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泛起一股小小的风波
2022-01-01 18:16:11  来源：西安事变数据库  点击：  复制链接

　　遵义会议以后，为了发扬军事民主，凡是重大的军事作战行动，都要召开中央会议讨论决定，这种作法对瞬息万变的战争环境来说显然很不适应，搞不好还可能贻误战机。所以3月11日，在张闻天、毛泽东的建议下成立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小组，全权指挥军事，这是全军最高的领导核心。

　　在三人军事小组领导下，红军完成了“四渡赤水”战役。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人的指挥下，纠正了过去错误的军事路线，在云贵川地区采取高度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方针，大规模的迂回穿插于数十万敌军之间，声东击西，忽南忽北，红军完全掌握了战略上的主动权，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实现了红军渡金沙江北上的这一胜利。连反对毛泽东的李德都不能不承认，他在《中国纪事》中说红军“渡过金沙江以后，在战略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比较有利的局势，首先是摆脱了蒋介石的追击部队，通往北方的道路畅通无阻了。”(1)

　　但是由于四渡赤水战役是一场运动战，遵义会议后从1月29日一渡赤水入川到3月22日四渡赤水直奔乌江南下，近两个月时间中，大规模迂回、机动，部队是长时间行军，在战斗过程中，病号日益增多，一些人对行军意图又不甚了解，产生了不满情绪，也有人发了牢骚，甚至在中央红军领导层中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林彪就是这种情绪的代表人物，他在南昌起义时还是朱德领导下的一名排长，由于勇敢善战这时做了红一军团的司令员。林彪本来对李德的“短促突击”战术很感兴趣，曾在《红星报》上发表题为《论短促突击》的文章，颂扬博古、李德的指挥才能。在遵义会上他没发言。遵义会议后他对大规模迂回机动有不少想法，一直埋怨说：“我们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还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指毛泽东)这样领导指挥还行!?”(2)而且积极活动要彭德怀出来指挥，甚至不顾聂荣臻反对和劝阻，写信给中央三人小组，攻击四渡赤水战役，主要是要求毛泽东下台。聂荣臻当时是红一军团政委，最了解林彪的作为。他曾回忆说：“四渡赤水以后到会理期间在中央领导层中，泛起一股小小的风潮，算是遵义会议后的一股小小的余波。”所谓的风潮就是：遵义会议以后的战况还很难使一些人完全服气，他们有不少议论和小活动，当时流传说毛泽东也不行了，要求撤换领导，林彪就是起来带头倡议的一个。(3)

　　博古在这股小小的风潮中考虑的是革命的全局，他没有为自己离开总负责的位子而患得患失，没有因受到毛泽东批评和取代而不满，这正是他的胸怀和品德。面对这些情况他十分担忧，担心这种现象发展下去会导致党和军队发生分裂，他想红军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不能再发生不团结的现象了，现在需要的是上下一心，共同克服困难，绝对不能在领导层中出现分裂，否则中央红军的前途就不堪设想。

　　红军渡过了金沙江，5月12日攻克了会理县城，会理是一个物产丰富人口稠密的县城，也是红军北渡金沙江后经过的第一个县城，使红军得到了一周的休整时间。中共中央考虑到在党和军队高级干部中对当前战略方针有不同的意见，很有必要召开一次会议，统一思想，进一步确定新的行动计划。所以于12日在会理城郊一个叫铁厂的村子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长征途中有名的会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总参谋长刘伯承与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李德也列席了会议。林彪的信在政治局成员中传阅过。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他简单回顾了遵义会议以来的情况，提出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统一认识，研究渡过金沙江以后的战略行动。毛泽东在会上解释了为什么要几渡赤水，他说：“像这样迂回前进，有没有必要呢?我看大有必要，客观环境需要我们如此嘛。不从实际出发，一厢情愿是要吃亏的，我们的战略方针，必须建立在知己知彼上”，“可是现在，有人对迂回前进多跑一点路有意 见，发牢骚，甚至给总书记写信，要求改变指挥，这是一种动摇，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行动。大敌当前，我们的干部说什么都不应该有这种情绪。”(4)毛泽东严肃批评了林彪，他说：“你是个娃娃，你懂什么!?”(5)周恩来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认为遵义会议以来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必须从实际出发，没有理由怀疑中央的战略方针。王稼祥、朱德都表示了相同的意见。

　　博古提出：“战略方针的判断与改变，都立足于敌情的变化。北渡扬子江，入川北进，会合四方面军，这当然是一个好的方案。现在看来，这个计划缺乏对敌情应有的分析，谁知川军那么不好打呢?刚才朱老总讲到，如果允许我们在中国腹地开创根据地，倒是可以少走许多冤枉路。”(6)显然在这关键的时候，他理解并支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的看法，共同维护了毛泽东在全军的领导地位。

　　会理会议经过讨论，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决定必须认真维护遵义会议的精神，反对抵触情绪，并且责成林彪自己向有关人员亲自传达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家对他的批评。会议还确定了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决定继续北上，抢渡天险大渡河，到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建立川、陕、甘根据地。这次会议对全党全军团结一致完成长征任务有重大作用。

　　会理会议后，博古全力投入宣传工作。当时军委总政治部编辑出版的《红星报》是由博古负责的。这份报纸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央苏区创办的，是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星报》的社论和指导性的文章大部分是当时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领导人承担，周恩来写的最多，其次就是博古，他先后写了三篇社论。

　　为了贯彻中革军委关于强渡大渡河的方针，5月22日《红星报》发表了《强渡大渡河的宣传鼓动工作》的重要文章，这是向全军发出强渡大渡河战役的动员令。文章明确地提出当前的战略方针和具体任务：“摆在我们当前的任务，是迅速渡过大渡河。”“我们渡过大渡河，便到达了川西地区，与红四方面军取得了更接近的配合作战”，“使我们更有利于消灭敌人，创造新苏区，缩短我们无后方大规模的游击战争，扩大有后方的广大的运动战，更有利于开展苏维埃革命的新局面。所以我们渡过大渡河，具有与渡金沙江时同样的重要意义。”(7)同时还拟定了严密的计划，要求：1.“为了争取渡河的先机，我们要以迅速、坚决、勇猛、果敢的行动，消灭阻我前进的川敌，并于必要时，回击追我的蒋敌。”2.要“百倍努力地做好争取少数民族的工作。”3.“必须继续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克服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绝对保障上级命令的执行与协同动作。”强调：“目前政治工作的中心”，“更应在这些工作上起到积极的领导作用。”文章最后说：“全体红色指战员一致动员起来!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的战略方针指导下，依靠全体战士们的努力，我们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迅速渡过大渡河，赤化川西北，配合红四方面军，开创全四川苏维埃革命的新局面。”(8)

　　大渡河是岷江的一条支流，大渡河边的安顺场原名紫打地，是当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全军覆没的地方。蒋介石想让红军在此重演历史的悲剧，所以他电令四川军阀杨森守备大渡河时，即“以清代活捉石达开之川督骆秉章相勋勉。”

　　5月26日，毛泽东随部队来到安顺场南面五六里地的一座大山脚下，在几棵古树旁边向大家讲述了石达开在此受困、全军覆没的历史故事。他说，本来彝民和石达开的关系开始是友好的，但因为石达开疑心太重，把关系弄糟了，招致了惨重的失败。今天我们工农红军也来到了这个地方，蒋介石和四川军阀杨森也抱着很大的幻想，企图把红军消灭在石达开全军覆没的地方，但是“敌人的好梦是作不成的，石达开没有走通的路，我们一定能走通，我们共产党人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大渡河算不得什么困难。”(9)

　　事实证明红军是英雄好汉，不会步石达开的后尘。5月29日，17名红军战士在连长廖大珠的率领下，冒着敌人的强大火力，冲过了铁索桥，攻占了东岸桥头堡，红军后续部队在击溃敌人一个团后，占领了泸定城。

　　6月2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天险大渡河，从泸定城出发，继续北上。当天博古负责的红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关于渡过大渡河的政治工作的指示》要求，中央红军进到预定创建新根据地的地区，政治工作之中心为：用一切办法提高部队的战斗情绪及战斗力。指示还对瓦解白军工作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并指出，要把地方工作提到实现战略任务的高度。

　　这时已处在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前夜。6月10日，红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了《前进报》，博古写了《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去!》的文章，刊登在创刊号上。文章提出红军胜利渡过大渡河后的方向是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建立大块苏区，并且对这一作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作了详细的论述。

　　注释：

　　(1)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61页。

　　(2)《聂荣臻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3月版，第258页。

　　(3)《聂荣臻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3月版，第258页。

　　(4)石永言：《遵义会议纪实》，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52页。

　　(5)《聂荣臻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3月版，第261页。

　　(6)石永言：《遵义会议纪实》，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54页。

　　(7)郑广瑾、方十可：《中国红军长征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441页。

　　(8)郑广瑾、方十可：《中国红军长征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442页。

　　(9)郑广瑾、方十可：《中国红军长征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442页。

博古传/李志英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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