在四十至六十度以内弯曲。周恩来决然选择了后一种方案。他说:“国内工作很忙,不允许我长期在国外治病。”
治疗方案确定后,周恩来认为孙维世还小,需要进一步深造,于是,便将她送进莫斯科大学攻读俄语。不久,又让她转入莫斯科东方学院,专攻戏剧导演专业。孙维世后来不仅在新中国的戏剧事业中做出了显著成绩,而且还经常为毛泽东和周恩来担任俄语翻译。
在苏联医生的精心治疗和邓颖超的护理下,3个月后,周恩来伤愈出院。他一跨出医院大门,就全力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之中。12月29日,周恩来撰写了长达116页的《中国问题备忘录》,向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人报告了中国抗战形势及中共的抗战工作,澄清了他们对中国国内形势和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某些误解。1940年1月周恩来出席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有关情况,热情赞扬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深刻批判了王明的“左”倾错误,取得了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中国革命的理解和支持。
在此期间,周恩来参预了共产国际监委会对李德的审查工作,做出了李德有错误但免于处分的结论。另外,他还探望了在苏联工作和学习的中国同志,并将遭受王明打击的中共中央委员陈郁等人调回莫斯科。
1940年2月底,周恩来乘坐苏联专机返回兰州,同机归来的还有任弼时、蔡畅、邓颖超、陈郁、陈琮英、师哲和日本的冈野进,印度的阿里阿罕等人。临行时,共产国际赠送了一部小型电影放映机、五部影片拷贝、一部电台和两大箱旅行食品(奶油、乳酪、罐头、饼干和烟酒等)。起飞后,周恩来与大家约定:旅途改用中餐,不动用两箱食品。
从兰州出发时,周恩来向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借了一辆大轿车直驶西安。在西安,周恩来据理力争,迫使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补发了八路军部分军饷,并答应让滞留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革命青年同去延安。
3月22日,周恩来率领着一支由5辆汽车组成的车队启程返回延安。他和任弼时等人坐着大轿车开路,近百名革命青年坐两辆卡车紧随其后,坐在最后两辆卡车上押运十几箱军饷的,是10多名英姿飒爽的八路军战士。
经过3天长途跋涉,周恩来一行进入陕甘宁边区南大门茶坊。刚一下车,周恩来就兴致勃勃地和八路军战士上了篮球场。大家看到他的臂伤已经恢复,都感到十分高兴。晚上,周恩来等人住进甘泉县委。他不顾旅途疲劳,立即和毛泽东通话,报告了一行人平安到达苏区的情况。
25日,周恩来率领车队回到了阔别半年多的延安。当车队驶至七里铺八路军兵站时,周恩来让停车接受检查登记,并要求兵站派人将随行人员送到有关单位。他下车耐心等候,直至一切办妥才上车驶出兵站。师哲对此不解,便问:“您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难道不可以将车子直接驶进中央机关吗?”周恩来耐心解释说:“自己制订的制度,如果自己也不去执行,那么制订制度有什么用处?再说,我们的车队运来那么多人,是我带到延安来的,怎能不关照安置他们,而自己先乘车离去呢?”
第二天一早,周恩来检查了食品箱后对师哲说:“把这两箱食品交警卫员转送到杨家岭去。”直到这时,师哲才恍然大悟,原来,周恩来与大家在飞机上约法三章,是为了将这两箱食品转送给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
下午,党中央在杨家岭沟外的宽敞草坪上召开欢迎大会,热烈欢迎周恩来等人凯旋归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出席大会并致了欢迎辞。周恩来发表了答谢词。他说,我们从莫斯科归来,大家开会欢迎,深感荣幸。接着,话头转到了正题:从报刊上看到国民党降日反共大搞摩擦的消息,实在令人气愤和痛心。但我深信,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国民党的投降反共逆流必定会被击退,中国抗战一定能获得最后胜利。会后,周恩来手摇放映机,给大家放映了《列宁在十月》等影片。他用事实向大家表明:他的右臂已经痊愈,从此可以参加新的战斗了。
周恩来坠马伤臂后,时时处处想到的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党的工作和民族的利益。这种革命工作第一、民族利益第一的精神,充分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品质,因而他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和国际友人的尊敬和爱戴。
周恩来在陕西纪事/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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