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业篇-在保卫延安的日子里
2022-01-01 12:29:22  来源：西安事变数据库  点击：  复制链接

　　1946年10月，国民党占领了张家口，继而于11月15日悍然召开伪“国大”，国共和谈破裂已成定局。11月19日，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邓颖超、李维汉等人，结束历时一年多的艰难曲折的谈判，乘美军专机回到延安。

　　临行前，11月16日下午，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举行了告别性的记者招待会。一位记者曾问到延安的军事情况，周恩来详细地叙述了这方面的形势，接着，他指着墙上的《国民党进攻解放区形势图》中代表解放区的蓝线说：“我们一直是在自己的区域实行自卫。但假若政府继续进攻，特别是进攻中共和解放区的中心延安，那就逼得我们从蓝线里打出来，那就是全国变动的局面。”又有记者问国共战争的前途如何?周恩来回答：“可以假定有两种前途：一、国民党多占城市就须多付代价。过去已经损失了35个旅，占的城是空的。我们的主力未受损失。渐渐地他的损失达到或超过总兵力的1／2时，占的城市和交通就保不住。那时逼得他考虑新的问题。二、国民党一面占领许多地方，一面又消灭了我们的主力，那它就叫做胜利。但我可以肯定地说，这种胜利它是永远得不到的。

　　形势的发展证明了周恩来的预见。

　　到1947年2月，战争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我军的变化。从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以来的8个月中，由于各解放区军民的浴血奋战，人民解放军共歼敌67个旅，71万人，平均每个月歼敌8个旅。国民党军虽然占领了我105座城市，但是，由于大量有生力量被歼，蒋介石能用于第一线进攻的兵力，从1946年10月最高峰的117个旅降为85个旅。兵力不足同战线太长的矛盾更加尖锐起来，终于丧失了全面进攻的能力，被迫放弃全面进攻的战略，改取“重点进攻”的方针。进攻目标集中在我整个战线的东、西两翼：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蒋介石的战略企图是：在山东，压迫华东解放军至胶东狭窄地区加以消灭，以解除对其心脏地区南京、上海的威胁。在陕北，则攻占延安，消灭陕甘宁边区的部队，或压迫这支部队和中共中央首脑机关、解放军总部到黄河以东，然后沿无定河封锁之。这样，蒋介石便可抽出胡宗南主力控制中原或华北，加强其战略机动兵力，将我军各个击破。这是蒋介石用心极其险恶的一着棋。为了达到目的，蒋介石下了很大的赌注，他集结了34个旅23万兵力，不仅投入了嫡系的战略总预备队胡宗南部，而且在西安集中了占空军3／5的近百架飞机助战，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并先夺取延安，以壮士气。

　　1947年2月，北方还是冰天雪地。28日，蒋介石从南京飞到西安，召集在西安的军政大员，亲自部署进犯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计划。胡宗南气势汹汹地叫嚣：要“3天占领延安”，摧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等首脑机关，3个月内聚歼我军于陕北地区，或逼迫我军东渡黄河，“解决陕北问题”。

　　当时，陕北的形势十分严峻。我西北战场仅有4个旅，1.5万人，加上后来从晋绥调来的两个旅，共6个旅，2万多人，而且装备较差，弹药缺乏，供给困难。加上在延安的党中央、中央军委机关、边区政府机关和各种学校几千人需要疏散，更增加了运输和供给的困难。形势越来越紧张，党中央决定撤退我党在上海、南京、重庆的办事机构和北平军调部人员后，立即组织延安保卫战，紧急疏散延安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周恩来责无旁贷地担负起组织实施中央决定的各项任务。

　　他首先统一部署中央机关和群众的疏散工作。早在2月18日胡宗南军分5路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区时，周恩来就召集了专门会议做了布置，确定在胡宗南进攻延安时实行坚壁清野，党、政、军、民、学各口负责同志亲自动员、布置、检查、落实。要做到不给胡宗南留下一个群众、一匹牲口、一袋粮食和片纸只字。要有计划有组织地先把重要文件、物资和老弱病员、幼儿转移到延安东北百余里外的瓦窑堡、永坪一带。党中央、中央军委、西北局和边区政府除留下少数干部坚持工作外，其余机关、团体、学校等，都分批转移到瓦窑堡一带，然后再渡黄河到晋绥地区。

　　会后，周恩来指定专人将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重要档案文件，特别是毛泽东的文件、手稿，提前转运，妥善保管。指定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曾三负责带队，将中央档案运过黄河到晋绥分局，交贺龙负责安排隐蔽，并亲自检查是否彻底清理和转运。同时，布置负责蒋管区工作的中央城市工作部和负责收集蒋管区党、政、军各种情报的社会部转移，指定童小鹏和社会部秘书长罗青长，组织一个联合秘书处，从中央机要处拨一个译电科，从军委三局拨两部电台，于3月9日晚独立行动，每天保持同蒋管区电台的密切联系，将中央指示及时传达给有关党组织，将蒋管区的情况，及时转报中央。

　　接着，同新华社社长廖承志、副总编辑范长江等研究确定，新华广播电台分几个步骤转移，采取接力的办法，以保证党中央的声音不间断地传到人民中去。第一步，立即派一个精干的工作班子带上一套发电机和收讯台、广播台到瓦窑堡山沟里准备好，当延安紧急、新华社广播电台随中央撤离时，瓦窑堡广播电台即刻用“陕北新华社”电台接着广播；第二步，通知晋冀鲁豫中央局在太行山根据地选择一个地形和条件较好的地方，组织新华社的临时总社，配备电台和干部，准备在瓦窑堡广播电台转移时，太行山即以“陕北新华社”的名义广播。重要稿件，由中央直接发给他们。第三步，由廖承志率领总社大部人员东渡黄河，经晋绥解放区到太行山根据地与临时总社合并，最后移到哪里，视形势发展再定。由范长江带领精干的小班子和一部电台组成一个工作队坚持在延安，随中央行动。经过周密安排，延安广播电台于3月18日随中央撤离延安后停止广播。19日，设在瓦窑堡好坪沟口一个小庙里的广播电台立即开始播发文字新闻。3月25日，周恩来到好坪沟看望了电台工作人员。由于晋冀鲁豫中央局的重视，4月1日，位于太行山区涉县的新华社临时总社就正式接替了陕北的广播。国民党曾动用地面和空中的各种手段侦察新华社广播电台的确切地址，企图加以破坏，切断党中央与各解放区的联系，但始终未能得逞。中共的方针政策、解放战争胜利的消息和蒋管区人民斗争的情况，得以通过电台源源不断地传向全中国和全世界，成为鼓舞人民斗志和震撼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强大思想武器。

　　考虑到进入大城市和全国解放后需要外事干部，周恩来和叶剑英又在军委驻地王家坪召集从北平、南京回来的外事人员开会，决定编成一个小队，队长薛子正，副队长黄华，支部书记王炳南，率10余人过黄河到山西三交地区。后来成了中央后委的外事组，由杨尚昆直接领导，驻双塔村。

　　大战将至，周恩来几乎每天都参加重要会议，布置检查各方面的工作。

　　一次，开会回来，周恩来问卫士李银桥：“小李，你说胡宗南这次会不会来延安?”

　　李银桥回答：“他过去已经叫喊过两次，这一次也许又是诈唬人。”

　　“你要是这样想就危险了。这一次他是肯定要来的。”周恩来两道浓黑的眉毛扬了扬，望着李银桥说：“为什么说肯定要来呢?因为他在全国打了许多败仗，被我们消灭了65个旅，活捉100多个将军，损兵折将哟，所以他肯定向我们边区出气。”

　　说到这里，周恩来露出自信的微笑：“他要来出气，出了出不了，可就由不得他喽!”

　　3月8日，宝塔山下的商会大会场里，红旗漫卷，步枪、红缨枪挺立如林。延安各界1万多人正在举行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动员大会。朱德总司令和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到会讲了话。接着，周恩来走到主席台前，他说：蒋介石、胡宗南要来进攻我们的边区，这已经是第3次了。许多人以为上两次没有来，这次也许不会来了。同志们，不要这样想，这一次他是肯定要来的。为什么要来?因为他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打了败仗。许多解放区的人民解放军消灭了他的大量部队。蒋介石在财政上也破产，滥出票子，人民已经活不下去了，所以起来和他斗。“因为这样，他想不出别的办法，他只有最后一个手段，拿进攻延安来挽救已失的民心，这岂非梦想!”最后，周恩来提高声音，充满激情地号召：“我们有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直接领导，一定能够打胜仗。大家一条心，黄土变成金。大家动员起来，保卫我们的土地，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我们一定能够胜利!”

　　10日，中央军委得到情报，胡宗南已将他的主力15个旅14万人在洛川、宜川之线集结完毕，拟即向延安进攻，并准备用伞兵袭击延安。周恩来当即起草电报，命令刚在陇东西华池结束战斗向延安前进的新四旅，要在两天内赶到延安附近，保卫党中央和延安。他们如期到达后，周恩来又交代旅首长，立即研究歼灭敌人伞兵的作战方案，一定要确保延安飞机场不被伞兵占领，并要他们告诉指战员，伞兵并不可怕，他们刚从飞机跳下来，方向都摸不清，只要沉着应战，是可以把他们完全歼灭的。大概敌人害怕伞兵跳到延安山沟里被消灭，没有实行这个计划。

　　11日上午，驻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赛尔斯上校等3人刚刚坐飞机撤离延安，下午，国民党的美制轰炸机就飞临延安上空，开始狂轰滥炸。炮火硝烟遮天蔽日，弥漫了这块曾经和平、宁静的黄土地，历时7天7夜的延安保卫战开始了。

　　13日，胡宗南集中34个旅23万人，从南、西、北三面向陕甘宁边区进攻。同时又出动了25架飞机猛烈轰炸延安市区。这时，周恩来与毛泽东已从枣园后沟搬到了王家坪人民解放军总部办公。当敌机重磅炸弹落在王家坪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附近的时候，周恩来和毛泽东、彭德怀正在军用地图前研究迎敌方案。16日，中央军委决定组成西北野战兵团，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下辖6个旅，约2.6万多人，兵力仅为敌人的1／10。双方兵力悬殊，但中共中央充满胜利的信心。17日，周恩来写信给续范亭说：“目前国内外形势，日益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倘以边区现有之力，能箝制与削弱胡之主力于此地区，则对于争取全国胜利将帮助甚大。故现时边区正以全力进行此长期战争，并不望敌人退出也。”

　　战斗打响以后，周恩来与毛泽东、任弼时、彭德怀，夜以继日地工作。周恩来接连到枣园、杨家岭、清凉山布置检查群众的疏散转移和各机关的坚壁清野，他对这方面工作很满意，说：“要不是有条延河，胡宗南连口水也休想喝上!”

　　几天中，敌军依仗优势兵力和炮火，在飞机的掩护下向延安猛攻。如果我军死守延安，必然招致重大伤亡。因此，中央决定在延安外围进行阻击，迟滞敌军行动，争取时间，掩护中央机关和群众撤退之后，主动放弃延安，留下空城一座。

　　要撤离延安，不少干部战士一时想不通，在感情上更是难以接受。周恩来反复给大家耐心地解释。在对警卫战士的动员会上，周恩来对大家说：“我也不愿意离开延安，现在走是为了将来不走。”他问战士们：“你们一顿饭能吃几个馒头?”战士回答：“三四个。”周恩来说：“三四个馒头没法一下吞下去，还得一口一口、一个一个地吃，这次蒋介石调动20万大军围攻延安，也得把他们撕开，一个一个地吃。这样才能吃掉。”他进一步指出：胡宗南集团是蒋介石的嫡系，是国民党军队的战略总预备队。他们经过长期训练，武器装备精良，有较强的战斗力。把这样一支军事力量牵制在西北战场，使它不得脱身，对其他解放区战场是个很大的支持。加之敌兵几乎是西北野战兵团的10倍，在重兵进攻面前，只有暂时撤离才能永保不败。最后，他满怀信心地说：“毛主席讲了，这次撤离延安，少则3月，多则一年，我们是一定要回来的。”

　　由于事先做了周密的布置和安排，当中央撤离延安的命令下达后，党政军民立即开始了井然有序地大撤退。曾经历过二战时捷克沦陷时希特勒“灾祸”的联合国救济总署的牙医麦达伦·罗比茨尔，在亲眼目睹延安机关、学校、医院和妇女儿童队伍从容不迫、有条不紊地走上疏散的行程后，不禁惊叹地说：这是“任何首都的最有秩序的撤退”。

　　18日清晨，敌人已逼近延安城郊。下午3时，周恩来把警卫团的几个负责人找到王家坪，对他们说：“今晚出发。我们傍晚走，你们先派一个步兵连和一个骑兵连跟着我们走，其余的坚持到晚上12点走。”他又说：“出发之前，要派人检查中央机关驻地，不能给敌人留下片纸只字。我随后还要去查看!”

　　敌人越来越近，连手榴弹的爆炸声都听得清清楚楚。毛泽东仍在办公。周恩来又到枣园、杨家岭、清凉山检查机关转移和群众疏散。黄昏前，周恩来回来，对毛泽东说：“该走了!”毛泽东说：“好吧。现在还有点时间，咱们吃了饭再走。”周恩来赞同说：“那好，吃了饭再走。”傍晚7时左右，周恩来发布命令：“马上出发!”

　　一列车队离开王家坪向东，顺着延河，从宝塔山对面的清凉山转弯，沿咸(阳)榆(林)公路向东北驶去。这时，除作战部队外，机关人员和群众已全部疏散完毕。

　　19日，胡宗南军趾高气扬地占领了延安，可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惶恐迷惑之余，只得打肿脸充胖子，谎报共军“不堪一击”、“仓皇北窜”云云。蒋介石则强作自我安慰，吹嘘国军占领延安后，中共军队的“首脑部就无所寄托，只能随处流窜”，“如此就绝对不能建立中心的力量了”等等。

　　但是，事实再一次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周恩来在陕西纪事/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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