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在中国“内战”转入“抗战”、西安事变前后的重大历史时刻，叶剑英两赴西安，为促成事变和平解决与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做出重大贡献
2022-01-01 17:59:38  来源：西安事变数据库  点击：  复制链接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的运动。

　　“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行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当时奋战在中央苏区、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叶剑英，完全拥护中央的宣言，十分关注东北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随着人民抗日战争的发展，中共中央对新的形势变化作出科学的分析，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和革命策略。1935年11月28日，毛泽东、朱德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重申实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政治立场。随后于12月17日，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同时确定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叶剑英为副书记，彭德怀、李克农、朱理治、肖劲光等做领导工作，朱理治任秘书长，肖劲光负责日常领导工作。

　　在西安事变前，奉命到安塞开展东线统战

　　东北军是怎样的部队呢?这支队伍原是以军阀张作霖为首领、封建割据色彩浓厚的地方武装集团。它与占领东北的日本帝国主义有着国破家亡之恨，与企图兼并和消灭这支武装的蒋介石集团存在着尖锐矛盾。在东北军中，潜在着由来已久的抗日反蒋的积极因素。日本炸死张作霖后，其子张学良易帜归蒋。1931年“九—·八”事变爆发，张学良盲目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弃守东北，入关流亡，蒋介石驱之反共，阴谋“借刀杀人”，在内战中将其消灭。东北军1935年入陕时有5个军零1个师，号称20万人。其后在被迫与红军作战中，被歼灭三个师，损失严重。蒋介石非但不给补充，还取消了几个师的番号。东北军官兵此时流亡关内，背井离乡，怀念故土，厌恶内战，不愿当亡国奴，迫切要求打回老家去，同时又深受蒋介石嫡系军队的歧视，反蒋情绪日益高涨。家仇国恨集于一身的张学良，受到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和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早有抗日救国、收复失地、报仇雪耻的要求。为了推动这种有利形势，1936年1月下旬，党中央指示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释放直罗镇战役中俘获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并要高为红军与东北军开展和平谈判事宜进行联络。当时，对东北军俘虏的管教工作统由叶剑英负责。高福源在红军中生活两个月期间，叶剑英耐心地开导教育他，向他分析抗日救亡的形势，告诉他蒋介石利用东北军、西北军打红军，实际上也是企图消灭这两支队伍，让他回去劝告张学良，都是中国人，不要自己打自己。高回去后，劝张联共，努力做统战工作。

　　1936年1月25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刘志丹等红军将领名义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提出：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收复失地。并表示：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接着，周恩来、李克农等与东北军张学良、十七路军杨虎城接触谈判，双方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初步协议。

　　5月5日，红军东征，回师陕北之际，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拥护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主张停止内战，共同合作，积极抗日。6月中旬，叶剑英同李克农等奉命秘密去蟠龙、琉璃坡、石家砭等地，了解中央军、东北军的兵力部署、进军动态，及时向毛泽东、周恩来通报敌情，并尽一切可能，利用各种关系，向东北军一○七师、一一七师官兵进行政治宣传，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对如何防止敌军进攻瓦窑堡提出许多建议。并根据毛、周指示，进行了大量救护伤员、保障供给、修补道路等方面的工作。从6月15日至22日，一周之内，叶剑英亲笔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信14封，并派卢伟良等专人送去。这些信忠实地记录了当时叶剑英辛勤工作的情形，内容涉及敌、我、友各个方面，不仅仅反映了当时抗战与统战形势任务的复杂与艰巨，也反映了红军内部机构、人事和教育以及协助延安地区干部开展工作等诸多问题。

　　6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提出：争取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上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我们的目的是在争取整个东北军，所以我们在东北军中的统一战线应该是上层的与下层的同时并进，而且都是为了达到同一目的，即是使东北军成为抗日的军队。目前的主要关键，是在使东北军拒绝执行蒋介石进攻苏区与红军的命令。同时，要求各级党组织现在对于东北军的工作，主要的是从外面去施加影响，要利用我们的宣传品、喊话、联欢、慰劳、演剧等方式，去推动整个东北军实行抗日救国。

　　为了加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7月9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要剑英到安塞附近侦察”。党中央派叶剑英到安塞领导东线工作委员会(又称东线工委)，与朱理治、边章伍等一起作陕北地区东北军的工作，争取他们联合抗日。

　　随后，叶剑英来到安塞领导东线工作委员会，开始了紧张的工作。经过到各地工委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7月26日，叶剑英召开安塞、延安两县工委及县—级机关负责人会议。在会上叶剑英详细报告了当前政治形势和任务，并依据党中央对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解释了争取东北军工作的目的，说明东北军各级工作机关的组织系统与同级中共党组织机关的互相关系。当晚和翌晨，叶剑英又分别主持召开了安塞、延安两县工委会议，讨论和决定安塞工委由马文瑞、刘德明、时文平等组成，下设安塞办事处和枣园办事处，主要工作对象是东北军六八四团；延安工委由肖离、刘仲明、白寿康等组成，下设牡丹川办事处及富川办事处、川口办事处，主要工作对象是东北军的六三一、六六○、六八五团等。叶剑英要求对所工作的对象要深入进行调查研究，不仅了解部队的番号、位置、主官、历史、特点、一般来往电报，同时还要了解其官兵个人的履历、政治表现、嗜好、个性等情况，并设法接近和亲近他们，争取进行面谈；在东北军中积极发展党的组织，要求举行入党仪式等程序，郑重履行入党手续。叶剑英还亲笔书写了党员宣誓词交给安塞和延安两工委负责人，以便在发展新党员时使用。为此，加派三个干部去延安周围的东北军六个团工作，并派边章伍去县工委帮助工作。这次会议以后，叶剑英把领导的重点放在争取东北军六十七军的工作上，又将该军第一○七师作为工作的突破口。

　　一○七师先驻防于安塞附近，后移驻延安地区。师长叫刘翰东。安塞工委对刘师长及该师六三○团一名叫陶翊周的营长做了大量工作，并发展陶翊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陶入党后，叶剑英不时地穿着东北军的服装，出入该营防区，去做该营官兵的工作。一○七师移驻延安后，叶剑英于8月22日单骑赴陶营，与陶会面。不巧，陶进延安城去了，没有见着。第二天，叶剑英派刘仲明去陶营，并给陶写了一封言词恳切的亲笔信：“决定陶翊周同志为一○七师党委书记，王昌奎、李朴玉两同志为委员，负责指导一○七师行动，负责指导并帮助你们进行党的工作。党对陶翊周及王、李两同志极倚重，望积极无畏的为党工作。”

　　陶翊周见信后，遂将刘仲明安插到该营工作、随部队行动。叶剑英在争取陶营的同时，还亲自做一○七师师长刘翰东的工作。刘翰东是一位具有爱国思想、要求抗日的将领。叶剑英派党在东北军的联络员与他秘密接触，发展关系，以后又亲自与他交谈，做他的工作。8月20日，叶剑英和边章伍二人身着东北军军装，到延安城外十里处，与刘会面，并如数交还该师士兵投诚红军时携来的枪支。刘翰东很感激，当场商定了双方交换枪支弹药的具体办法。22日夜，刘翰东派副官到离延安城二十里外的河庄坪，给红军送来15000发子弹。叶剑英亲自带兵去接收，并以机枪回送。通过多次交往，刘翰东加深了对红军的了解和信任，同意我方派人去六二一团开展活动。叶剑英与该团代理团长周振互通信件，建立了关系。经过一段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在一○七师一些部队中建立起了中共党的组织。叶剑英还派刘培植到一○五师做刘多荃师长的工作。1936年夏，欧阳钦给叶剑英、朱理治的信中说：“刘培植亦于昨日回来，结果比较好。刘多荃对我们的表示一贯是不坏的。同时刘培植同志还见了许多其他的人，影响都很好。……”叶剑英随即致电周恩来报告：“东北军工作仍是中心任务。陕甘来信。用复写纸写的材料《刘培植报告》，另有一份写给你的。据刘培植同志说，刘多荃师长允许他随部队行动。刘可随一○五团行动，拟去信。”其后，叶剑英派刘随东北军行动，继续进行统战工作。

　　东线工委在叶剑英主持下，还开办了杨家沟、枣园两个市场，发展集市贸易，恢复“红白通商”。当时东北军驻防陕北，人地两生，交通不便，粮草紧张，蒋介石对他排斥的“杂牌军”又不及时供应军饷，使东北军部队生活供给发生不少困难。为此，东线工委特开设贸易市场，允许东北军官兵来市场购物，或到苏区采办贷物，帮助他们解决粮食、肉食、马料等物资匮乏问题。在市场上，我党工作人员主动与东北军官兵接触，向他们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道理。彼此之间思想感情进一步得到交流。叶剑英还请周恩来派人民剧社到安塞市场演出，吸引了大批东北军的士兵和群众争相观看。当东北军官兵看到剧社演的《亡国恨》这幕悲剧时，许多人当场流下热泪，泣不成声。剧社共演出6场，场场爆满。团长危拱之和演员及工委人员借演出之机与东北军官兵谈话，并散发《打回老家去》等宣传品。东北军官兵不顾国民党政训处人员的破坏，坚持看戏联欢，效果极好。对于东北军中的右翼顽固分子、亲蒋的政训处人员，以及反动保甲人员，叶剑英指示安塞、延安两县工委采取发动群众给以打击和严惩。

　　叶剑英在工作中及时向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请示报告，发出了大量电文，有时一日数封，有时派人专送，得到中央的支持和指导帮助。仅从7月28日至8月25日就亲笔给周恩来副主席等修书十封，报告在东北军工作的情形。信中大至方针策略小至遣员购物都一一陈述，不厌其详，言词恳切，激情满纸，读来十分感人。

　　经过叶剑英领导东线工委进行大量的争取工作，东北军与红军不仅停止敌对行动，而且和睦相处，互派代表，互通情报，互送礼品。原来的“敌军”变成了“友好的邻居”。两岸哨兵隔河搭话，红军送宣传品，东北军则回送“东望”杂志。东北军部队撤防时，工委人员和群众送行，群众去拆除碉堡，官兵见了也不阻挡。

　　8月下旬，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调往延安。为了打通与杨部的关系，做好该军的工作，叶剑英8月18日在给周恩来的信中提出与东北军大体一致又有区别的工作原则和具体办法，并抽出一部分干部进行训练，传授对做东北军工作经验，专门研究如何做好十七路军的工作。为了开展对十七路军的工作，叶剑英还同边章伍、王立人、吕继才等同志进到延安城，分别活动，利用东北军的关系，与杨虎城部进行沟通，动员他们共同抗日。

　　在叶剑英直接领导下，东线工委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和党的统战工作的深入开展，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不仅停止了敌对行动，而且和睦相处，互派代表，互通情报，互送礼品，化敌为友，在西北地区出现了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可喜新局面。

　　“和平使者”一进西安城，与张、杨两将军秘密会谈

　　然而，当时全国的形势并不乐观。日本帝国主义继续疯狂侵略中国，华北面临危亡。蒋介石继续丧权辱国，对敌人妥协退让，而对人民加紧镇压，扩大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企图消灭爱国进步力量，实行独裁统治。东北军、十七路军广大官兵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张学良、杨虎城和其他爱国将领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做法日益不满。蒋介石置张学良、杨虎城积极抗日要求于不顾，反而强迫他们向陕甘根据地进攻，限期“剿灭”红军。张、杨两将军此时继续与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刘鼎等保持频繁接触和会谈。 1936年7月，张学良与中共代表密谈，磋商建立东北军、十七路军与中共联合抗日的“西北国防政府”。中共中央应张学良派党和红军的高级代表去西安共商抗日大计的要求，决定派叶剑英作为中共中央常驻代表密赴西安，进一步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和整个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为此，中共中央于8月17日作出决定，将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改为洛川工委，叶剑英任书记。叶剑英受命后，经过一段准备，于8月底9月初，同汪锋、潘汉年、边章伍彭雪枫、刘克东等十多人从保安动身去西安。为了安全和保密需要，他们一行进入白区前，化装为从西北考察后返回南京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谈判代表团。根据每个人的身材、形象，分别打扮成团长、参谋、士兵模样。叶剑英扮成马夫，大家觉得惊险又好笑。有人说：“这不是演戏吗?”叶剑英严肃地说：“这不是演戏，这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如果把这看成是演戏，那这戏一定要演好，装啥像啥。如果演不好，露出马脚，不仅完不成任务，还可能有生命危险!”一路上，大家按照叶剑英的吩咐办事，遵守纪律，巧于应付，渡过一道道关卡，在事先约定的地方和东北军的“内线”接上了头，赶往西安。

　　当时，西安环境极其险恶。蒋介石派出的特务、宪兵遍布西安城，活动十分猖獗，张学良处于特务的层层包围和严密监视之中。叶剑英一行的到来，处处遭到特务的威胁，但却受到张学良的热情欢迎和款待。为了安全，他安排叶剑英住在自己的亲信、卫队第二营营长孙铭九的家里，并向孙多次叮嘱道来人身系重任，无事不准打扰，要绝对保证安全，并提供一切方便。孙铭九家距张学良的公馆不远，在金家巷的前面，是个小四合院。孙铭九安排叶剑英住进西厢房以后，特意叮嘱妻子和警卫人员：这位先生是张副司令请来的“客人”，要细心照顾，悉听尊便，保证安全，不准外人到这个房子里来。叶剑英住在孙家，俨然一副学者气度，深居简出，谦虚谨慎，为开展统战工作悄声无息紧张地工作着。

　　孙铭九曾多次回忆此事，说：“张学良特别要我把一位红军代表接到我家里同住，那是启新巷，原高桂滋私房，在金家巷张公馆前面，绝对保证他的安全。这位代表身着便衣，常穿中山装，三十多岁，风度翩翩的书生，原来就是著名的叶剑英将军。当时，他化名为吴先生，作为我家的客人，住在我家里。叶住在我家是很秘密的，连我的妻子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只知道他很重要。我叮嘱她：副司令告诉，对这位先生要注意保护。最要紧的是，不要让外人到这个房子里来。有什么事，一定要经过我。妻子根据我的吩咐，每天早上给叶帅送一次水。我还对门岗说：这位先生是我的亲戚，出入我家随便，不准阻拦，更不允许跟踪!所以，当时没有人知道红军有个重要人物住在我家里。我们家是个四合院子。叶住在西边厢房，我们平常很少接触。他有什么事，或张学良有什么事，通过我给联系。叶将军的生活艰苦朴素。他不在我家吃饭，只是喝点水，偶尔吃顿早点，也只是吃点饼干。房子里也很简单，—张床，一张桌，一张椅子，一个水壶。完全是延安精神。他对人很亲切，像个学者，具有学者的风度。”孙的妻子后来知道了叶剑英的真实身份，想到他每天生活是那样简朴，深有感触地对孙铭九说：“这样的人，在东北军中是没有的。”

　　后来，叶剑英因地下隐蔽工作需要，曾离开孙铭九家，转移到红军秘密联络点安居巷甲17号(王政家)居住一段时间。

　　在叶剑英来西安临行之前，中共中央赋予他的主要任务是：一、筹划组织西北国防政府；二、组织建立抗日联军；三、培养训练东北军内部的进步力量；四、及时商议处理有关中共中央、红军和东北军之间的重要问题。这些任务根据形势的发展，后来有些变化。中共中央根据发展各民族各阶级的统一战线的需要，提出应当建立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民主共和国政府，因而放弃了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的口号，但仍坚持实行西北大联合，共同抗日。

　　10月5日，叶剑英在与张学良会谈中详细介绍了中共中央于8月25日公开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的政治背景和起草经过。他说，我党在对待蒋介石问题上，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是根据国内关系变化的实际状况而作出的重大政策变动，这也是接受了张将军的意见。张学良听后，十分高兴，他一向主张“劝蒋联蒋抗日”，叶剑英将随身带来的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亡协定草案交给张学良。这个草案是在国民党派代表与共产党代表潘汉年经过几次秘密接触后，由中共中央为联蒋抗日而提出的。经叶剑英提议，张学良表示同意再通过他这个渠道向蒋介石转交协定草案。但是，他要求叶剑英以毛泽东、周恩来的名义给他写一封信，以作为他向蒋介石转递时的依据。叶剑英经电请中央同意后，立即补写了由毛、周署名的给张学良的信。信中提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向红军进攻，不拦阻红军抗日去路与不侵犯红军抗日后方，我们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以此作为我们停战抗日的坚决表示。”信中最后希望张学良“将敝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定，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张学良接信后，表示将尽快把抗日救亡协定草案连同此信转给蒋介石。

　　叶剑英、张学良会谈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关于红军与东北军联合抗日的作战计划问题。张学良同意中共中央拟定的红军抵抗日军的战略计划，并表示东北军将予以积极配合。他决定将六十七军集结于固原地区，五十一军集结于庆阳一带，一○五师驻守平凉，以便在必要时与红军协同作战。

　　叶剑英根据党中央的交代，向张学良提出借款5万元，另给解决一万套棉衣的要求。张学良爽快答应，并提出，先派车从西安送往兰州方向，再由红军在半路上取走。叶剑英对张学良如此热情与机警深表钦佩。

　　经过在张学良公馆多次密谈，双方就联蒋抗日、红军与东北军联合抗日作战等重要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叶剑英将会谈结果及时报告毛泽东、周恩来，并于10月10日派张向三给中央送去张学良的5万元借款。以后又给红军分批转送去御寒冬衣。

　　如何帮助张学良整顿改造东北军部队，这是党赋予叶剑英赴西安的一项重要使命，也是叶剑英与张学良交谈的一个重要内容。当时，东北军的军官队伍比较老化，不少官兵思想陈旧，内部的派系斗争也很复杂。张学良对下属部队这些弊病深有痛感，准备通过整顿使部队尽快实现年轻化、精锐化。但如何进行整顿，却没有想出明确的办法。因此，他非常希望叶剑英能为他整顿部队出谋献策。叶剑英了解了东北军存在的主要问题后，向张学良提出，整顿改造部队，除做必要的人员调整外，重在思想方面的训导，并提出了加强部队政训工作的组织措施和具体意见。他的意见为张学良所采纳，并受到高度赞赏。著名记者范长江后来在《陕北之行》一文中这样写道：“叶剑英曾应张学良之邀，秘密来西安，住张学良公馆附近，与张学良研究东北军的改造问题。叶对于东北军的政训工作提出意见，他的说法很使张学良受影响。”

　　还有一件事，叶剑英处理得非常得体，使张学良深受感动。10月中旬，彭德怀率领的红军部队在宁夏固原地区李旺堡包围了马鸿宾的骑兵二○七团，蒋介石急令张学良派东北军前去解围。张学良急得团团转，只好求助于叶剑英。叶剑英考虑到，这是进一步争取东北军、开辟西北交通线的一个好时机，应当帮帮张学良。于是，他于13日、14日连续发电报给毛泽东，转达张学良的意见，建议：(一)应允张的要求，放出被我军包围的马部骑兵团；(二)允许东北军刘多荃的一○五师按规定时间前去接应；(三)我军派人随带呼号密码直接与前去接应的一○五师取得联系，与该师“永远通好”；(四)李旺堡解围之后，该地区归我占领；(五)请派人与一○五师洽谈今后交通问题，开辟西北新的交通线。

　　毛泽东同其他中央领导人经过研究，采纳了叶剑英的建议，命彭德怀部有意放出包围在李旺堡的马部骑兵团，并让开大路，在沿途布设宣传棚，迎接东北军刘多荃的一○五师，让它接走马匪军。从此红军与该师互通友好，建立了密切联系。张学良对此事处理结果很满意，觉得共产党人“够朋友”，从而对叶剑英也更加信赖。

　　叶剑英在西安，还抓紧时机与杨虎诚将军秘密接触和会谈。

　　由于党和叶剑英在西安卓有成效的工作，使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改善，东北军的实力地位得到加强。西北地区初步形成了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新局面。

　　在西安期间，叶剑英还直接间接地与国民党代表秘密接触和谈判，经常与党外各界友好人士秘密联系，了解政治、军事动向，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各方面的工作，处理各种问题，并及时向中央请示报告。其中，主要的有，日本对蒋介石、阎锡山、韩复榘的策略；蒋介石对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等做出的兵力部署和调动；张学良与阎锡山会谈情况，以及阎对我党的态度，等等，他将了解到的有关敌情，在向中央报告的同时，特意通报给红四方面军的朱德、张国焘、徐向前，供他们参考。

　　叶剑英在西安工作范围极其广泛，工作日程安排得满满的，非常紧张。经常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找人谈话，汇总情况，起草报告。西安城内特务如麻，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出危险。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叶剑英随时可能遭难，但他总是镇定自若，倒是张学良常常提心吊胆，对他的安全放心不下。有一次，叶剑英到市里的一家澡堂洗澡，洗完澡还到饭馆吃了一餐饭。张学良知道后，告诫他说说：“叶先生你不要老跑啊!你在澡堂洗澡，公开露面，要是被蒋介石派来的特务发现，就麻烦了，那我要负责的！”叶剑英感谢张学良的忠告，从此以后更加谨慎，一般不去公共场合露面了。但为了工作需要，他还是不能完全闭门索居，有时还要出入中共地下党和红军的其他秘密联络点。有一次，他事先约好到东北军六十七军空军前哨站站长王政家里(红军联络点)去谈工作，恰好刘鼎也去他家。刘鼎走近王家附近的吉祥巷，发现周围站着很多警察、宪兵，堵住路口，感到情况异常，便回头急奔孙铭九家。当孙告刘，叶剑英在王家时，刘大惊失色。他们紧急商量后，由孙铭九带着十几名士兵，坐着汽车，冲进王政住处，以“搜查”为名把叶剑英“抢走”了。叶剑英脱险后，倒是谈笑自如，若无其事，表现了遇险不惊的大将风度。

　　离开西安，急返保安，面陈大计

　　1936年10月下旬，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师后，虽然结束了历时两年的长征转移，但部队损失惨重，人员锐减，且需要休养生息，重振军威。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根据地，面对着日本侵略者的巨大压力和蒋介石“剿共”的双重威胁，遇到很大困难。

　　此时，蒋介石以胜利者自居，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在他看来，红军长征后力量有限，这是“剿共”的大好时机。当他得知张学良、杨虎城已同中共发生直接联系，西安地区和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声浪日益高涨时，更是迫不及待地要解决西北问题。他在处理完“两广事变”后，匆匆忙忙调集重兵，恨不得一天消灭红军，荡平陕北根据地。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对蒋的剿共政策日益不满，多次劝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都被拒绝。蒋介石变本加厉，于10月22日，亲率一大批军政要员飞到西安，分别召见张、杨谈话，宣布他大举“剿共”计划，部署东北军、十七路军立即做好一切准备，进攻陕北。24日，蒋介石邀张学良等人一起登华山，再次召见张、杨，叫嚣在三个月之内把陕北红军全部消灭掉。张、杨不同意蒋继续“剿共”，慷慨陈词，遭到蒋介石严厉“训斥”。27日，蒋介石到王曲军官训练团向东北军、十七路军校以上军官“训话”，继续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积极剿共”的陈词滥调，引起张学良、杨虎城和进步军官的强烈不满。许多人在会场上嗤之以鼻，报之以嘘声和跺脚，弄得老蒋狼狈不堪，甚为恼火。叶剑英将蒋介石的“训话”要点和活动情况，报告中央。

　　在西安碰壁之后，蒋介石于29日以“避寿”为名返回洛阳。这一天，他召集会议，制定加紧进攻红军的军事部署。张学良以为蒋介石祝五十大寿为名，特用自己的飞机把阎锡山从太原接来，一起前往洛阳，同在那里为蒋祝寿的傅作义、徐永昌等，伺机劝蒋停止内战、联合抗日。蒋固执己见，拒不接受，并对张学良大发雷霆，当众辱骂张不尽责“剿匪”，使张十分难堪。

　　在蒋介石和张学良矛盾冲突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叶剑英在西安处境日益困难。好在张学良及时透露消息，他便了解到这些情报，连续电告中央：“张、阎、傅、徐到达洛阳不得任何机会提出意见，满腔抗日热忱，无处说也。”

　　西北局势日趋紧张。蒋介石为在西北大举“剿共”做准备，又从洛阳到太原、济南等地进行了一系列的部署。他筹划调集嫡系精锐部队260个团约30余万大军，以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由军政部次长陈诚驻前方督剿，准备亲自坐镇西安，继江西第五次“围剿”之后对中央红军发动第六次“围剿”。同时，在私下秘密拟订对付张、杨的处置方案，如果他们违抗进剿陕北苏区的命令，就将东北军、十七路军调离陕甘。

　　叶剑英将获悉的蒋介石的行动和军事部署，及时报告中央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于12月1日致书蒋介石，揭露其内战阴谋，敦促他立即停止内战，“化敌为友，共同抗日”。但蒋介石不予理睬，一意孤行。他委派蒋鼎文、卫立煌等担当西北军事、政治上的重任，削弱了张学良的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兼代总司令和杨虎城的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的兵权。同时频繁调动30万大军集结于平汉线和陇海线上，要随时杀奔陕西，并且做好了调东北军去福建的准备。张学良迫不得已，于12月3日，乘飞机去洛阳谏蒋，说部下群情愤激，已无法控制，请蒋亲自去安抚。蒋则认为大军部署已定，根本未把“张贤弟”放在眼里，命张先回，允诺次日亲赴西安。这一天，张学良回到西安后，情绪抑郁，坐立不安。夜半，让孙铭九请叶剑英到公馆来，紧急会晤，商量对策。叶剑英查觉张学良有搞“苦迭打”(政变)之意，立即劝他谨慎行事，并连夜报告中央。中央复电，要叶返回面商。

　　12月4日，蒋介石带着大批随从，杀气腾腾地来到西安。他在临潼华清池附近的“剿共”临时行辕里，召见张学良、杨虎城，摊出最后一张牌，要么服从“剿共”命令，东北军、十七路军全部开到陕甘前线作战；要么东北军调往福建，十七路军调往安徽，让出陕甘，由“中央军”去“剿共”。张、杨均不同意，再次苦谏，又遭训斥，这就逼使张、杨最后走上兵谏逼蒋抗日的道路。

　　叶剑英见蒋介石到来后的西安形势日益紧张，即按中央指示，悄然离开西安。临行前，张学良慷慨解囊，借给红军十万块银元，要他带走。叶剑英说：“少帅，你真是‘雪中送炭’啊!”当他到达保安城外的二十里铺时，远道来接的中央财政部长林伯渠早已守候在那里，笑眯眯地迎上前来。叶剑英见到他风趣地说：“林老啊，你不是来接我的，你是来接这许多光洋的！”说罢，两人相视大笑。

　　“和平使者”二进西安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请叶先生即来西安，共商大计。”

　　在延安，毛泽东听取叶剑英紧急汇报后，立即召集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商谈。会议尚未开完，就接到张学良发来的这封急电。于是毛泽东决定让叶剑英马上返回西安。

　　不料，叶剑英和随行人员正走在路上，西安事变就已经爆发了。 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在最后跪地“哭谏”失败的情况下，迫不得已在临潼华清池扣留蒋介石，实行“兵谏”。张、杨立即通电全国，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八项政治主张，并宣布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张、杨分别担任正副主任委员。事变当天，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国共产党的意见。中共中央经过紧急磋商，毛泽东，周恩来等即复电张学良，表示全力支持，拟派周恩来等到张处协商大计。

　　对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全国人民和世界进步势力报以一片叫好声，国民党南京政府一片混乱。亲日派头子何应钦急于取代蒋介石的地位，在惊慌之余，大兴“讨伐”之师，于16日下令发兵进攻陕西，同时准备派飞机轰炸西安，欲置蒋介石于死地。日本帝国主义极力支持何应钦讨伐张、杨的举动，扩大中国内战，以便乘机独占中国。而宋美龄、宋子文为首的亲英美派则坚决反对何应钦动武，极力主张用和平方式营救蒋介石。他们的主张得到了后台老板英美两国大力支持。各地实力派对事变态度各不相同，有的支持，主张联合抗日；有的反对，主张讨张救蒋，也有的想趁火打劫，从事变中捞取好处。

　　究竟如何解决西安事变?中共中央开始认识也不一致，经过反复研究，确定采取和平解决事变的基本方针。向张、杨提议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一线，第十七路军调集西安、潼关一线，红军决不进占其一寸土地，必要时可插到敌侧后，配合他们粉碎国民党亲日“讨伐派”的武装进攻。随后，中共中央以红军高级将领名义给南京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两次发出通电，表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和态度。

　　12月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一行到达西安，当晚立即与张学良会晤，次日上午又拜会杨虎城将军，紧张地展开了各方面的工作。应张学良的请求，经中央批准，叶剑英出任抗日联军临时西安军事委员会的参谋长，参加西北联军参谋团，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将领一起制定了抵抗亲日派“讨逆军”的作战计划和军事部署。

　　12月22日，南京方面派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和张、杨一起谈判，并首先提出停战及改组南京政府的六项主张。经过两天紧张谈判，同宋子文、宋美龄最后达成改组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驱逐亲日派、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和一切政治犯、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条件。蒋介石也当面表示同意谈判协定的六项条件，并表示他返回南京后，约周恩来去南京直接谈判。

　　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日子里，叶剑英协助周恩来日夜奔忙。他会见了各方面人士，同他们进行座谈，听取意见。他还采取出席报告会、个别出访等形式，进行统战工作，并将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意见及时向周恩来和中央请示报告。12月23日，叶剑英致电中央，报告说，各方人士对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有怀疑，主要问题是：共产党能否真正放弃阶级革命，改取“社会民主制”?红军能否取消，归中央改编，听从命令?今后能否割断同莫斯科或第三国际的关系?最近的政治主张是什么……中央立即复电表示所反映问题带有普遍性，进一步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叶剑英根据中央的批示精神，广泛向各方人士进行解释，消除误解，扩大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

　　然而，出人意料的，就在西安事变即将和解之时，发生了一个令人遗憾的历史事件。12月25日，张举良在西安放走了蒋介石，他事先未同周恩来、叶剑英等商量，并亲自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经洛阳飞回南京。此事在西安和全国立即引起轰动。叶剑英后来回忆此事说：“后来张学良出了个岔子。他说抓是我抓的，放我亲自送。张学良亲自乘飞机送蒋介石到洛阳。张学良想当个梁山英雄，他不晓得蒋介石的立场顽固得很。张学良刚一出门，孙铭九就向周恩来和我报告：副司令走了，送蒋先生回洛阳。我们说，不行，你马上坐汽车把他请回来!待他坐汽车到机场，飞机已升空了。结果，蒋介石一到洛阳，就把张学良扣留起来了。”

　　张学良放蒋介石回南京，他自己本来想这样做感化蒋介石，希望事变的结局变得更加圆满。然而，由于他对蒋的本质认识不清，此举却使他终生失去了自由。蒋介石回到洛阳就翻脸不认人，到南京后又背信弃义地推翻自己的诺言，发表了《对张杨的训话》，长期软禁了张学良。

　　叶剑英对此十分惋惜，后来一直关心张的处境，珍藏着他亲笔题写的“汉卿送蒋回南京前留影”的照片。建国后，他多次托人给张学良传话，欢迎他回来看看。张学良也很珍惜与叶剑英的患难之交。1991年5月他在美国见到老部下吕正操，还表示很怀念老朋友“叶参座”，吕正操说：“我到美国跟张学良见面，张学良就提到叶帅，他说最早跟叶帅认识，跟叶帅最熟，当时叶帅的一些主张、谈话印象很深。”

　　坚持奋战在古城，巩固和谈成果，维护抗战局面

　　阴险毒辣的蒋介石不仅扣押了张学良，还委派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调集三十七个师，37万大军进逼西安。

　　大军压境，形势危急，内战一触即发。在此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于12月28日发表声明，彻底批驳蒋介石的所谓“训话”。中共中央连续发表通电，坚决要求南京政府停止军事行动。

　　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努力做好善后工作。同杨虎城、王以哲等东北军、十七路军高级将领紧急协商，确定由杨虎城领衔，于1937年1月5日发表了一份措辞严厉的通电，强烈抗议蒋介石扣押张学良将军的行径，揭露蒋介石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同时制定了联合作战方案。东北军在东部正面防线部署重兵，十七路军集结于渭北各县，红军主力一部开进关中，集结于咸阳、洛川一带，以配合东北军、西北军作战，造成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战则能胜、和则有利的局面。叶剑英在联军参谋团会议上，分析敌我友态势说，我们在军事上集中主要兵力，到本部正面防线，对付由潼关方向西进之敌，现在摆成一个鳝鱼篓子形，让敌人能进不能出，进来就把他吃掉！

　　叶剑英尽力协助周恩来奔走于东北军、西北军和国民党留守西安人员之间，艰苦工作，维护团结，稳定局势。他们看望在事变中负伤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和原陕西省主席邵力子等，表示慰问，希望钱、邵诸公以大局为重，说服留守西安的国民党大员，坚持团结，抗战救国，帮助解除困境，劝他们派人到南京、奉化与蒋介石会谈，搞好各种关系。

　　还有一个恼人的事，即东北军、西北军内部在战与和的问题上存在的严重分歧，一直未获解决。自张学良被软禁后且有加重之势。杨虎城早年拥护孙中山革命，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一直同共产党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头脑敏锐，韬略在胸。但此时他要统一指挥十七路军和东北军，外有重兵压境，内有和战之争，处境日益困难。叶剑英主动接近他劝他派人到南京、奉化与蒋介石会谈，搞好内外关系，处理好各种棘手问题。有一次，叶剑英陪同周恩来访问他时，正谈话间，正好他的秘书拿来一份材料，让他签字。他让秘书面谈。秘书读完之后，他立即指出哪些地方需要改动，而且恰到好处。叶剑英看到这个情景，对杨更加敬佩，说他真是“长期锻炼出来的将才”。当时东北军中坚持同中央军交战的“少壮”派(主战派)越闹越厉害，排斥“主和派”。有人竟扬言：“向叶参谋长来个兵谏!”1月27日晚，他们找到周恩来、叶剑英，长跪不起，大哭大闹，强烈要求红军出兵帮助他们向中央军开战，救回张学良将军。周恩来、叶剑英反复劝说他们要以民族利益为重，团结为上，不能“战祸起于萧墙之内”，被敌人利用，但他们听不进去，一直吵闹不休。

　　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事故，周恩来决定将我党派到西安工作的大多数同志转移到三原红军驻地。叶剑英则留下来，陪同周恩来继续奔走于各方，耐心工作，平息风波。1937年1月28日，叶剑英陪同周恩来乘车到三原云阳镇红军司令部，同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左权等召开会议，反复讨论是否帮助东北军出兵与中央军打仗问题。大家认为，这一仗本来是不该打的，但是考虑到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是我们的朋友，只要他们两方意见一致，红军可以暂时保留自己的意见而支持他们的主张，配合他们一起打。当晚，周恩来、叶剑英赶回西安，分别将这个决定告知杨虎城、东北军将领和少壮派军官。他们听后都感到高兴。接着，叶剑英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参谋长一起具体地研究了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

　　但是，东北军中主战的“少壮派”和主和的“元老派”的分歧并未消除。为了进一步解决争端，在“少壮派”提议下，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团以上军官在渭南东原张家堡召开军事会议。叶剑英应邀出席军事会议。发表讲话，他说：大家应该团结起来，加强“三位一体”，巩固统一战线，争取张学良将军早日返回，共同抗日，收复失地，使我们祖国能够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强大的国家。杨虎城也在会上讲了话。会后两派勉强达成协议：在张学良未回以前，坚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决一死战。到会的40余名军官在决议上签了字。接着，1月31日晚，在东北军王以哲将军家里召开三方最高军事会议，经过周恩来、叶剑英再三说服，最后作出宜和不宜战、促进和谈成功的决定，并决定派代表赴潼关与中央军代表在和谈文件上签字。然而东北军少数“少壮派”仍然坚持主战。2月2日上午，竟闯入王以哲家中将王枪杀。

　　“二二”事件严重地破坏了东北军的内部团结，破坏了西安与南京谈判和营救张学良的行动。东北军广大官兵对王以哲遇害极为愤慨，追查杀手。西安城内顿时谣言四起，充满恐怖气氛。为了制止事态扩大，周恩来亲自到王以哲家吊唁，帮助处理善后。叶剑英立即派刘澜波到渭南，向驻防前线的东北军将领传达“事件”的经过，宣传中共中央反对“二二”事件的态度，继续维护“三位一体”，坚持贯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同时，派刘鼎护送几个肇事者到三原云阳红军驻地，再转往平津，避免了东北军内部互相残杀的结局。

　　处在斗争漩涡里的叶剑英协助周恩来、秦邦宪日夜奔走，异常紧张和危险，稍有不慎就会使西安事变的成果毁于一旦。当年随周、叶一起到西安工作的童小鹏回忆说：“叶剑英过去在国民党中间是个知名的人，对西安方面也比较熟悉。他在军事、情报这方面是内行的。周恩来负总责，叶剑英、秦邦宪协助周恩来一起工作。那一段时间是非常紧张的。”

　　经过他们一段奋力工作和各方斡旋，终于平息了“二二”风波，不久，同南京方面达成了免于战争的协议，巩固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成果。

　　“西安捉蒋翻危局，内战吟成抗战诗”。

叶剑英在关键时刻/范硕著.--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02

责任编辑：admin 最后更新：2022-01-01 17:5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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