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谊篇-周恩来与汪锋
2022-01-01 12:30:00  来源：西安事变数据库  点击：  复制链接

　　汪锋是陕西蓝田县人，参加革命后曾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进行了被称之为“奠基礼”的直罗镇战役。战役刚一结束，正在清扫战场，毛泽东就派人把被错误关押的汪锋从瓦窑堡监狱里放出来，派往西安，完成与杨虎城将军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重任。临行前，周恩来找汪锋进行了交谈，作了重要指示和吩咐，这是汪锋同周恩来的第一次见面。时值初冬时节，雪花飘零，炉火融融，周恩来机敏睿智的目光，和蔼可亲的谈吐，使汪锋一年来委屈压抑的神情，消失到五里云外。汪锋不负重望，出色完成使命，受到周恩来的嘉奖。

　　半年后的1936年9月，党中央又派汪锋赴西安，到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开展党的秘密工作。行前，周恩来找汪锋进行了一次长谈，作了十分详细明确的指示，对汪锋说：党中央决定你去西安地区开展十七路军中党的工泎，同时也要把地方中没有问题的党员组织关系恢复起来。由于杜衡叛变，关中地方党组织破坏严重，但在十七路军工作的秘密党员没有暴露，一直保存下来。这是一些非常宝贵的老党员。如何在十七路军以及在具有爱国思想的国民党军队中进行工作，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针政策问题。应该把我们党过去在国民党部队中的工作好好总结一下，以利于今后在国民党领导的几百万军队中开展工作。周恩来通过回顾以往在敌军中开展党的工作的经验教训告诉汪锋说：我们过去总认为敌军中士兵出身苦，受压迫，而军官生活富裕，容易动摇，因而重视在士兵中开展工作，而轻视做军官的工作，往往是有了几个党员，就搞暴动，发动起义，结果自己把自己孤立起来了。这种作法要改变，要注意保存现有秘密党的力量，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搞起义。只有到了国民党蒋介石要消灭这个部队，使这个部队无立锥之地的时候才有起义的条件。周恩来特别指示，十七路军的阎揆要团，如果有一天被编成一个军，阎揆要任司令员，你任政委。这是党中央决定、认可的，到时可以不必再向中央请示了。还必须注意，如果阎团起义了，活动地区要尽可能地靠近苏区，这样便于同红军配合行动。

　　周恩来还特别强调，抗日要联合多数，凡是同我党素有来往的国民党部队，我们就不在其中搞起义、搞兵变、搞分裂、搞瓦解了，而要搞团结的工作。工作重点放在上层，做官长的工作。哪个部队的高级带兵官是党员，哪个部队的下级军官、士兵中秘密党员就站得住脚，就能存在下来。阎揆要团，如果没有他这个团长，我们在这个团的秘密党员能不能保存到现在呢?如果没有阎揆要掩护，我们党的干部在这个团作军官、文书、教员等能保持下来吗?过去，我们对国民党领导的部队如何进行党的秘密工作，如何保存和发展党的组织，缺乏具体分析，总是一味组织士兵搞兵变，这是“左”的错误的作法，其结果是建立不起党的组织。现在必须把这种“左”的错误作法彻底改变过来。必须按照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办事。要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包括高级将领，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周恩来还嘱咐汪锋要注意广交朋友，放手做官兵的工作。对一些思想落后的人不能叫人家“反动派”。有些人对党还不了解，反对共产党，但他们当中绝大多数还是爱国抗日的，仍然是可以争取的。周恩来对汪锋说：只掌握一个团不行，要广泛发展，要以阎揆要团为中心，派党员到友邻部队中去当兵、当官长，开展工作，把党组织建立起来。对杨虎城的部队，只能搞团结，不能搞分裂，更不能拉出队伍合到阎团来。我们绝不背着杨虎城把他的队伍拉出来扩大红军。周恩来还风趣幽默地说：我们共产党人要吃国民党的饭，拿国民党的钱，办共产党的事，有什么不好呢?我们要学得聪明点。你们也不要自恃清高，太艰苦了。古人说：“千里做官，为了吃穿”。我们革命工作也需要活动经费，该拿的钱，还是要拿，拿来作为革命的活动经费，有什么不好呢?绝不能因过分清廉引起怀疑而暴露了共产党员身份。

　　周恩来还要汪锋在十七路军工作方法可采取举办军事学校、训练班等，来提高官兵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周恩来还谈了对其他“杂牌”部队的态度，指示还要作包括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等马家军的工作，尽管马家军是封建地主势力，只要我们做法对头，做好工作，他们当中也会有人变的。还要做好东北军的工作，不能使他们感到无家可归，走投无路。

　　9月24日，汪锋同叶剑英、潘汉年、边章五及刘克东等十来位同志化装成国民党南京政府谈判代表团，由富县张村驿出发经洛川到达西安。叶剑英、潘汉年是去东北军张学良那儿开展统战工作的，刘克东则是由汪锋设法安排到阎揆要团搞电台工作的。汪锋到杨虎城十七路军特务二团驻地白水县城，他代表中共陕西省委军委宣布成立了中共特二团党委会，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安排部署了党委会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从此，特二团党的工作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团党委和300多名共产党员遵照新的工作方针和精神，主动、灵活地利用在国民党军队里的合法身份，在全团官兵中秘密地、半公开地宣传团结救国、逼蒋抗日的主张。

　　12月12日，西安事变似一声惊雷，震撼了古城，轰动了中国和世界。17日，周恩来以中共代表身份从延安飞抵西安，协助张、杨解决西安事变。19日，周恩来约汪锋谈话，询问了十七路军以及其他一些党外朋友对西安事变的反映。汪锋向周恩来汇报了十七路军官兵和广大市民群众对捉蒋的兴奋情绪，也反映了许多人对苏联报纸指责西安事变是张、杨受日本帝国主义指使的说法表示不满。过了几天，周恩来又派汪去已从白水县到达渭南的特二团，协助阎揆要团长工作，防止何应钦向西安进攻。并交代汪锋说：“特二团要坚守一个星期，好让西安有个准备时间。”

　　汪锋当时的公开身份是《扫荡报》记者，身穿长袍，头戴礼帽，感到同做军队工作不相称。便向周恩来说：“你看我这个样子，怎么好指挥部队呢?”周说：“你和阎揆要及其他党员都是熟人了，去后主要是多做政治工作，注意加紧部队的内部团结。周恩来并给阎揆要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要阎坚决拥护张、杨的八大主张，坚决抵抗南京政府进攻西安，汪锋便带着这封信去了渭南。

　　不几天，部队得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时被扣留，感到十七路军前途莫测，思想十分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汪锋赶快返回西安，向周恩来汇报。周对汪说：“放蒋以后出现的新情况，只要我党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紧密团结，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为广大军民所理解，经过斗争，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目的是能够达到的。周恩来还告诉汪锋说：杨虎城决定在蓝田成立独立旅，由许权中(共产党员)担任旅长，你对十七路军比较熟悉，你要以许旅为据点，做好十七路军的工作，现在许多人对释放蒋介石想不通，你要多做这方面的工作。

　　独立旅是杨虎城将军根据周恩来的建议组建的。这个旅的任务是在蓝田的普化、许庙一带的秦岭沿线阻击由南线向西安进攻的南京政府军。周恩来安排汪锋到独立旅，秘密身份是独立旅党的特派员，以旅少校参谋的公开身份开展党的工作，从此时起到抗日战争爆发，汪锋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通过向党员传达周恩来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精神，基本稳定了部队的情绪。在对部队的宣传中，汪锋还通过许权中邀请西安剧团到蓝田演出，借此机会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宣传。1937年1月5日，召开有6万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美国著名进步记者史沫特莱和英国著名进步记者贝特兰，由西安事变民众指导委员会负责人王炳南陪同也专程到蓝田参加大会并讲了话，宣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意义。二是举办进步知识分子训练班，培训宣传抗日骨干。在蓝田，汪锋同许权中和旅政治处长方仲如举办了两期抗日民众训练班。参加对象有小学教员、回乡中学生、政府职员、爱国青年等。任教的除以上3人外，还有赵伯平、胡达明、朱茂青、王炳南等共产党人。训练班结束时，在蓝田县各地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组建起了蓝田县抗日救国自卫军。后来自卫军中的数十人参加了红军。三是给红军送棉衣。1937年初，天气异常寒冷。由陕北调往商洛地区担任南线阻击任务的红七十四师还身着单衣，周恩来指示汪锋设法解决部队的棉衣问题。2月3日，汪锋和方仲如一起，带领战士押着一车车满载棉衣的汽车从西安出发送到驻守商洛的陈先瑞红七十四师。四是疏通延安至西安的交通线。汪锋完成给红军送棉衣的任务，从商洛回到西安后，曾向周恩来反映了一个情况，就是从延安到西安和从商洛到西安南北各有一个卡子。南边的是蓝田油坊街民团秦颂臣，北边的是耀县民团雷天一，这两个人都是积极反共分子，对我党过往人员非常不利，尤以雷天一危害最甚，建议把雷天一搞掉。周恩来却问汪锋说：“他们都是杨虎城将军管辖的地方武装，搞掉好不好呢?”汪锋回答说：“雷天一反共，和杨虎城将军不是一心，只是暂时屈从杨将军而已，如果不趁这个‘乱世’把他搞掉，以后就不好办了。”周恩来给汪锋一个原则答复：“要从不影响大局为原则。”汪锋带着周恩来的原则意见，回部队和许权中进行商量，许态度坚决。3月，独立旅编为一七七师五二九旅，驻防耀县。不久，汪锋和许权中叫阎揆要派人把雷天一“请”到旅部处决了。从此以后，我党从延安到西安的人员就方便多了，也为民除了一大害。五是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在“左”的错误指导下，过去总认为国民党部队中的军官都是反动的，只有士兵才是革命的动力。汪锋根据周恩来关于转变军运方针的指示精神，在发展士兵入党的同时，也注意发展军官入党。他结合阎揆要警卫团和被红二十五军错杀的张汉民的警卫团军官党员所起的作用，教育党员逐步认识到，军官的思想也是可以转变的。争取的军官越多，就越能在更大范围内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经过一段工作，吸收了一批军官入党，仅五二九旅一五七团军官党员就达到40多名。这个团的多数连队和部门为军官党员所掌握。一○五八团是许权中旅长经过工作收拢来的安康韩子芳保安团，汪锋派共产党员王英去那里做党的工作，发展了十几个党员，增强了党的力量。六是搞好党员思想教育工作。当时，部队相当一部分党员和进步士兵认为，陕北是最进步、最有希望的地方，当红军是最光荣的，要求去陕北学习。针对这种思想，汪锋按照周恩来“要将该部转变成为坚强的抗日部队”的指示，首先教育党员要安心工作，不仅自己要成为积极抗日的分子，而且要联系广大军官、士兵，把整个部队变成真正抗日的部队。汪锋利用他的公开身份组织部队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通过上文化课，利用识字、唱歌、读书、看报等进行近代史、日本侵华史教育，增强官兵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观念，加深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部队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

　　七七事变后，已由杨虎城原十七路军改编的三十八军的孙蔚如部即请缨出征抗战，所属的十七师赵寿山部及一七七师五二九旅许权中部和军部教导团自三原南渡渭河，先后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汪锋随五二九旅参加抗战，继续负责该旅党的工作。10月中旬，五二九旅驰援忻口，参加忻口会战。是役，该旅与敌激战14天，坚守阵地，英勇战斗，数次肉搏，打退了日军多次进攻，收复了友军失守的一些阵地，歼敌3000余众，使日军板垣师团大为震惊。全旅3000官兵伤亡四分之三，打出了中华民族不甘屈服的民族气节，打出了陕西子弟兵的威名。正如忻口前线总指挥卫立煌嘉奖五二九旅时所言：“自许旅支援上来，形势已转危为安。”在这次战役中，汪锋所领导的党的工作非常出色，共产党员发挥了骨干作用，一些由共产党员担任的连排干部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先后英勇牺牲或负伤，起到了表率作用，300多名共产党员仅剩下五六十名。

　　11月上旬，周恩来到前线视察慰问，汪锋和阎揆要团长向他汇报了忻口战役情况。周恩来指示说：“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尽可能不要撤到河西。”五二九旅遂开至离石县交口镇进行整训，汪锋年底调回中共陕西省委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杨虎城原十七路军部将赵寿山、刘威诚、孔从洲等人的策动率领下，部队先后起义，加入人民军队行列，组建成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汪锋任军政治委员，参加了人民解放战争。

周恩来在陕西纪事/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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