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走下权力的顶峰
2022-01-01 18:16:10  来源：西安事变数据库  点击：  复制链接

　　红军沿着川黔边行军，到达了云、贵、川三省交界的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村。这是三省交界处，天亮公鸡一鸣，三个省的人家都可以听到，所以有鸡鸣三省之称。2月5日这天，张闻天找毛泽东商议，认为遵义会议中博古受到大家批评，思想上还有抵触情绪，恐怕再领导下去大家不服而且困难很多。毛泽东考虑还要与周恩来等其他政治局常委交换一下意见再做决定。

　　毛泽东找到了周恩来，将张闻天的意见告诉了他。周恩来也认为遵义会议以后博古领导是有困难的，博古下去以后还是毛泽东领导比较合适。毛泽东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还是张闻天来做好一些。毛泽东的考虑是很深远的，他认为张闻天在会议上系统地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得到了大家的好评，而且他也是莫斯科学习归来的，对团结一大批留苏回来的干部很有好处。同时共产国际对他也很信任，这样向共产国际也好交待，所以还是由张闻天出来领导党的工作为好。(1)

　　周恩来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来到博古的住处，想先与他酝酿一下，做做思想工作。博古见周恩来，便问周“有什么事找我”?!周恩来不便于马上启口，怕博古接受不了，把眼睛看了一下窗下两对铁皮公文箱。博古是一个聪明的人，这几天来想得很多，觉得这么多的人反对自己，再继续做党的总负责人是困难的了。他心情坦然地说：“恩来同志，今天，你来就是为这个，我已经想通啦，我知道我领导下去，没有人再听我的了。让谁来接替我?”

　　周恩来回答，“几个政治局常委碰了一下头，叫洛甫”。

　　博古十分干脆的回答：“好!明天叫小康把挑子送过去。”今后有事，尽管分派我秦博古干”。(2)

　　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分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的职务，在中央负总责。当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曾在背后叫博古不要交权，但博古尊重政治局大多数人的意见，没有听他的意见，说明博古是以大局为重，没有考虑个人的得失，这是一个革命者高贵的品质。

　　2月6日，象征着中央总书记权力的两只铁皮箱送到张闻天的住地，从此张闻天担任了党中央总负责人。博古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之职。2月至7月代理总政治部主任。

　　遵义会议后，李德要求随同红一军团行动，中共中央同意了他的要求。红军第二次占领遵义时，李德又回到中央纵队。

　　2月8日，张闻天通知毛泽东、周恩来、博古、陈云、朱德、王稼祥到他的小屋开会，将半个多月前，政治局会议委托他起草的遵义政治局会议决议草稿提请大家审议。经过研究审查没有什么意见，顺利地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然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统一全党思想，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决议》。《决议》指出：“听了博古同志关于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及周恩来同志的副报告之后，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决议从十四个方面作了论述即：

　　(一)党中央关于敌人五次“围剿”的决议中得出了“在五次‘围剿’中间我们有着比以前更加充分的取得决战胜利的一切条件”的正确结论。而博古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过分估计了客观的困难，把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同时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却又估计不足，这必然会得出客观上五次“围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的结论。

　　(二)党中央根据自己的正确估计，定出了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具体任务，造成了彻底粉碎五次“围剿”的有利条件。而博古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对于这些顺利条件，显然是估计不足的。这种估计不足，也必然得出在主观上我们没有法子粉碎“围剿”的结论。

　　(三)应该指出，我们工作中还有许多严重的弱点，……但决不应该以为这些弱点的存在，乃是不能粉碎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而博古同志在报告与结论中却夸张这些工作的弱点，对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基本上是错误的估计，却又不认识与不承认。

　　(四)国民党蒋介石以及他的帝国主义的军事顾问等，……采用了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企图逐渐消灭我们的有生力量与物质资财……，以达到消灭我们的目的。……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

　　(五)在目前中国国内战争的阶段上，在我们还没有大的城市工人的暴动、白军士兵的哗变的配合，在我们红军数量上还是非常不够，在我们苏区还只是中国的一小部分，……我们的战略路线，当然是决战防御，然而在五次战争中，对于这些原则却通通是违反的。……不但去年二月以前如此，直至主力红军退出苏区仍是如此。甘心情愿把自己处于被动地位的单纯防御路线，……XXX同志过去提出过的“全线出击”的口号，在五次战争中却变成全线抵御，而在战略上则二者都是错误的。

　　(六)为了求得决战的胜利，在决战方面，集中优势兵力是绝对必要的。……但是过去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为了抵御各方面敌人的前进，差不多经常分散兵力。这种分兵主义的结果，就使我们经常处在被动的地位，就使我们的兵力处处薄弱，而便利于敌人对我们各个击破。

　　(七)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是我们工农红军的特长。……华夫同志的“短促突击”理论，却使我们从运动战转变到阵地战，而这种阵地战的方式仅对敌人有利，而对于现时工农红军是极端不利的。

　　(八)由于对敌人堡垒主义的估计过高与对运动战的可能估计不足，……实际上只是对于堡垒主义的投降，到底不能粉碎堡垒主义。

　　(九)在持久战与速决战问题上，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的了解也是错误的。

　　(十)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个冲突，从积极方面扩大他们内部的裂痕，使我们利于转入反攻与进攻。福建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然而当时博古同志等都在“左”的空谈之下，在战略上采取了相反的方针，失去了这一宝贵的机会。

　　(十一)在战略转变为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同样是犯了原则的错误。……一方面预备突围，一方面又“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的矛盾态度，正是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到了转变关头必然的惊慌失措的表现。

　　我们突围的行动……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以及搬家式的行动，……就使得自己差不多经常处于被动地位，经常遭受敌人打击，而不能有力的打击敌人。

　　(十二)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重要原因。一切企图拿党的正确路线来为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路线作辩护是劳而无功的。

　　(十三)此外政治局扩大会认为博古同志特别是华夫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恶劣的，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

　　政治局扩大会特别指出，博古同志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的工作，他对于华夫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及时去纠正，而且积极的拥护了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政治局扩大会认为博古同志在这方面应负主要的责任，而博古同志在他的结论中对于绝大多数同志的批评与自己的错误是没有承认的。必须指出，这种错误对于博古同志不是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而是部分的严重的政治错误。

　　(十四)政治局扩大会认为：虽是由于我们过去军事上的错误领导使我们没有能够在中央苏区内粉碎五次“围剿”，使我们主力红军不能不退出苏区并遭受到部分的损失，然而我们英勇的红军主力依然存在着，我们有着优秀的群众条件，我们有着党的正确领导，我们有着物质上、地形上的比较良好的地区，我们有着全国广大群众的拥护，与红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的胜利的配合，再加上正确的作战指挥，我们相信，这些困难，在我们全体同志与红色指战员努力之下，是可以克服的。(3)

　　注释：

　　(1)石永言：《遵义会议纪实》，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94页。

　　(2)同上，第195页。

　　(3)《党史通讯》，1985年第1期，第3页。

博古传/李志英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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