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改编南方游击队
2022-01-01 18:16:29  来源：西安事变数据库  点击：  复制链接

　　国共合作的消息传出以后，南方的游击队由于与中央联系中断，并不了解中央的战略意图，也纷纷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在这重要的转折关头，如果处理不当，就会使红军游击队遭受重大的损失，甚至有被国民党吞并的危险。博古与叶剑英等人一起，采用各种方法与分散的红军游击队取得联系，以便使中央的方针政策能够得到贯彻执行。

　　9月下旬，博古从南京的国民党报纸上发现项英要求各地区游击队迅速改编的公开信，博古又喜又惊。喜的是项英没有牺牲，还在领导南方游击队的工作，惊的是项英对目前中央的政策不了解，他的一些作法显然与中央意图不相符。

　　与此同时，正好博古接到了项英从南昌的来电，要求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希望博古能派人到江西。

　　博古考虑到中央军委在8月1日僦曾经对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作了指示，指示中提出：“根据目前统一战线开展与抗日战争将要开始的形势，各游击区域为着实现党的新政策，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保存与扩大革命的支持点的目的，应该依据下列原则，配合当地实际情况，灵活的全面的改变自己的一切工作。”(1)《指示》中特别提出：“武装问题，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之下，较大的红色部队，可与国民党的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但必须严防对方瓦解与消灭我们的阴谋诡计与包围袭击。”(2)

　　博古担心项英等由于不了解中央的精神，会受到国民党的欺骗。于是他立即发电给项英，希望项英来南京共同商议与国民党江西当局谈判的问题。

　　这时候中央也从报纸上获悉项英在南昌发表的公开信，认为项英这样做法很不合适，立即致电博古、叶剑英，指出各边区游击队不应当无条件集中，项英在南昌的做法带有很大的危险性，希望迅速通知他到延安面谈。第二天张闻天、毛泽东再一次急电博古、叶剑英，强调“南方游击队万不能集中”，并要博、叶“速电项英到南京，告以政策”。(4)

　　博古接到电报后，立即给项英、陈毅写了一封长信，介绍了红军经过艰苦斗争长途跋涉到达陕北的情况，与国民党公开谈判的过程，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的斗争经过，以及当前中央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方针。特别提到中央对南方游击队改编的三点最低的要求：即不允许国民党派人到我们队伍中来；军队所需要求与国民党军队同等待遇；各地队伍不脱离根据地。主要目的是不要受国民党的哄骗，以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与军队的独立性。

　　这时项英已从南昌返回赣粤边游击区，博古与叶剑英商议，决定派与项英相识的顾玉良去赣粤边区送信。顾玉良原被关押在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经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大力营救，9月26日，由黄文杰负责保释出狱。他是1928年至1930年，在中共中央作交通工作期间认识项英的。

　　10月2日上午，博古通知顾玉良到办事处谈话，交代任务。

　　博古说：“从报上发现项英没有牺牲，正在江西与国民党谈判，发表演说。因他与中央失去联系，对当前形势发展与中央的政策不能完全了解，可能产生错误，中央要我们迅速派人去找他出来，同时还要带中央的重要文件和口信，必须在见到项英同志后交给他亲收和直接告诉他。因此，必须有个认识项英的同志去，这项任务现在要你去完成，你看行吗?”(4)

　　博古见顾玉良欣然接受了任务，细致地嘱咐他马上准备行装，并且要他学习与国民党军队打交道的各种礼节，以免发生笑话，因为顾玉良不是军人出身。

　　时间紧迫，当天下午博古与叶剑英又约见于顾玉良，叶剑英先具体交代了去江西找项英的办法后，博古说：“你这次以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的合法身份公开奉命出差的，公开名义去江西公干。因此，穿了八路军服装，带了办事处的护照，并备有参谋长和办事处给国民党当局的有关函件。所以，可以堂堂皇皇地去，不要受任何约束。当然提高警惕和以礼待人还是要十分注意的。”

　　随后，博古拿着信函对顾玉良说：这里有两个公函是给江西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熊斌的，你到了南昌后可持函去找他，请他派人带你去找项英；用火漆封起来的大信封，是中央的文件和给项英的信，要见到项英后给他亲收。(5)

　　接着，博古再一次嘱咐，特别提出，必须注意的四个问题：(一)负责人下山谈判都可进行，但队伍绝不能下山；(二)要提高警惕，部队靠山驻扎，占取有利阵地，如有来犯者，坚决击退，不要犹豫；(三)在谈判过程中，要努力扩大部队，筹集给养，不要放松；(四)谈判成功，部队给养得到政府供给以后，就应停止继续以红军名义公开筹响，但扩大部队的工作应当继续，这几点必须用脑记住，不可忘记。(6)同时博古还将信及陕北出版的《解放》全部14期及中央决议、宣言、大纲、地方工作指示与红军谈判必须坚持的条件各一份交给了顾玉良，并要顾玉良一定牢记。博古还要顾玉良转告项英，要项英按照中央的精神安排好工作后，立即来南京面谈。项英和他的随从人员都要国民党保安司令部提供护照，这才能保证路上的顺利通行。在博古及叶剑英的周密安排下，顾玉良以八路军上尉副官的身份起程赴江西。

　　10月3日，顾玉良来到下关搭轮船去九江，两天后到达九江，转乘火车到了南昌。7日顾玉良到九江省保安司令部见到了熊斌，熊斌见到叶剑英的信函后，立即派参谋陈洪带领顾玉良乘汽车赴吉安。

　　在黄昏降临的时候顾玉良到达吉安城内一家旅馆，据说项英就住在那里。进了房间一看，只有一个陌生的人坐在那里。陈洪介绍说这是陈毅，顾玉良不认识陈毅，怕中了国民党的圈套，不敢冒然开口。陈毅说：项英同志已到大庾去了，这几天不会回来，我在这里代表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有什么信可以交给我好了。顾玉良心存疑虑，只好把公开的介绍信交给他，并表示“其余信件要面交项英同志亲收的。”(7)陈毅没有勉强，让顾玉良先安顿休息。

　　第二天，陈毅带领顾玉良一起去参加与国民党当局的谈判，当顾玉良看到陈毅与国民党代表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后，才解除了思想上的疑虑。

　　回到旅馆后，陈毅对顾玉良说：“你带来给项英同志的信是否先给我看一下。”

　　顾玉良回答说：“信是用火漆封起来的，还盖有印章，别人是不能拆开的。”

　　陈毅说：“我现在正与国民党谈判，很需要知道中央的精神，否则对谈判是不利的。”顾玉良觉得陈毅讲得有道理，把信交给了他，但是口头指示的话仍然没有讲出来。(8)

　　10月10日早晨，陈毅把信还给了顾玉良，信用浆糊封好，在背面写了几行字，说明他已拆开看过。同时派了一个警卫员带着顾玉良乘轮船到赣州。11日到达大庾的池江圩，这是项英与国民党人员公开接洽的地方。

　　顾玉良见到项英后，喜出望外，热泪盈眶。两个久别的老战友重逢自然有很多话要谈，于是顾玉良先把信交给了项英，又向项英作了详细介绍，并将博古的口头指示一一传达，还将有关文件及《解放》周刊也一并交给了项英。在谈到博古派来时曾提到从报上发现项英没有牺牲而高兴时，项英说：“这是由于我们的电台在一次战斗中，被敌人的炮弹打坏，无法与中央联系的结果。”在说到陈毅在谈判中反击敌人的骄横无理态度时，项英握着拳头愤怒地说：“这些家伙就是这样顽固不化，你们还击得好，统一战线就是要在斗争中才能建立、发展和巩固。”(9)

　　项英接到信和指示的精神后，将工作作了安排，并与顾玉良一起于10月20日回到南京，受到博古与叶剑英的热情接待。

　　博古、叶剑英与项英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介绍了长征到达陕北的过程，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合作的谈判情况，当前党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政策以及中央对南方游击队的指示等等，又向项英详细了解了赣粤边游击队斗争及谈判的情况。在项英离南京赴延安时，博古、叶剑英又致电中央，认为项英由于“情况不明”，在南昌“谈判有些不妥处，但总的方向是对的”，并建议项英回延安后以留在中央为妥。(10)

　　考虑到南方红军游击队正处在大变动的时期，需要一批坚强有力的干部进行支援。10月26日博古与叶剑英一起致电中央，请调邵式平赴闽、浙，张子意赴湘，罗梓铭赴赣。不久中央决定项英出任新四军副军长，暂时留延安学习一段，并参加中央有关会议。同时派出了一批有力干部前去南方游击区，加强对红军游击队改编工作的领导。

　　当时不仅项英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中共湘鄂赣省委也在与武汉行营进行谈判。博古到南京不久，就接到了他们来的信件，信中报告了与当地国民党当局谈判的经过。同时指出，目前与国民党当局初步达成了协议，特别是有关人事的安排，确定傅秋涛为湘鄂赣红军游击队司令。国民党武汉行营还特地派来了罗世农担任副司令，还要求再派副官主任一人，副官二人，军需主任一人。博古接到信后，深感问题的严重性，国民党派这么多军官来到游击队，就有可能使游击队脱离共产党的领导，甚至被分化瓦解的危险。他立即回信，重申中央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最低限度的原则，要求省委必须提高警惕，防止国民党的分裂破坏行动。

　　湘鄂赣省委接到博古的信后，立即进行了讨论研究“认为这一指示完全正确”，同时根据博古指示的精神，及时采取了必要的措施，防止国民党的阴谋活动。

　　9月14日，毛泽东给博古、叶剑英、周恩来等人的电报，严肃指出了湘鄂赣省委在与国民党武汉行营谈判中的错误。电报中还特别强调必须坚持国民党不得派进一个人来，要有一定的军饷，驻地要依靠可守的山地等基本原则。并要求博古嘱咐鄂豫边区主持工作的郑位三要按上述原则进行谈判，不能重蹈湘鄂赣及闽粤边区谈判的覆辙。电报还特别指出：“统一战线中，地方党容易陷入右倾机会主义，这已成为党的主要危险，请严密注意。”(11)由于郑位三已经离开南京回鄂豫皖，博古设法给郑位三转达了中央的指示。

　　9月下旬，中共闽浙省委书记、浙边红军游击队领导人刘英得知中共中央在南京设立了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后，为了及时向中央汇报几年来浙边游击斗争的情况，了解中央对闽浙工作及红军游击队今后工作的意见，派吴毓、龙跃两人去南京进行联系。9月29日这两个人到达了南京。

　　博古得知闽浙省委派出的人员已到南京后，立即接见吴、龙二人，向他们详细询问了闽浙边斗争的情况，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的详细过程。吴、龙二人详细汇报了红军挺进队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在闽浙边区站稳了脚跟，并建立了闽浙边游击队根据地。国民党军队多次的清剿，都被游击队一一粉碎，这样才使国民党地方当局不得不坐下来与游击队进行谈判。目前已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达成了合作抗日的协议。博古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中央对南方各省游击队的重要指示，同时要他们将汇报的情况，用书面汇报的形式写成材料，以便上报中央。

　　博古考虑到必须使刘英详细了解党中央有关统一战线独立自主的政策，特别是对南方游击队今后行动的一系列有关指示，于是写了一封长信给刘英，信中着重指出，红军游击队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必须遵循的五条原则即：(一)游击区实行民主制度；(二)各部队不让国民党派进一个人来；(三)原则上不拒绝集中，但要求国民党给充足的时间待中央派人传达新的政策，要求国民党撤去附近的驻军及保安队，使不威胁游击区之存在。特别注意，红军游击队不要脱离根据地；(四)要求国民党供给薪饷衣服军火；(五)重要领袖均勿轻离部队。

　　10月上旬，吴毓、龙跃要回闽浙边游击队根据地时，博古再三叮嘱，部队集中后不要下山或住在山边，要防止国民党军突然的袭击。还提出在新四军组成前，没有我博古的亲笔信，就不要下山，不要随便调动，以防敌人的袭击。(12)

　　在此前后，博古还设法与闽北、闽东等地红军游击队取得了联系，了解各游击队斗争的状况，传达了中央关于南方游击队的重要指示，并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的情况提出自己的意见，使南方红军游击队在大的转折关头，顺利地实现了合作抗日战略变化。

　　注释：

　　(1)《中央关于南方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八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第73页。

　　(2)同上。

　　(3)《洛甫、毛泽东关于速电项英等中央致博古、叶剑英电》，《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江苏省军区政治部，1992年6月，第39页。

　　(4)顾玉良：《党派我寻找项英、陈毅、黄道、叶飞等同志出山》，《抗战初期的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94页。

　　(5)顾玉良：《党派我寻找项英、陈毅、黄道、叶飞等同志出山》，《抗战初期的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95页。

　　(6)顾玉良：《党派我寻找项英、陈毅、黄道、叶飞等同志出山》，《抗战初期的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95页。

　　(7)顾玉良：《党派我寻找项英、陈毅、黄道、叶飞等同志出山》，《抗战初期的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97页。

　　(8)顾玉良：《党派我寻找项英、陈毅、黄道、叶飞等同志出山》，《抗战初期的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99页。

　　(9)顾玉良：《党派我寻找项英、陈毅、黄道、叶飞等同志出山》，《抗战初期的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1OO页。

　　(10)《博古、叶剑英关于项英离南京去延安致洛甫、毛泽东电》，《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八路军驻京办事处》，江苏省军区政治部，1992年6月，第50页。

　　(11)《董必武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页。

　　(12)陈广湘：《博古受命奔走大江南北》，《南京史志》，1990年4月第4期，第32页。

博古传/李志英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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