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
10月19日与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一起到达陕北吴起镇,受到陕北苏区军民热情接待。
10月下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分工负责中央组织局,领导组织部、宣传部及后方军事工作。
10月底(或11月初)和毛泽东、彭德怀等率陕甘支队到达甘泉县下寺湾。
11月3日出席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
11月8日兼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主任。
11月12日和彭德怀到鄜县(今富县)张村驿,负责筹粮并拟订肃清土匪的计划。
11月20日毛泽东、彭德怀指挥直罗镇战役,次日到前线视察地形。24日战斗结束。27日离开前线。12月8日到瓦窑堡。
12月上旬在瓦窑堡接见曾被错捕的刘志丹等人,并给他们分配工作。
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
12月在中共陕北省委会议上提出将陕北苏区的游击队编为红军。30日,红二十八、红二十九、红三十军成立。
1936年
1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命令红一军团、红二十五军向洛川、白水、澄城、韩城、宜川地区进军,扩大苏区和红军,扩大抗日宣传。
1月25日与毛泽东等20位红军将领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2月10日周恩来布置李克农再次前往洛川,同王以哲、张学良谈判。
2月下旬到清涧县折家坪红二十八军军部和刘志丹、宋任穷指挥攻打义合镇的战斗。战斗结束后,周恩来过无定河。
3月5日到绥德沟口。沿黄河南行,巡视河防、渡口、船只、兵站,并检查中共清涧、绥德县委工作。随后过黄河,进入山西。
3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到肤施(今延安)同张学良会谈。
3月27日和博古、邓发、李克农等离开山西石楼,于4月初回到瓦窑堡。沿途检查中共延川、延长县委工作并作社会调查。
4月7日由李克农陪同,从瓦窑堡启程,8日晚到达肤施城东北20里之川口。9日晚,与张学良等在肤施城内教堂里举行谈判,次日凌晨4时结束。13日返抵瓦窑堡。
4月23日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4月上旬在攻打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牺牲,是日遗体运回瓦窑堡。周恩来亲视入殓,并向家属表示慰问。24日在刘志丹追悼会上致词。
4月中下旬指挥留守各部保护渡口,准备船只,并亲往延川迎接从山西回师陕北的红军。
5月17日出席中共中央常委会。会议批准周恩来的提议,将陕甘省委改为陕甘宁省委,李富春为书记。
5月27日在瓦窑堡红军大学作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
6月14日鉴于东北军分三路向瓦窑堡推进,已至平步塔、青化砭、下寺湾一线,中共中央决定撤离瓦窑堡,由周恩来留守东线指挥东西各军及地方部队,抗击敌人进攻。
6月21日国民党军高双城部炮兵营从横山县石湾出动袭击瓦窑堡。周恩来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党、政、军机关安全撤退。中共中央迁至保安。22日,周恩来与毛泽东等启程赴安塞。
7月9日、10日在安塞百家坪会见来陕北采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表示中共欢迎他考察苏区,并为之拟定考察的路线及项目,同时回答斯诺所提的许多问题。
7月14日在安塞谭家营召开中共陕北省委军政干部会,研究如何争取游击战争的胜利。会后到各地巡视,检查统一战线工作开展情况,指挥作战,筹划解决布匹、粮食等物资。25日回到保安。
8月初派李景林到延长做第十七路军统战工作。
8月1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目前任务的中心是实现西北的大联合,在东线开展游击战争;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还主张放弃抗日必反蒋的口号。
9月代表中共中央和汪锋谈话,派汪到西安地区杨虎城第十七路军中做党的工作。
10月17日中共中央得知蒋介石将到西安,通知张子华,要他出面要求蒋派飞机接周恩来到西安同蒋谈判。
11月15日离保安。18日,到达陇东河连湾,和彭德怀会面,协助制定山城堡作战计划。30日,和朱德、张国焘到保安。
12月7日出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员、副主席职。
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张学良、杨虎城实行“兵谏”,扣留蒋介石。
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提议:在军事上我们要准备打,但在政治上不与南京政府对立。
△与毛泽东致电张学良,请张派飞机到肤施接周恩来去西安。
12月15日与毛泽东、朱德等红军将领致电国民党、国民政府,呼吁国共合作,“共赴国仇”。
△偕罗瑞卿、杜理卿(即许建国)、张子华、吴德峰等18人启程赴西安,夜宿安塞。16日晚到肤施城外。
12月17日下午,偕罗瑞卿、许建国等9人从肤施飞抵西安。傍晚,在金家巷1号和张学良会谈,商定:东北军、第十七路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线,红军南下肤施、庆阳一带接防;红军加入由东北军、第十七路军成立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周恩来表明中共的态度是:保证蒋的安全,但要声明如果南京挑起内战,则蒋的安全无保证。并和张学良商定同宋子文谈判的五项条件。
12月18日由张文彬陪同和杨虎城会谈,说明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指出:抗日已是大势所趋,只要西北三方联合一致,进而团结全国人民,蒋想报复也不可能。
△致函陕南红军负责人陈先瑞,令他率部出河南卢氏,威胁国民党中央军左侧,配合东北军作战。
12月19日在西京招待所接见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宋黎、谢华、徐彬如等,阐明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听取汇报,了解西安地下党组织情况。随即致电中共中央,西安有一个中共特支和十多个救亡团体。
在此期间审定西安《解放日报》、广播电台的宣传纲要。并广泛接触各方人士,分别和杜斌丞、杨明轩、卢广绩、曾扩情等二三十人谈话,宣传中共和平解决方针,希望他们为此做出贡献。
12月23日与张学良、杨虎城同宋子文谈判。周恩来提出六项条件,宋子文表示个人同意,并答应转告蒋介石。
△和宋美龄谈话,阐述中共关于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及抗日的各项政策,希望蒋介石从速抗日。
△博古、叶剑英到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周恩来负责上层统战和群众团体工作。到1937年1月,群众团体发展到110多个。
12月24日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达成九项协议。下午,周恩来与宋子文谈判。
△晚,会见蒋介石。蒋表示同意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等条件,并表示在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以去南京谈判。
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等飞往洛阳,周恩来等均不同意。周恩来乘车赶往机场,飞机已经起飞。
与杨虎城、王以哲等商定:全部释放被扣押的卫立煌、陈诚、蒋鼎文等国民党高级官员。
12月29日和博古等研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局势,认为中国的政治生活走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的开端,国内统一战线局面初步形成。
12月30日与杨虎城商议,再派人和阎锡山、傅作义、宋哲元、韩复榘等地方实力派联络。
△会见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等各界人士,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希望他们为此做出努力。同日,又和西安银行界人士李维诚谈话,李表示可做京沪同行的工作。
12月下旬为保证红军顺利南下,保证苏区和红军的物资供应和运输的通畅,周恩来派彭加伦等到泾阳县云阳镇、耀县建立办事处,并建立由西安、三原、耀县、洛川、肤施通向陕北的运输线。
1937年
1月7日派罗瑞卿到三原迎接红军。随后到咸阳看望红军指战员,并筹划部队的装备和弹药问题。
1月11日致函蒋介石,指责其背信弃义,敦促实现诺言,要蒋完成和平、统一、撤兵,并释放张学良。
1月13日和彭德怀、贺龙同杨虎城会谈。次日,商定只要中央军一发布进攻令,红军即向富平、蒲城开进,支援关中。
△中共中央机关迁到延安。
1月15日和杨虎城谈话,建议杨虎城和于学忠通电就职;派人去奉化见蒋介石等。
1月27日东北军青年军官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50余人向周恩来请愿,激烈反对和平解决方针,主张等张学良回来再撤兵,要红军支持。周恩来说服无效。深夜,南汉宸报告说孙铭九等已拟了一个暗杀名单,内有主和派和共产党员。
1月30日和博古、叶剑英到泾阳县云阳镇红军司令部同彭德怀、杨尚昆、左权等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东北军要红军协同作战问题。当晚,周等赶回西安,将会议情况告知杨虎城和东北军。
2月1日和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等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共商行动计划。
2月2日晨,应德田、孙铭九等枪杀东北军主和派将领王以哲。周恩来闻讯后,严厉批评此事,并和刘鼎等立即到王以哲家吊唁。
2月3日为避免东北军内部互相残杀,派刘鼎将孙铭九等人暂时送到泾阳县云阳镇红军驻地。
2月9日会见顾祝同。顾表示同意红军在西安设办事处等。
2月11日、12日同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顾祝同会谈红军改编、苏区政权等问题。
2月15日会见美国新闻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向她宣传中共和平统一、团结抗战的主张。
2月26日、27日同张冲谈判红军改编问题等。
3月1日、2日、4日同张冲谈判红军改编问题。
3月8日和叶剑英同顾祝同、贺衷寒、张冲会谈。
3月10日、11日、13日、15日继续同张冲、贺衷寒会谈。双方意见分歧较大,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赴上海同蒋介石直接谈判。
3月下旬离西安飞抵上海。
3月30日由上海飞返西安。
4月初回到延安,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汇报杭州谈判情况。会后,起草《中共中央关于与蒋介石谈判经过和我党对各方面策略方针向共产国际的报告》。
4月12日出席西北青年救国代表大会并讲话。
4月25日乘车赴西安,在甘泉县劳山附近遭土匪伏击,随行人员陈友才、陈国桥等10余人在战斗中牺牲。周恩来脱险返回延安。次日飞西安。
5月5日因在甘肃凉州被俘的部分红军西路军人员已在送往西安途中,致电彭德怀等速派人到平凉调查并设法接回。
5月6日同张冲会谈,坚持在确定共同纲领的基础上由国共两党共同发表宣言。
5月15日同顾祝同、张冲谈判。
5月24日同顾祝同谈判红军经费等问题。
5月27日和杨虎城同机飞往上海。后赴庐山与蒋介石谈判。
6月16日(或17日)回到西安。在西安期间见到徐向前,了解红军西路军的情况,并对徐的生活给予关心和照顾。
6月18日回到延安。随后,向中共中央汇报谈判情况。
6月23日会见美国学者T·A·彼森,向他介绍国共两党谈判的情况。
7月1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题为《十六周年的中国共产党》的报告。
7月初起草《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7月4日和博古、林伯渠从延安到达西安。5日同彭德怀、任弼时商议红军改编问题。
7月7日和博古、林伯渠飞抵上海。
7月27日在西安,同蒋鼎文会谈。
7月28日和博古、林伯渠返抵延安。同中共中央商议红军改编出动抗日事。
8月6日同朱德等到西安。
8月7日派孔石泉前往西安行营监守所,了解该所被关押西路军被俘人员的情况。后经与蒋鼎文交涉,部分人员获释。
8月9日和朱德、叶剑英飞抵南京。
8月21日为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离南京抵西安。
8月22日—24日出席在陕北洛川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在会上报告南京谈判、上海抗战、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南京国民政府的国防、外交等情况。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
8月2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以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的名义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又改称为第十八集团军)。
8月29日抵西安,准备赴南京与国民党谈判。30、31日毛泽东两次致电请周等赴太原、大同,同阎锡山会谈八路军入晋后的活动地区等问题。
9月3日晚,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和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向前、肖克等乘火车进入山西。
11月25日和彭德怀回到延安。
12月9日—14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11日,周恩来就抗战问题和统一战线问题发表意见。会议结束时,就准备同蒋介石、蒋鼎文和阎锡山会谈的具体问题作了说明,并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中央的几个组织机构和派任各地的工作人选。会议还决定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织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
12月中旬离开延安前往武汉,途中在西安停留两天。
12月16日同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负责人谈话,初步协商国共两党合作及参加民运等问题。
12月17日在西安各团体代表谈话会上作《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的报告。
12月18日和王明、博古、邓颖超等抵达武汉。
1938年
8月29日和王明、博古、徐特立等离开武汉返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9月10日前后回到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及部队战士和延安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
9月1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关于中共中央代表团的工作报告。
9月29日—10月1日出席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30日报告统一战线工作,详细叙述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以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提出有关统一战线工作的十二条原则。
10月1日离延安抵武汉。
1939年
6月18日由于国民党在各地制造的摩擦事件愈演愈烈,离重庆返延安,研究解决办法。在路经西安时,会见陕西省主席蒋鼎文,研究调解各地摩擦的具体办法。
6月25日在延安《八路军军政杂志》发表纪念“七七”两周年的题词:“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坚持统一战线,反对挑动内讧!发动全面战争,反对包办压制”。
7月8日为人民音乐家冼星海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7月10日骑马到中共中央党校作报告,途中,因马惊坠地受重伤,右臂骨折。
7月20日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上讲话,希望女大尽快培养造就大批女干部,到全国各地去领导妇女运动。
7月31日答延安《新中华报》记者问,指出:平江惨案完全出于反共分子的预定阴谋,是投降活动的实际准备。
7月致信蒋介石,对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颁布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提出抗议。
8月1日向延安各界人士举行的追悼新四军平江惨案遇害烈士大会送挽联:“长夜辄深思,团结精诚,仍是当今急务;同胞须猛省,猜疑磨擦,皆蒙日寇阴谋。”
8月4日、6日、9日、10日、11日、13日、14日、15日连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长篇发言,运用大量历史资料,对两年抗战和国内外时局作了详细分析,尤其指出:中国的统一战线既是民族的、民主的,也是社会的。
8月20日因骨折治疗后效果不佳,有成残废之虞,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赴苏联医治。
8月27日飞抵兰州,邓颖超、王稼祥、陈昌浩等同行。李德也同机离延去苏。
1940年
3月乘苏联民航机飞抵兰州。后改乘汽车经平凉、邠州(今彬县)到西安。
3月20日、21日在西安,住七贤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向胡宗南、蒋鼎文交涉给八路军发军饷。
3月26日(或25日)乘汽车回到延安。并带回国民党政府发给八路军的一批薪饷。
3月底—5月上旬中共中央接连举行会议,听取周恩来的汇报,讨论一系列重大问题。
5月1日在延安各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讲话,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应坚决努力参加反日本侵略的战争,和全世界工人站在一起,取得整个世界的胜利。
5月9日会见来延安协商抗日根据地与国民党地区实现通邮事宜的林卓午,并为他题词:“传邮万里,国脉所系。”
5月10日由于国内政治局势日趋险恶,国民党正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周恩来离开延安前往重庆,继续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
5月13日到西安。14日同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负责人研究工作。
5月14日就国民党军队进攻陕甘宁边区事向蒋鼎文提出抗议。
5月17日同伍云甫等到车站迎接从河南洛阳回延安路经西安的朱德。
5月21日乘汽车离开西安。
7月27日携带国民党的“中央提示案”,飞抵延安。
7月3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指出: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也要执行隐蔽政策。
8月9日、10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势、策略和工作》的报告,对统战对象作了详细的分类阐述,要求采取不同的策略。
8月1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目前政治形势问题时发言指出:我们党的政策是防止国民党投降,争取好转。
8月25日从延安经兰州飞抵重庆。
1943年
6月28日与林彪、方方、孔原、邓颖超等100余人乘卡车离开重庆。因天雨和车坏,于7月9日到达西安。
7月9日至13日分别会见胡宗南、熊斌、邓宝珊、孙蔚如、彭昭贤、胡公冕等人。
7月13日离开西安。16日抵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叶剑英、张闻天等的欢迎。
7月24日连日来和朱德、博古、洛甫、康生等人交换意见,了解整风审干运动情况。
7月至8月间延安整风进入抢救运动高潮。周恩来为一些由大后方来到延安后被关押的同志写证明,使他们获得释放。
8月2日为刘志丹陵墓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8月16日针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起草《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报告提纲。
8月30日、9月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大后方情况。
9月4日向新华社、解放日报社的工作人员作报告,分析当前的斗争状况,阐明党的方针和策略。
9月16日—20日对1928年—1930年期间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的指示进行分析研究后写出笔记。
9月21日—27日写笔记,对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进行分析和批判。
△对六届四中全会决议和1931年8月共产国际主席团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进行分析研究后写出笔记。
9月28日—29日阅读1941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纪录后写出笔记。
10月7日—10日同刘少奇、洛甫、朱德、王稼祥、杨尚昆、邓颖超等赴南泥湾,参观了解大生产情况。先后到三五九旅旅部、八团、九团、补充团等处听取汇报,参观秋收,参观酿酒厂、榨油厂、水磨坊、妇女毛纺厂,并探望休养员。
10月12日—16日参加陕甘宁边区高干会。听高岗、毛泽东、林彪和朱德先后作的报告。
10月23日在中共中央党校作《中国的法西斯主义》的报告。会后向彭真了解党校整风运动的情况。
11月底——12月初多次作整风发言。对参加革命20多年来的斗争实践和思想认识,进行了检查,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着重检查自己的不足之处。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周恩来也曾受到不公正和过火的指责与批评。
1944年
2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周恩来参加军队政治工作总结委员会,负责主持。
2月27日出席延安各界人士举行的宪政问题座谈会。
△受中共中央委托,同王明谈话,劝王反省自己的错误。
3月2日,将同王明谈话的情况报告中共中央,说王明还是站在个人利益上认识问题。
3月3日、4日在中共中央党校作题为《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
3月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关于宪政运动》。
3月12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19周年大会上发表《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讲演。
3月17日为延安各界举行的追悼抗日英雄马本斋大会献挽词:“民族英雄,吾党战士。”
5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刘白羽、何其芳到重庆向大后方进步文化界人士传达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周恩来是日同他们谈话,并对他们抵渝后的活动作了周到安排。
5月20日在陕甘宁边区工厂代表大会上讲话,分析目前国际国内形势,号召代表为抗战团结作更大的贡献。
5月2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在延安召开,会议决定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和周恩来组成主席团。决定周恩来负责在七大作统战工作报告和讲演,参加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和历史问题报告起草委员会以及负责主持召集统战工作报告起草委员会。
5月22日在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关于时局问题的报告。
7月1日就国共两党谈判问题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
7月4日出席延安各界庆祝美国独立168周年纪念大会,并发表讲话。
7月22日同叶剑英、杨尚昆等到机场迎接来了解中国敌后战场情况的美军观察组首批成员。同日,与包瑞德、谢伟思会谈。27日又与谢伟思谈话。
8月12日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驳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梁寒操在记者招待会上散布的所谓“国共问题已有了一些解决,双方观点无原则分歧,谈判障碍在于中共”等谎言。
8月1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
8月23日与毛泽东同谢伟思谈话,周恩来指出:对于美国来说,赢得中国抗日战争的决定性胜利而又避免内战的唯一办法是既支持国民党,又支持共产党。
9月2日获悉邹韬奋病逝,向中共中央提议:(一)在延安开追悼会,先组织筹委会;(二)《解放日报》发表追悼文章;(三)中共中央致电。毛泽东同意照周恩来意见办。
10月10日在延安各界举行的“双十节”庆祝大会上发表题为《如何解决》的演说。指出挽救目前危机的唯一正确方案是由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方代表开紧急国事会议,取消一党专政,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
10月19日在中共中央党校作《关于统一战线情况及策略》的报告。
10月29日同戴维斯谈战后中国建设问题。
11月1日同毛泽东、朱德等参加在延安东关飞机场举行的由王震率领的南下支队的誓师阅兵仪式并讲话。不久,周恩来去看望南下支队同志的家属。
11月7日毛泽东、周恩来到机场迎接飞抵延安的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8日、9日,周恩来陪毛泽东与赫尔利会谈。
11月9日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并就国共关系问题发言。
11月10日和赫尔利同机飞重庆,准备同国民党谈判。
12月7日同董必武、包瑞德飞返延安。
△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报告同国民党谈判的经过。
12月8日毛泽东、周恩来同包瑞德会谈。
12月9日出席延安青年学生及各界代表联合举行的“一二·九”运动9周年纪念会,并作关于大后方的青年政治运动情况的报告。
△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报告时局和国共谈判的经过。
12月15日—17日和毛泽东、朱德、叶剑英同美国战略情报局伯德上校就美军在山东半岛登陆后的军事合作问题进行磋商。
12月27日和毛泽东、朱德、叶剑英同包瑞德会谈。
12月底在王家坪召集朱德、叶剑英、陶铸、李涛、边章五等商谈有关美军登陆作战的问题。
1945年
1月21日在延安各界民主运动老战士首次座谈会上讲话,介绍国共谈判现阶段的状况。
1月24日飞抵重庆。行前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指出:这次去重庆是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国民政府和民盟提议,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国事会议的预备会议,以便正式商讨国事会议和联合政府的组织及实现的步骤问题。
2月16日由重庆飞返延安。
2月18日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扩大)会议,并在会上报告国民党谈判的情况、美国对华政策以及其内部在对日战略问题上的不同主张。
3月1日向西北公学学员作题为《民主与专制》的报告,阐明在抗战问题上国民党与共产党采取了两条相反的路线。
3月18日出席延安文化界百余人讨论大后方文化运动的座谈会并讲话,报告大后方民主运动及文化运动的情况。
春会见美军观察组成员修斯多夫,向他介绍中共领导下的人民武装部队在华北敌后抗敌活动情况等。
4月1日和毛泽东、朱德会见谢伟思。
4月20日在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上,就中共党史上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关系问题作了发言。
4月23日—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周恩来在开幕典礼上发表演说,指出:党的七大在毛泽东领导下,将保证顺利地引导中国走向新民主主义的伟大胜利。4月30日,周恩来又在会上作《论统一战线》的发言,阐述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并总结第一次大革命以来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
6月2日出席中共七大主席团及各代表团主任汇报会。
6月8日在欢送第三批南下部队大会上讲话,说你们要沿平汉路、粤汉路南进,把北中国与南中国连在一起。
6月9日中共七大选举正式中央委员44人。周恩来被选为中央委员。
6月15日出席中共七大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召开七届一中全会问题,推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洛甫、彭德怀13人组织政治局,推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组织书记处,推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主席。
6月19日出席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7月1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到机场欢迎由重庆抵延安的六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和章伯钧。
7月2日中共中央设宴招待六参政员,并举行欢迎晚会。周恩来致欢迎词,强调民主和团结。
7月13日在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委会上,以主任身份作《关于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事项的决议草案》的说明。
7月23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淳化事件时指出:我们决定在边区内消灭胡宗南一部,打痛他,这样可能使胡宗南缩手。
8月10日为延安总部起草第一号命令。11日,又起草第二至六号命令。
8月22日前后草拟准备对国民党政府提出的《目前紧急要求》14条。
8月23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发言指出:我们是诚意要求和平,当然,不能失掉立场。实现和平的后盾,一是力量,一是人心。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由赫尔利、张治中陪同,飞抵重庆,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
10月11日毛泽东从重庆返延安。周恩来继续留重庆和国民党谈判。
11月25日飞返延安。
12月5日写成关于国共谈判向中共中央的报告。
12月8日向干部作关于目前时局的报告。
12月9日在延安青年纪念“一二·九”运动10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昆明惨案(即一二·一惨案)就是新的“一二·九”。
12月16日和吴玉章、叶剑英、陆定一、邓颖超飞抵重庆。
1946年
1月27日同陆定一飞返延安,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29日又与陆等返抵重庆。
2月19日飞返延安汇报工作。21日飞抵重庆。
3月4日与张群、马歇尔飞返延安。3月5日离延安飞抵武汉。
3月21日飞返延安。25日飞抵重庆。
5月3日和邓颖超、陆定一等10余人飞南京,住梅园新村。
6月7日同陆定一飞返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国共谈判情况。9日和李立三飞抵南京。
11月19日率中共代表团李维汉、邓颖超等10余人飞返延安。朱德等到机场欢迎。
11月21日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报告国共谈判和蒋管区的情况。
11月30日出席延安各界庆祝朱德60寿辰晚会并致祝词,赞扬朱德的“革命历史,已成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
12月12日在延安各界举行的“双十二”纪念会上讲话,要求国民党立即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
12月18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一年来的谈判及前途》的报告。
1947年
1月10日出席延安各界声援全国学生爱国运动及纪念政协会议周年大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讲《评马歇尔离华声明》。
2月13日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阳早、寒春等谈话。
2月18日为防止国民党飞机空袭,周恩来等迁到延安枣园后沟,开始坚壁清野。3月13日返王家坪居住。
2月21日和朱德、彭德怀等到机场迎接叶剑英率中共驻北平军调部的最后一批工作人员返回延安。
3月7日和朱德、刘少奇等到机场迎接董必武率中共在上海、南京的工作人员返延。
3月8日和朱德、彭德怀、林伯渠、邓颖超出席延安各界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动员大会并发表讲话:我们要求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就要打垮蒋介石的进攻,消灭胡宗南。
3月18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和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王震谈话后,从容撤离延安,住延川刘家渠。19日到清涧县徐家沟。20日到子长县王家沟与朱德、刘少奇、任弼时会合。
3月25日到瓦窑堡看望新华社工作人员。
3月29日在清涧县枣林沟参加中共中央会议。月底渡黄河前往山西临县三交镇。4月2日又返回陕北绥德。9日到横山县石湾。
4月10日从石湾到靖边县青阳岔和毛泽东等会合。
4月12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转移到安塞县王家湾,停留约56天。
5月10日离王家湾去西北野战兵团司令部所在地真武洞(今安塞县城),同彭德怀研究作战方针。
5月14日出席陕甘宁边区军民庆祝三战三捷大会,代表中共中央向全体军民致贺,并宣布:党中央、毛主席从撤出延安后,一直在陕北与边区军民共同奋斗。会后,返回王家湾。
6月8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人员向安塞西北转移。9日到达靖边县小河村,随即到天赐湾。17日,又返回小河村。
7月上日向中央机关工作人员、警卫战士作纪念党诞生26周年的报告。
7月4日与毛泽东研究歼灭胡宗南夺取大西北的两个方案。
7月21日—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在小河村召开会议,讨论如何进一步组织和发展战略进攻。21日,周恩来讲话,指出:今后的发展必须求之于新区,主力部队的发展求之于地方部队的升级。
7月下旬任中共中央机关部队的司令员兼政委。
8月1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离小河村,沿大理河向东转移,到达靖边县青阳岔,3日到小水沟。
8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转移到绥德李家崖。11日又转移到黄家沟。
8月13日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中央机关离开黄家沟,住延家岔。14日北上住米脂县井家坪。16日转移到米脂县陈家岔。17日转至葭县(今佳县)白龙庙。18日到葭县杨家园。
8月20日中共中央机关转移到葭县梁家岔,本日同西北野战军主力会合。
8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到西北野战军指挥部驻地葭县前东原村和彭德怀等开会,总结沙家店战役的胜利,研究部署下一战役。
8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转移到葭县朱官寨。
8月30日中共中央决定:以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代理军委总参谋长工作。
9月21日和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离朱官寨,住张家崖窑,23日迁移至葭县西南神泉堡。
11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离神泉堡向南行军,住阎家峁。22日到米脂县杨家沟。
12月25日—28日出席中共中央会议。26日在会上发言,报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争的第二年取得的胜利及敌我双方军事力量变化的情况。
1948年
1月11日在西北高干扩大会议上作关于全国战争形势的报告。
1月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民主党派问题的指示。
2月22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
春撰写《军事原则》提纲。
3月10日在米脂县杨家沟向中直机关干部、战士作形势发展和中央机关转移的动员报告,指出:一年来,敌我力量对比已经起了根本变化,中央坚持在陕北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为了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范围的胜利,党中央决定东渡黄河转移到华北。
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中央机关3月21日从米脂县杨家沟出发,到绥德县吉镇。22日到葭县刘家坪。是日从吴堡川口渡口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临县,到晋绥解放区。
1955年
5月6日率出席亚非会议的代表团出席完亚非会议和访问印度尼西亚后,于归途中,在西安下飞机休息。同日,周恩来在西安群众堂向陕西省暨西安市高级干部作《关于亚非会议的情况》报告。
1959年
10月13日视察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后,到西安。
1961年
10月6日和陈毅等陪同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和王后来西安参观访问。周恩来在听取了西北局和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人汇报工作后,指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放到生产队,这并不改变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还强调,党委要领导好,就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
1973年
6月9日陪同越南领导人参观延安宝塔山、枣园、杨家岭和凤凰山等革命旧址。在王家坪纪念馆、枣园等处向客人介绍了红军长征、遵义会议、重庆谈判等党的历史,并向纪念馆领导人多次提到朱德、董必武、任弼时、陈毅、彭德怀、贺龙、徐向前、王若飞、刘志丹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业绩,建议多陈列他们的照片,以纪念他们。在谈到刘志丹时,强调:刘志丹是位很好的同志,陕北必须宣传刘志丹。还提出不要多宣传他本人,要求关闭他在枣园的旧居。
△同延安地区党政负责人谈话,了解延安地区人民生活情况。当得知延安群众的生活仍十分困苦时,难过地流下眼泪,说:延安人民哺育了我们,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我们在中央,对延安工作关照不够。向当地负责人提出应尽快改变延安地区的落后面貌。
6月10日陪越南领导人到西安市区参观。11日离西安飞返北京。
1976年
1月8日上午9时57分,病逝于北京。终年78岁。在沉痛悼念周恩来期间,陕西省、西安市、延安等地的党政部门敬献了花圈。吊唁期间,西安的广大人民群众同全国其他大中城市一样,冲破“四人帮”的各种禁令,自发或有组织地举行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并不断发展、扩大。
周恩来在陕西纪事/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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