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张学良的第二次延安会谈
2022-01-01 12:30:49  来源：西安事变数据库  点击：  复制链接

　　4月28日，正在东征前线的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在陕北瓦窑堡的张闻天，指出：“东面情况已根本地发生变化，丧失了继续作战的可能，为稳固计决定西渡。”电报还指出：“提议开政治局会，讨论新的行动方向及其他与此关联的问题，地点拟在延长。”①5月2日，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回师陕北。到5月5日全部渡完，在延长、延川和永坪一带休整。

　　红军东征，历时75天，共消灭国民党军队7个团，俘敌4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4000余枝、炮20余门，并扩大新兵8000余人，筹款30余万元。东征期间，红军在山西10多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建立了一些抗日游击队和游击区，为后来在山西开辟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毛泽东于5月2日晚西渡黄河后，当天住延川县刘家山村(今属延川县土岗镇)。5月3日晚，毛泽东来到古里村(今属延川县杨家圪台乡)。5月4日晚，毛泽东来到杨家圪台村(今属延川县杨家圪台乡)。就在毛泽东到达杨家圪台村的当天，收到了受中国共产党派遣，在红军和东北军之间进行联络工作的刘鼎的来电。来电称，此间悉红军西渡，张学良要求早日与周恩来见面商谈。②

　　5月5日，毛泽东在杨家圪台村起草了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向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全国海陆空军，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各报馆，一切不愿意当亡国奴的同胞，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通电全文如下：

　　自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以来，所向皆捷，全国响应。但正当抗日先锋军占领同蒲铁路，积极准备东出河北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之时，蒋介石氏竟以十师以上兵力开入山西，协同阎锡山氏拦阻红军抗日去路，并命令张学良杨虎城两氏及陕北军队向陕甘苏区挺进，扰乱我抗日后方。

　　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本意集中全力消灭蒋氏拦阻抗日去路的部队，以达到对日直接作战之目的。但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再考虑，认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且在蒋介石阎锡山两氏的部队中，不少愿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军人，目前接受两氏的命令拦阻红军抗日去路，实系违反自己良心的举动。

　　因此，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执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屡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

　　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当局诸公进言，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理应翻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此不仅诸公之幸，实亦民族国家之福。如仍执迷不悟甘为汉奸卖国贼，则诸公的统治必将最后瓦解，必将为全中国人民所唾弃所倾覆。语云“千夫所指，不病而死”，又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愿诸公深思熟虑之。

　　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更号召全国凡属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团体、人民、党派，赞助我们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组织停止内战的促进会，派遣代表隔断双方火线，督促并监视这一主张的完全实现。③

　　《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不再称蒋介石为卖国贼，而称其为蒋介石氏，实际上公开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反蒋政策已开始向逼蒋抗日政策的转变。

　　在毛泽东和彭德怀指挥东征红军回师西渡时，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等也由瓦窑堡前往黄河西岸的延川县杨家圪台村。

　　5月7日，毛泽东和张闻天收到了朱理治从甘泉县城以西的王家坪发来的一封重要电报。朱理治(1907—1978)，江苏南通人。1927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清华大学支部书记、中共北平市西郊区委书记。1928年8月被捕。1930年出狱后，任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会长兼党团书记。后任共青团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书记，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长、代理书记，中共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书记、中共陕甘晋省委书记、中共陕甘省委书记等。1936年1月任红二十九军政治委员。朱理治在电报中转述了途经东北军驻地前往陕北的周建屏带来的张学良的口信。周建屏是一位1927年春经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老同志。1929年被派遣到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根据地工作，先后担任红军团长、师长，并在1934年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后，周建屏率红七军团第二十四师掩护主力红军离开苏区后，留在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1936年4月，受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派遣，前往陕北。途经东北军前线指挥部驻地洛川时，周建屏曾与张学良晤谈多次。5月5日，周建屏离开洛川，欲经甘泉王家坪前往瓦窑堡中共中央驻地。行前，张学良托周建屏向周恩来“面谈数事”。周建屏在途经中共陕甘省委驻地甘泉王家坪时，即让朱理治将张学良要他面谈之事电告党中央。朱理治的电报要点如下：

　　l.蒋介石“有令直属四师军队”，西渡黄河，汇合杨虎城部队，向北推进。张(学良)为使周建屏相信，还把蒋介石的密令拿给周建屏看。张(学良)担心蒋与杨(虎城)联合起来对付东北军，即要求红军在山西牵制着在晋之中央军，防止其西渡入陕。

　　2.张(学良)希望红军留在山西，“不要回陕北”，并在山西给“中央军以打击”。红军如回陕北，恐有六师部队尾随入陕，这对红军、东北军皆不利。

　　3.蒋(介石)命令张(学良)调东北军一部由延安进至延川，另一部由延安进至瓦窑堡，构筑碉堡线。为应付蒋(介石)，张(学良)要求红军让路，允许东北军在延安、延川、延长之线筑堡。

　　4.张(学良)答应供给红军子弹，一种办法是令东北军在甘泉通往延安的大道上运送子弹，由红军去夺取，但“恐双方有损失”；另一种办法是由东北军一个师进攻瓦窑堡，红军预先避开，留下一些废枪，红军再假装打回来，仓猝之中，东北军带走废抢，留下子弹。这种打假仗的办法，比较“安全”。

　　张学良还表示，周恩来如果愿与他谈话，地点及化装办法均由周建屏面告。④

　　在先后接到刘鼎与朱理治的电报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于5月7日复电刘鼎即转张学良、王以哲，认为再度会谈极为必要，即请张学良决定时间，愈快愈好。电报提出会谈问题为：(一)张学良的政治、军事、经济问题；(二)同杨虎城、阎锡山、马鸿逵、邓宝珊、盛世才、王均、毛炳文七部建立联合战线问题；(三)东北军和红军今后行动方针问题。⑤

　　张学良在收到毛泽东5月7日的密电后，即于当天让王以哲复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电文提出：“与刘君电已敬悉。兹定于灰(十)日晚仍在肤施与见面，请二兄早到川口，等待派员往接入城。”⑥

　　5月8日至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延川县杨家圪台村召开。杨家圪台村属延川县所辖，隔交口河与延长县的交口镇相邻。由于交口镇较大而杨家圪台村较小，所以会议的记录中出现了“政治局会议(五月八日于交口)”的记载。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全体同志和红一方面军各军团首长。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我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被许多人所接受。我们的任务，总的是建立全国人民的统一战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具体的政治任务，在目前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口号是争取直接对日作战，以红军作先锋，可以转到同东北军一起去干。⑦

　　会议还讨论了红军今后的行动方向和创办红军大学问题。

　　红军西渡黄河，回师陕北时，西北根据地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蒋介石拒不接受毛泽东、朱德于5月5日发出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着手成立以陈诚为总指挥的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部。蒋介石嫡系汤恩伯部两个师从吴堡、清涧一线渡河入陕，阎锡山晋绥军的一个师又一个旅从延川、延长一线渡河入陕。驻守横山、绥德、榆林一带的陕北军阀井岳秀、高桂滋两个师，由北向南向根据地腹部进逼。在西北根据地西部，蒋介石命令宁夏马鸿逵、马鸿宾一部部署于根据地边界地区。而在宜川、黄龙一线，则为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在甘泉、延安一线，为张学良的东北军。在这种严峻的形势面前，红军若采取单纯防御，则势必形成被动挨打的局面。毛泽东在5月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是要在陕南、甘肃、陕北、宁夏“四中择一”，因为“方向在一个时期中只能一个”。⑧毛泽东在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对陕北、宁夏、陕南等行动方向进行了分析之后指出：“甘肃是上述几条路的必由之路。地方虽不好，但有极重要的意义。再在三边(今属陕西省定边县、靖边县)及甘北弄他一块。地广人稀，敌人以后进攻困难。这是这一时期的任务。”⑨

　　张闻天在会议总结发言时指出：现在形势是抗日与卖国的两极分化，“联日反共”或“联共抗日”尖锐地提到群众的面前。现在群众事实上并不怕共产的帽子，就是张学良也被逼得快要表态了。⑩张闻天指出：东征特别在政治方面得到大的胜利，现在则要以国防政府为主要一环。党的基本口号仍是“争取迅速对日作战”。“苏维埃红军要做抗日的火车头”。红军行动方向“要移向甘肃”，“将来还是要向东”。⑾

　　在会议召开期间，周恩来于5月9日复电王以哲转张学良，电文说：“现在延川与红军同志开会。延川去肤施二百五十里，定明(10)日动(身)，12日下午赶到川口，当晚入城，与兄等晤面。”⑿

　　周恩来与张学良的第二次延安会谈，使红军与东北军的合作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和巩固。5月20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林育英(张浩)等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等，电文告知：“关于红军与东北军密切合作，以进到西北大联合建立西北国防政府，打通苏联，同苏联及外蒙订立抗日互助条约的计划，我们正在进行全国性与国际性的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的布置，必须严密对付日帝与蒋介石的阴谋破坏与军事进攻，对外尤须严守秘密。”电报还指出：“南京政府内部分裂为联日反共与联共反日的两派正在斗争中”，“全国几十个政治派别在联日反共与联共反日问题上，起了分裂震动与变化，我党与各党派的统一战线正在积极组成中。”⒀由此可见，红军与东北军共同商定的关于实现西北大联合，建立西北国防政府，打通“国际通道”等问题，已经达成了初步的意向。同时，这次会谈还就东北军为即将北上的红军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让开通道的问题有了约定。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林育英(张浩)等联合署名发给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等的电报中，分析了目前形势，并提出了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战略方针。电报希望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宜乘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气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在兄等大计决定之后，(红)一方面军适时向天水、兰州出动，进一步策应兄等，使蒋军不能拦阻。至于奉军(即东北军)，已与秘密约定不加拦阻”。⒁

　　杨家圪台会议结束后，张闻天于5月11日启程返回瓦窑堡，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前往延川县太相寺(今属关庄乡)，周恩来则前往延安与张学良会谈。

　　5月12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当时称肤施)城内进行了第二次会谈。会谈的主要议题是东北军的政治、军事、经济问题和红军今后的行动方向问题。

　　周恩来结束了与张学良的会谈后，于5月13日来到延川太相寺，出席了正在这里举行的红一方而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关于统一战线的工作的报告。

　　这次会谈是否达成了书面协议或口头协议，我们尚缺乏必要的文献档案资料的印证。但是，会谈的成果却有着重要的影响。当年7月2日，张闻天以洛甫署名签发了中共中央书记处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陈云的电报。电报通报了与东北军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经过。电报指出，今年4月，“我们派(周)恩来在肤施与张(学良)会面，秘密谈了一个整夜，以后到5月红军回师西渡时，恩来又到肤施与张(学良)会面谈了一次，两次均谈的非常恳切”，从而坚定了张(学良)抗日联俄联共的决心。⒂

　　在周恩来与张学良第二次延安会谈结束六天之后，也就是5月18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在太相寺发布西征战役命令。命令指出：“为着极力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并使之巩固，为着扩大抗日红军，为着更加接近外蒙与苏联，为着一切抗日力量有核心的团聚，西北军委决以红军之一部钳制蒋(介石)、阎(锡山)西渡部队及陕北、渭北敌人，以主力组织西方野战军活动于陕甘宁广大区域。另以有力支队，进出陕南，与我陈先瑞部会合，活动于陕鄂豫三省，调动并吸引蒋介石主力于该方面，使我主力易于在西方取得胜利。”⒃西北军委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第八十一师、骑兵团组成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进行西征战役，向陕(西)、甘(肃)、宁(夏)三省边界地区发动进攻；以红二十九军、红三十军等和陕北地方部队牵制蒋介石、阎锡山的西渡部队以及陕北、渭北敌人；以红二十八军准备出陕南，与陈先瑞第七十四师会合，活动于陕、鄂、豫三省，调动并吸引蒋介石主力于该方面，使我主力易于在西方取得胜利。⒄

　　5月19日和20日，西方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兼政委的率领下，分为左路军和右路军，陆续离开太相寺及附近地区，开始西征。

　　1936年5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常委会议，专题讨论东北军工作问题和陕甘工作。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邓发、张浩、李维汉、李富春、萧劲光等。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要争取军队，要在抗日问题上接近东北军，工作重心摆在第五十七军上，要集中力量去做，在三个月内一定要有大的进步。⒅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我们现在是要巩固、壮大东北军，抗日组织要加紧扩大，党的组织要谨慎，突击不适宜。”“目前对五十七军要加紧工作，对他们采取策略要在苏区好好解释”，要说“两个部队都是抗日部队”，“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是好的口号，“枪口朝天放”可做一运动。⒆周恩来在发言中指出：由于东北军已从要求抗日发展到有反日反蒋的初步决心，我党可以争取东北军的大多数，目前的政策不是瓦解东北军，而是巩固它，建议成立抗日会、俱乐部等组织，团结其左派，坚决打击其内部的法西斯反动分子。⒇

　　会议还决定加强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叶剑英任副主任，李克农、伍修权、朱理治、彭德怀、萧劲光、欧阳钦、边章五为委员。从此之后，中共中央对东北军开展的统一战线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①《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38—539页。

　　②《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40页注［1］。

　　③《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85—386页。

　　④⑤毕万闻著：《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第208—209、210页。

　　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40页。

　　⑦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385页。

　　⑧⑨《毛泽东传(1893—1949)》上卷，第385页。

　　⑩⑾《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20页。

　　⑿《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第211页。

　　⒀《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24—325页。

　　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43—544页。

　　⒂《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38页。

　　⒃《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内战烽烟》，第1884页。

　　⒄⒅《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41、543页。

　　⒆《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27页。

　　⒇《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15—316页。

西安事变实录/姬乃军，申辉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03

责任编辑：admin 最后更新：2022-01-01 12:3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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