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篇-千里明驼 万古云霄
2022-01-01 12:29:43  来源：西安事变数据库  点击：  复制链接

　　“周副主席”，“周总理”，我们历来这样尊敬、爱戴地称呼他。“威武大将军”，我们参过军的人，也一向这样钦佩地称呼他。但有时我们也直呼恩来同志，特别是在30年代以前，一般都是这样亲热地称呼他。不管人们怎么称呼，他在我们党内和人民中间素来享有极大的信任和崇高的威望。他不愧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人民的好总理。他那无私无畏、光明磊落、才气横溢、战斗不息、功业彪炳、众望所归的光辉一生，永远鼓舞着我们知难而进，奋勇向前。

　　不知疲劳顽强奋战

　　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和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周恩来总是以高昂的革命斗志、超人的顽强毅力、喷泉般的充沛精力，日夜操劳，奋战不已。有时竟然几天几夜不休息，不睡觉，当实在困倦不堪、难以支持的时候，他也只是靠在椅背上朦胧片刻，便又精神焕发地继续工作下去。而在工作任务完成之后，他也善于抓紧时间好好地休息一阵儿——无论在火车上、汽车上、飞机上，只要能躺下休息的地方，他都可以立即入睡。记得1939年底到1940年初在莫斯科，我第一次陪同周恩来工作，那时我还不熟悉他的工作方法和生活习惯，只是想到应该时刻陪着他，没有料到他竟会三个昼夜不停地工作下去。我虽然也曾利用空隙稍事休息，但在三天工作任务完成以后，就已经精疲力竭，头昏脑胀，简直不能设想我自己成个什么样子了。而周恩来同志经过一昼夜的休息，依然是一位神采奕奕、精力充沛的威武大将军，的确使人望尘莫及，叹服不已。

　　周恩来经过长途跋涉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后，约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中央领导核心不断举行会议，听取他的汇报(他这次带回来一些有利于我国革命和坚持抗战的好消息)，讨论了一系列重大问题，并对各项工作重新进行了调整和安排。他在延安一完成工作任务，就又立即带了一批干部到重庆去了。

　　仅从1939年11月至1940年4月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光拿他奔波的路程来看，几乎等于绕地球半周，而他完成的工作量，如果由别人来做，我想至少也需要两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才行。何况，他是在莫斯科经历了一段时间住院治疗手臂的艰难痛苦历程，刚刚恢复健康，就投入了极其繁重的工作并为此而长途跋涉的啊!

　　惊人的记忆力

　　我第一次遇到周恩来是1928年8月下旬，他在莫斯科高级射击学校的孔采伏野营里给我们部分军校学生作关于“六大”的传达报告。他讲得时间很长，很详细，从下午六七点一直讲到第二天凌晨两点钟。但没有人觉得疲劳困倦，都是聚精会神地倾听着。由于第二天清早周恩来就要回莫斯科城里去，所以散会后，一些人还围着他，要谈谈自己的问题，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当时我要求回国工作，而且已决定送我回国了。他答应把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到中共代表团里去研究，统一解决，统一安排，然后分别通知大家。但不知为什么，后来又把我留在苏联工作了。令人惊奇的是，事隔11年，人世不知经历了多少变迁，1939年我们再次相遇，当我提起往事时，他居然还能回忆起来，并给我解释当年处理那些问题和中共代表团作出决定的经过。

　　总理记忆力之强，的确是惊人、超人的!那时在许多谈话、会谈、谈判的场合，很少作记录。但他对谈话的经过、细节基本上都能记住。他回忆起来，往往比我们做翻译工作的人还更清晰、更准确。

　　我常常听到周恩来对许多以往的问题和人事的回忆，总是讲得有条有理，活灵活现，就像是昨天才发生和经历过似的。有一次，在一个十分隆重的大型宴会开始前的几分钟，周恩来口授了他将要在宴会上讲的一段较长的祝酒词，叫我们用外文记下来，作好修辞，以保证翻译质量。当时我们马上准备好了译稿，至少也有500字。在宴会上祝酒时，他手上并无文稿，但他讲的同他事先口授的词句，一点也不差。这种非凡的记忆力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誉高望重先声夺敌

　　1940年2月下旬，我们一行10人，随周恩来由莫斯科返回延安。在途经国民党统治区时，周恩来充分显示出战略上藐视敌人与战术上重视敌人，大无畏的革命胆略与细致入微的组织安排，无产阶级立场的坚定性与斗争方式方法的灵活性相结合的斗争艺术和卓越的组织才能。当我们乘坐苏联飞机抵达阿拉木图，快要踏上祖国领土的时候，恩来同志就提醒大家，进国民党统治区后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当时统治新疆的是杀人不眨眼的军阀盛世才。但是，这家伙却装出一副“革命进步”的嘴脸，采取各种方式表示他对共产党的同情、好感、崇信和爱戴，以迷惑人们。我们抵达乌鲁木齐后，盛世才就对周恩来殷勤款待。但周恩来决定我们一行都下榻在以陈潭秋为首的我党驻新疆省代表团的驻地。落脚以后，周恩来又细心地安排了我们的集体活动计划，明确规定了大家应当遵守的准则，详尽地告诉大家进入内地时应该注意的事项。他还根据每个人的身份和具体情况，分别给我们起了姓名，如“林吉”、“王大才”等等，我的名字“师哲”，也就是这时他给我取的。这种针对具体环境和实际情况，细致入微、有条有理的安排，使敌人无懈可击。大家在他的领导下，机动灵活地对付和战胜了敌人的阴谋诡计。在新疆停留期间，周恩来还利用当时的形势，跟盛世才周旋了几天，替我们驻新疆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干部和学生解决了一系列的迫切问题。

　　我们的第二站是兰州。飞机刚一降落在兰州机场，一个国民党上校军官带领一批人走近飞机，虎视耽耽地准备检查，气氛相当紧张。周副主席沉着冷静地坐在机舱里，叫我先下去看看形势。当我走下飞机，向那个上校说明：“机上是周恩来先生、他的家眷和随员”时，那个上校幡然改容，肃然起敬说：“我是周先生黄埔时期的学生，我欢迎我的老师!”周恩来走下飞机，他趋步上前，简直像是汇报似的，介绍了一番他们的情况，既未登机，也未检查，只问了一声：一行多少人?然后就要用他们的汽车送我们。我们谢绝了，因为伍修权早已准备好用自己的车子接我们到八路军办事处去。在兰州，周恩来又一次替大家进行了安排。不仅关心到大家的政治安全，连大家的生活和行路中应当注意的细小事情，如购置被褥、被单、面盆、口杯等日常用品，以至一块油布、一根绳子等等，他都考虑到了。并且再三叮咛要大家备齐，以免在路上发生困难。那几天，周恩来进行了广泛的活动，跟当时的国民党甘肃省主席朱绍良打交道；同苏联驻兰州总领事进行长谈。朱绍良还派了一辆大型旅行车，把我们一行送到延安。

　　路过西安时，周恩来仍然下榻于八路军办事处。除了安排我们自己的事情外，还得同陕西的国民党头目蒋鼎文等周旋。这时，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的屋前屋后，附近的大街小巷，以至门前空场上，都有一些鬼鬼祟祟的便衣特务窜来窜去。人们知道，正是周恩来在1936年西安“双十二”事变，决定国家民族命运的关键时刻，肩负着党中央的重托，不畏艰险，率领我党代表，从陕北日夜兼程驰赴西安，使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从而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可是，现在正当国共联合抗日的时候，他从苏联治病回来，路过西安，竟被国民党当权者们视为危险人物，兴师动众，如临大敌，彻底暴露了他们背叛民族利益、媚敌卖国的真面目。周恩来不仅大勇弥天，藐视群丑，而且应付妙策早已成竹在胸。西安西门那时有国民党一个营的兵力把守，周恩来的车子开出西门时，他们的营、连长都走了出来，看样子要盘问、检查、刁难一番的。但当告诉他们这是“周恩来先生的公车”时，那些营连长马上立正施礼，面带笑容注视着车内，既是表示敬意，又是企望能瞻仰周恩来的丰采。他们连护照都没有看，也不再问什么，站在一旁，恭送车队通行。周恩来的车子到了洛川县城，夜宿在一家小饭店里。大家因一路劳累，早就休息了，半夜时分，突然一个国民党官儿，带几个随从打着灯笼前来“拜访”，自我介绍说：“我是黄埔军校时期周先生的学生，现任洛川县长，要求拜会周先生。”因为我们都已休息，所以在做一番安排之后，才让那位县长进来。周恩来当然记不得他了，他却滔滔不绝地讲述往事，还谈了不少的客套话，然后告辞而去。不管他的拜会有几分诚心，但周恩来在国民党中下层官员和广大群众中的影响是极深的，威望是很高的，人们敬仰他、钦佩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处处事事以身作则

　　当周恩来的车子驶过界子河，进入我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茶坊时，情况和气氛就完全变了，真是两个天地，两个世界。人群一齐涌向我们的车子，团团围住周恩来问寒问暖，热情交谈。稍事休息后，还一块打了一会篮球，根本分不清谁是干部，谁是群众。那个热烈场面，使我这个初次见到我们亲人的人，愣愣地看得出神，内心里交织着激动、喜悦、惊愕、复杂的感情。当车子继续前进到可以望见延安宝塔时，周恩来指示，所有的车辆一律开到七里铺八路军兵站，在那里登记、受检查，并由兵站负责安排，把所有人员分别送到各有关单位去。兵站的负责同志用敬重关心的口吻说：“副主席的车子不必登记检查，可先开走，快点回机关休息好了!”周恩来却坚持一定要按规章制度办事。他的车子停留的时间最长，直到全部事情彻底办妥后，他才放心地让自己的车子最后驶出兵站。有一次我问他：“你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难道不可以把车子直接驶进中央机关吗？”他耐心地解释说：“我们自己制定的纪律、规章制度，如果我们自己不能遵守，怎么能要求人家去遵守?制定制度有什么用处?再说，我们的车队运来那么多人，是我带到延安来的，怎能不关照、安置他们，而自己先乘车离去呢!?”这段意味极其深长的话，道出了一条马列主义真理——在无产阶级的纪律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对革命同志的关怀必须始终如一。周恩来的上述言行，使我牢记至今。他在这方面给我们树立的榜样，历久弥新，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时刻关心毛泽东

　　我们从莫斯科回国的时候，“远方”(这是过去我们对共产国际的代称)给大家准备了两大箱旅行食品：奶油、乳酪、各种罐头、饼干，以及水果糖、巧克力、烟、酒等等。但在旅途中，周恩来建议大家一概放弃西餐，改用中餐。对这个建议大家自然都是拥护的，然而却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办，心想把这些东西带到延安去，岂不是等于背着石头进山吗?!

　　到达延安第二天清晨，周恩来亲自检查了食品箱，然后对我说：“把这两箱食品交警卫员，转送到杨家岭(毛主席的住地)去!”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心里时刻想着毛主席啊!即使出了国，在万里之遥的异乡，他还是这样无微不至地爱护、关怀毛主席。

　　一天，周恩来要我同他一道去杨家岭拜会毛主席。这天，毛主席正为张鼎丞夫妇设晚宴，庆贺他们的新婚。我们也参加了晚宴。饭后，周恩来陪同毛主席和其他同志一道到中央礼堂去看电影。看的是《列宁在一九一七》。影片和小型放映机都是周恩来从苏联带回来的，并且由他亲自放映，要我做翻译。这件小事，同样反映出他对毛主席和革命同志们具有多么深厚的阶级情谊和友爱啊!

　　人们愿意向他讲出心里话

　　我们深切怀念周恩来同志，永远忘记不了他那平易近人、和蔼亲切的形象；关心他人，诚恳热情，平等待人的作风；神采奕奕，富于魅力，泰然自若的风度。跟他在一起工作、生活，永远不会感到枯燥、寂寞，更不会感到拘束、畏缩。他像冬天的太阳，使人愿意跟他接近。他总是利用一切机会和可能来关心和帮助同志们改造思想，排除困难，解决问题。大家也愿意把自己的心事或愿望向他倾诉。他既能给你解开思想疙瘩，让你豁然开朗，又善于帮你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他的谈话总是含有启发诱导的教育意义。在40年代，周恩来经常来往于延安和重庆、南京之间，延安的同志都希望他多回来几次。因为那时，每个同志无不关心国际国内形势，以及有关的各种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周恩来是享有最高权威的，所以他每次回到延安都要给大家作报告，解答同志们提出来的大量问题，澄清不少的疑问，鼓舞人们昂扬的斗志，坚定胜利的信心。

　　周恩来对同志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体贴，使人们对他敢讲实话，愿意讲心里话。即使明知自己做错了事，讲错了话，也仍然敢如实地向他汇报。不仅不怕他生气、批评，还相信他会予以指教和纠正，使自己能够得到教育，得到提高。1948年夏，一位同志在工作中违背了中央精神，犯了本位主义错误，苦闷了好多天，后来鼓起勇气，去找周恩来，老实讲了自己的问题，承认了错误，但却仍怕中央知道，要求替他圆场。周恩来冷静地审查了他的问题，弄清了实质，指出他绝对不能对党掩饰，而是应该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否则就会错上加错，并向他作了进一步的启发和教育，终于使他解除了顾虑，放下了包袱，以后他的工作做得比较出色。干部们在周恩来面前，总是将心坎的大门向他敞开着。正因为这样，他也常常能了解到真实情况，洞察干部的思想底蕴。他不仅能使同志和朋友对他开诚相见，有时甚至能使敌人也不得不向他吐露真情，而不敢弄虚作假。我还注意到，周恩来不论是在什么场合，不论谈论什么问题，也不论交谈的是同志、是朋友、还是与他交锋的敌人，在交谈中即使可能发生激烈的争论，但在最后，对方总是口服心服，感到心情舒畅，似乎还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满足。极少出现对立僵持的难堪局面，任何人也讲不出愤愤不平的气话来。那么，他的这种通人心灵的钥匙和感召人的魅力究竟在哪里呢?我长期以来总想探索这个问题的答案，最终我得到的结论是：他待人以诚，处事客观，通情达理，谦虚谨慎。可能有人会说，这几句话，我们是天天挂在嘴上的，有什么稀奇?我说，不错，天天挂在嘴上而永远不见诸实行，只是把它作为宣传，那的确算不了什么。但我所说的，是从周恩来的生平活动、现实言行中总结出来的，那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了。我的这几句话，仅仅是就周恩来待人接物这一方面而言的，决不是对他的全面评价。而他的修养、品德、作风也绝不是这几句话可以概括得了的。然而他在与人们相处共事当中，正是这些最根本最高尚最突出的本质，感人至深，从而使人信赖他、服从他。就像一个某国外交人士说的那样：“我本来想要在与他(周)的交锋中赢得上风，但末了，却成了他的自甘情愿的被征服者。”

　　“革命的骆驼”

　　周恩来的功勋、贡献、学识、才能，尤其是那高尚的思想作风和道德品质，无论在党内党外、国内国际，都是素孚众望的。

　　在延安的时候，周恩来常常深入基层，同中下级干部一起搞集体文娱活动或闲谈聊天、讲故事，有一次，在兰家坪一个干部的窑洞里，周恩来参加了这种闲聊天的座谈会。一位同志把这种座谈会诙谐地称作“废话公司”。另一位同志反驳说，虽是废话，但也是有益于身心的良言佳话。恩来插话说：“一切都是辩证的，而辩证观点是革命的。”在交谈中，另一位同志说：“我仔细研究过骆驼的性格、能耐，它的特长是具有高度的顽强性、坚韧性，能吃苦耐劳，能忍饥忍渴，有很大的负重力和牵引力，能超越最难跋涉的戈壁沙漠，能抵御狂风暴雨，有抗寒、抗疫能力，能团结拒敌，直至获胜。骆驼被誉为‘大力士’，也不愧为‘沙漠之舟’，但它又从不哗众取宠，总是默默然一步一个脚印坚持不懈地为人类效力。在诗词中，对骆驼也有过不少赞誉，但它在历史上对人类究竟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至今还没有一个比较全面公正的评价。”接着，他宣讲了几句史诗式的赞词，可惜我忘记了。然后他说：“恩来同志，你就是我们党内、革命队伍里的一头骆驼。”周恩来马上回答说：“不，只是一头毛驴子。”于是，大家又纷纷议论起来，说：“毛驴子在陕北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中起的作用，也是不可估量的。即使在革命战争中，对支前和交通运输方面，毛驴子起的作用也是很大的，只是它为人类服役已习以为常了，所以就不考虑、不注意它对人类的贡献，也就谈不上给它作出什么合理的评价了。然而劳动人民是知道的，心中是有数的。”这时，有一个同志激动地站起来说：“我自觉有愧于心的是，至今还起不了毛驴子一条腿的作用。”于是，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应努力向恩来同志学习，加强锻炼，使自己坚强起来，能为革命挑起较重的担子!”

　　其实，远在二三十年代，我在国外就多次听到过人们对周恩来的称赞：“周恩来在工人中间，特别是在上海，在全国青年学生和知识界中享有崇高的声誉和威望，受到无限的尊敬和仰慕。”1939至1940年周恩来在莫斯科住院治病期间，许多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同志，都希望他安心治病，好好休养，但又热切地盼望着同他早日见面，听取他带来的好消息。共产国际的相当一部分负责人和高级干部早已知道从中国来了一位毛泽东的使者——周恩来(当时一些人就是这样称呼和谈论他的)在住院治病。其他许多人虽然还不知道他已经抵达莫斯科，但对他的名字却是久已熟悉的，而且知道他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政府里有较高职位的人；他所代表的党、人民、武装力量以及他本人的威望是举世共仰的。不少人悄悄地向我打听：“周恩来出院了吗?什么时候会来国际机关?真想看看他，以饱眼福!”有一位天真稚气的女秘书还要求我事先告诉她：周恩来在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经过，以便她能隔着玻璃窗望他一眼。可见周恩来当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望之高了。周恩来在医院度过一个多月时间，一出院，就立刻投入异常紧张繁忙的工作。他有时偶尔在共产国际办公机关的大院里散步，也到机关大饭厅里去用餐，又多次参加过各种会议。在出入厅、院，经过走廊时，人们看见他就向他问好致意，有的人笑脸相迎，有的人还要跟他攀谈几句。恩来同志总是和蔼可亲、诚心诚意地应酬每一个人，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美好印象。许多人后来一直念念不忘地回忆着恩来同志。直到50年代初期和中期，我到莫斯科、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和东德时，偶尔遇到当年的熟识者，他们总还要回忆以前在莫斯科同周恩来相识和交谈的情景，并关切地询问他的健康、工作与社会活动情况，有些人还谈到周恩来对他们的帮助和影响。这可能是由于他们还记得周恩来当年给他们讲述中国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和为民族解放而进行的史无前例的抗日战争，也或许记得我曾经给恩来同志做过翻译的缘故，记得在罗马尼亚和捷克都碰见过这样的人，他们说，当年(指30年代)他们对于在中国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所谓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总是弄不清楚，认识不了它的奥秘，摸不准那迂回曲折发展的来龙去脉。直到听了周恩来的报告和讲解后，才基本上弄明白了。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彻底战胜希特勒法西斯侵略者的战争中，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曾给了他们很好的借鉴。共产国际的一些著名人物，如库西宁、曼努意尔斯基、拉科西、皮克等人后来都曾回忆过周恩来同志。特别是德国的皮克，自1950年至1956年每次遇见周恩来同志时，总要表示他熟悉周恩来，也总要夸周恩来是一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每次会见中国代表团的人员时，他也总要提到周恩来，而且有时对着中国同志举手高喊两声：“周恩来!周恩来!”我当时不能理解皮克所以这样做的全部意义，但给人的印象，好像“周恩来这个美好的名字就代表着中德之间的友谊”。

　　最理想的好总理

　　1947年3月，蒋介石按照他的反革命预谋，向陕甘宁边区发动了全面进攻，矛头直指革命圣地延安。周恩来在敌人占领延安后不久利用送刘少奇和朱总司令到晋察冀去的机会，在山西临县三交镇整顿了设在那里的中央后方机关的工作，并作好人事安排，从而使后勤工作能够有条不紊地发挥它应有的效能，保证了对前方的供应。羊马河战役之前，大约4月上旬，周恩来又从山西返回陕北，与中央会合，同毛泽东和任弼时等一起转战陕北，指挥全国的人民解放战争。在那艰苦的岁月里，他和任弼时密切配合，协助毛主席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安排、调整工作，使各解放军部队之间，各解放区之间，经常在人力、财力、物力、军力等方面互相配合，互通有无，互相调剂，互相支援，从而保证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伟大的实践又一次证明，周恩来同志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战略家，卓越的筹划者、组织者，是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方针、路线、政策和指示准确无误而又机动灵活的执行者，是有着丰富实践经验而又成熟老练的革命实干家和深孚众望的卓越领导者。

　　1949年7、8月间，斯大林同中国代表团谈论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大好形势时，曾经指出：中国共产党从一切方面来说，已经是一个完全成熟了的党，首先是中央领导已经成了政治上完全成熟，组织上异常坚强的指挥核心。这是你们党在革命实践中锻炼出来的，确实难能可贵啊!接着又说：“中国革命很快就会取得胜利，那时你们就将成立新的共和国，组织中央政府。不过在这方面也不会遇到什么困难，因为你们有周恩来这样一位现成的总理，哪儿去找这样一位理想的总理呢?!”

　　斯大林的这段话，是无须再加任何解释和评论的。

　　周恩来在半个多世纪中，忠心耿耿、艰苦奋斗、不遗余力，为党、为革命、为人民贡献出自己毕生的心血和精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漫长的征途中，他既战胜克服过无数次的困难和障碍，也获得过许许多多重大的胜利和辉煌的成果。不愧为毛主席的好辅弼和人民的好总理。他虽然离开了人间，但他永远活在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心坎里，他没有死，他是与天地并存的。

周恩来在陕西纪事/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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