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内的对日强硬派-北上参与抗战
2022-01-02 23:52:57  来源：西安事变数据库  点击：  复制链接

　　自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之后，中国民间的抗日运动极为澎湃，国民党内借抗日而别有所图者，虽然大有人在，但绝大多数人都是激于义愤，满怀抗日的爱国热情。而蒋介石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导致大片国土和大量主权的丧失。和蒋介石站在一条战线内的宋子文，在民族危亡之际，较蒋介石表现了更多的抗日积极性。他曾对人说：“假若中国要在共产主义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统治之间作出抉择的话，中国将选择共产主义。”①

　　1932年10月，行政院长汪精卫因故出国后，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长职务，直至1933年3月，汪精卫回国接手行政院。在代理行政院长期间，宋子文负起了对日外交的职责。这期间，他的对日态度更趋强硬，并试图利用他的职权与地位，促使蒋介石改变对日方针。

　　上海停战后，热河的防守问题立即呈现出来。日军将侵占热河，这在中国人意料之中。还在上海停战不到10天，即1932年3月9日，日本在长春成立了伪“满洲国”，把热河省列入了伪满领域之内。5月，中日签订上海停战协定后，日军即调兵东北，对山海关和热河方面进行侵扰。1933年1月1日，日军挑起山海关事件，由此开始了它由关外向关内的进攻。山海关位于渤海湾边长城东端，这是一处战略要地，由此可达天津和北平并通往热河省。面对日军的进犯，中国守军奋勇抵抗，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因孤军无援、寡不敌众，以致日军很快向长城一线推进。时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会长的张学良负有守卫华北的直接重任，他曾经一再呼吁南京当局增强华北地区的军事力量，以有力抵抗日本的进犯。

　　当时，国联仍在继续进行中日关系之调解活动。日军在攻击了山海关后，向全世界谎称，是中国人挑起争端，他们希望就地解决，并称无意扩大其行动到热河和平、津地区。当国联对日军侵略热河之行动提出质问时，日方又回答说：热河为满洲国之一部分，讨伐该地方之“匪贼”，乃满洲国之主权。它并强词夺理地说，基于“日满议定书”第二条，其有共同防卫之义务，故日本之态度为正当。就在日军进犯热河，而国联之调解已陷绝境之际，行政院代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于2月11日飞抵北平，亲自部署抗战。在华北期间，他主要从事了下列几项活动：

　　(一)在财政上，积极筹款，以支持热河抗战。整理华北财政，解决华北财政困难，是宋子文此行的一项主要任务。在北平，宋子文会晤了北平银行公会会长周作民和来自天津的银行界代表如中国银行经理卞白眉、交通银行经理杨荫荪、大陆银行许汉卿等，与他们商定发行救国公债2000万元，其中由平津银行界承销1000万元。公债的另一半，宋子文准备让上海金融界来承担。为此，宋子文于2月21日南下上海，用了两天的时间，同钱永铭、虞洽卿等上海的金融界人士商定了由上海的银行吸收公债的方案。2月23日，宋子文抵达南京，宣布发行新公债2000万元，名为1933年爱国库券。这笔款项的筹得，使宋子文甚感满意，他认为这足够守卫热河的北方军队3个月之用。

　　(二)在军事上，宋子文抵达北平后，立即与张学良及张作相、汤玉麟等北方主要将领磋商抗日计划，并同张学良一起巡视了热河前线。返回北平后，宋子文又参与拟订了热河保卫战的初步计划：成立两个集团军，每一集团军辖三个军团。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由张学良自兼，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为张作相。宋子文还参加了张学良在北平召开的分配作战任务的军事会议。

　　(三)发表公开演讲，鼓励北方军民的斗志。宋子文在北平的10天中，还进行了其他多项活动，主要有：多次向新闻界发表谈话，表明中央政府之态度；2月16日出席在北平召开的东北热河后援会；2月17日到热河前线慰勉将士，当日返回后发表致前方将士书；2月20日，赴卫戍医院，慰问伤兵。

　　在多次公开的讲演中，宋子文主要表述了下述观点：

　　1.痛斥日本的侵华罪行，揭露其阴谋与野心。宋子文指出：

　　我们国家年来受天灾赤祸的交迫，政府正在力谋安定与进步的时候，我们的敌人日本，趁火打劫，把东三省抢走。我们自审国家力量，外察国际情势，相信现在的世界，应当不是强盗横行的世界，所以诉诸国联，听候公理裁决。谁知世界人士尽管一致主张公理，而敌人却是始终的横行霸道，最近占了榆关，又侵犯热河。

　　日本人最近印行伪国地图，把热河和东三省划成一个“满洲国”，叫他们的生命线，这是什么话，人家的土地可说是我的生命线吗?这是何等的欺侮我们，这是我们何等的耻辱。②

　　宋子文并驳斥了日方散布的种种谣言，以正视听。他说：

　　敌人诡计万端，他们从来的策略是挑唆离间，使我们家里不和，自相争斗，他们好乘机取利，……近来日方屡次传播虚伪报告，谓我将领中有怀贰心者，有谓日方业与某某等成立默契，故可不战而得热河。凡此挑拨离间、大言欺世之惯技，为日方所擅为，是敌人带侮辱性的毒计。③

　　他希望大家不要听信日人的谗言，不再中敌人的奸计，“惟有万众一心，牺牲一切，以捍卫我国家，舍此别无出路矣”。

　　2.表明中央政府之抗日决心，及对守卫热河之态度。宋子文到北平后，立即向新闻界宣布：

　　本人此次来平，与热河局势有关。中央政府对日人之谋攻热河，极为重视。热河为中国整个的一部分，正如广东与江苏等省然，攻击热河，不啻攻击首都。日人如实行攻击，则吾人将以全国之力对付之。日本既已占据中国之东北部，若再前进，必予以抵抗，成败在所不计。④

　　赴热河视察时，他在民众大会上再次重申中央政府的抗日决心：

　　本人代表中央政府敢向诸君担保，吾人决不放弃东北，吾人决不放弃热河，纵令敌方占我首都，亦决无人肯作城下之盟。⑤

　　对于前方将士的困难，宋子文深表同情，并表示中央将尽力接济。他说：

　　诸君在边防线上，衣服不暖，饮食不饱，械弹缺乏的情形，政府当局是知道的，是痛心的，不过要求诸君谅解，因为敌人破坏我们的交通，摧残我们的商业，使得国家的收入一落千丈，政府尚须顾到各项费用，尚须顾到内外债的利息，但是，政府无论如何困难，诸君必须要的东西，子文必定筹划接洽，诸君安心拼命去杀贼好了。⑥

　　中央对华北各军，虽不能充分接济，但必尽其所有，平均分配。⑦

　　宋子文更以全国人民的名义，激励前方将士奋勇杀敌：

　　说到筹划接济，不但政府当局如此，就是全国人民，不论东西南北，莫不一致在那里奔走呼号，援助诸君。诸君放心，你们的牺牲是有全国作后盾的，你们打到天边，全国人民亦追随你们到天边，你们打到海底，全国人民亦追随你们到海底。总而言之，我们全国人民现在是整个的生死同命，诸君放心干好了。⑧

　　3.称颂北方军民之斗志，呼吁各方团结一致，共同抗敌。到北平后的第三天，宋子文对记者谈了他到北方后的感想，说：

　　到平后，感想极好，大家对日，无论军民，莫不激昂，各军不待开拔费即赴前线，具征各方一致之精神。日军侵我，已有十数年之准备，而我初无防敌之心。所幸民气激昂，敌来即拚。淞沪之战，即其前例。此我民族性强烈之表现也。⑨

　　他进而呼吁全国各界“化除成见，团结一致，努力抗战”：

　　日占东省，复寇热河，热河为华北屏障，亦为全国屏障，地位自极重要。本人此次来平，张学良表示决死一拚，但抗日必须绝大牺牲，自须全国团结，上下一致，方克有济，且国联形势，我方已得道德上之胜利，倘能本身振作，则最后胜利，终属于我。⑩

　　在热河前线视察时，宋子文进一步慰勉众将士，应拿热血洗刷“满洲国”三字奇耻大辱，誓死保卫热河。他说：

　　此次北来，与地方人士接谈，益信华北地势全恃热河为屏障，保热河即保华北，即对已失之东三省，亦有收复之希望，热河若有疏虞，不惟华北动摇，其影响及于全国，顷来承德观察情形，更感热河之重要。……现在国际联盟十九国委员会经极详细之研究，完全一致拥护中国立场，日本军阀虽强暴，终不能以一国抗全世界，故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但仍须自己努力，断不可全赖他人。(11)

　　为加强抗日宣传，激发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宋子文在北平时还与平津学校当局商定组织“中华战地宣传队”，“分赴前方宣传，使荷枪壮士及当地民众，均知日军进迫之暴行，及我方守土卫国之责任。同时使华北民众明了中央确有抗日决心”。

　　(四)会晤美英法等国驻华公使，并致电日内瓦中国代表团，介绍中日关系的现状及严峻前景，表明中国政府的态度，驳斥日方散布的谣言，要求西方大国给予中国多方面的帮助。在北平期间，宋子文多次会晤美英法等国驻华公使，主要表达了如下意旨：1.中国政府决定以举国之力，誓死抵抗外来侵略，如果我们再让敌人不费力地占领中国一个省，那我们将无地自容。2.坚决否认日方散布的中日已就“满洲国”问题进行正式谈判的消息，明确表示，只要独立的“满洲国”依然存在，日军未从北宁线一带撤退，中日之间就不会有调解的前景。3.希望西方大国给予中国物质或道义上的支持，对日本的侵略给以必要的制裁。

　　宋子文还与张学良共同致电日内瓦中国代表团，向国联表示抵抗日本侵略的决心，电文中说：

　　中国政府与人民因决定抵抗日本侵略，现已集中兵力，保卫国土。……中国政府前曾忍辱负重，长期努力，欲以诚意避免时局的严重，俾援助国联会，觅取合于盟约及其他条约之调解基础，但调解希望，已为日本所断绝，和平希望亦为日本在热河军事行动所毁灭，虽国联会提出郑重异意，亦无所顾忌。日本所提出似是而非之理由，谓欲维持条约权利，爰乃占据满洲，但日本侵略热河，未可以此为口实，则以任何条约，均未涉及此一省区故也。余等奉有中央命令，对于日本侵略予以抵抗，负有守土之责，实有北方人民所赞助。请将余等所处地位所采态度，向国联会及全世界加以说明。(12)

　　综观宋子文在北方10天的活动与谈话，不难发现，他的对日态度较前更为强硬。他曾在多种场合表示，当前中国“唯一的生路是武力自卫，置之此地而后生”，并一再声明“抗日战争，全国愿为后盾，非仅北方军民一隅之战斗”。他甚至向外国公使和记者发表过“纯粹之个人意见”，即：如日军果真侵入热河，则大可不必再留中国公使于东京，因与日本办理外交，不再有济于事也。

　　自北平返回上海后的第二天，宋子文在祁齐路私邸接见各报社记者，以亲身经历驳斥了关于热河之种种谣言，说：“当本人离沪北上前，曾迭闻各方传来谣传，谓热河将领与日伪当局已有谅解云云。使馆方面，且以此相诘询，……迨本人抵平后，凡耳之所闻，目之所见，不待侦询，早证该项谣传无稽云。”

　　当有记者问及长江一带有无发生战事之可能时，宋回答说：“目前已无时间考虑此种问题，我人业已准备，无论何地，敌如来犯，必与拼命，政府人民，应一致对外，应如何干即如何干，至战事结果以及一切的一切，均非此时所当问云。”

　　身为行政院代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在热河危机期间亲赴前线，表明中央政府的态度，激励前方将士与全国民众坚决抗日，这在国内外均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据外界报导：

　　张学良、宋子文此次到热河，士气为之大振，其效果一若感受电力之速。……热河华军将否奋力作战，在前若稍有疑虑，今则疑虑尽释，而感觉日军必遇坚决勇猛之抗拒。(13)

　　《大公报》于2月19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华北健儿之幸运》的社评，对宋子文此行大加赞扬：

　　试看宋代行政院长躬至平、热，黄任之穆藕初(注：当时黄炎培、穆藕初率上海地方协会后援队赴平、热慰问)诸君纷纷长途，即知全国上下，已成一片，南北社会，凝聚一团，热河视同南方，远近绝无歧视，此等现象又岂20年间多次内战所曾梦见?……而观于昨日承德欢迎宋张至热河，与张代委员长领衔通电之诚恳，又窃幸吾人所祈祷者，终当不虚也。(14)

　　舆论界对宋子文此行之评价虽有过奖之词，但不能否认宋子文之言行对坚定军心，消除各方歧见，促成团结抗战的新局面，确有相当的积极作用。对此，国联各方亦非常重视，认为中国抗日已久具决心。

　　然而，身为南京国民政府最高统治的蒋介石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枪口对内，将中央军投入他计划中更为“重要”的“剿共”军事，而不让其北上抗日。宋子文在北平经与张学良等会商后，曾电请蒋介石命中央军两师北上，并向蒋提出：“热河发生战事时，兄务须放去一切，北平一行”，但蒋以中央军北上“恐友军多疑”和张学良有过不欢迎的态度为由，拒绝了宋的建议。当时，蒋介石在江西部署新的“剿共”行动的消息，不时见诸报端。虽然宋子文多次公开强调“蒋委员长对日态度，与政府及人民完全一致”，但蒋、宋二人不同的言行，使国内外舆论界很自然地把宋子文视为国民党当局中抗日派的代表人物。

　　1933年2月23日，日军兵分三路向热河发起进攻。3月4日，日军先头部队进占省会承德。热河全省10天即告沦陷。消息传出，引起了全同人民的愤慨，也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哗然，时任国联中国代表之一的顾维钧在其回忆录中说：“各国论者，以我军凭崇山峻岭之险，有主客攻守之异。而战线屡缩，失地频闻。友我者对于我国是否真心抵抗，群来遑问；忌我者谓我本无自助决心，国联原可不必多事”。在国内，全国舆论除谴责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谴责临阵脱逃的汤玉麟外，负守卫华北直接重任的张学良更成为众矢之的。为了应付全国舆论，蒋介石将失土之责嫁祸于张学良。

　　这时，宋子文发表了与官方不同的观点，他说：

　　热河之战，与吾人以重大教训，重大觉悟，盖败绩之咎，不在一人，亦非在一人，在于吾国之军制。养兵数百万，而器械窳劣，衣食不固，几若乌合。士兵纵能见危受命，直是驱市人而战耳，此应归咎于军制之不良也。(15)

　　宋子文还以自己在热河前线的见闻，对中日军队的装备、运输、战术等方面，作了对比。宋子文的此番言论，既为其个人计，也有为张学良开脱责任之意。如前所述，宋北上后，国内外舆论对宋、张的热河之行曾给予高度评价，并对热河抗战寄于较大的信心，宋南返后，还向新闻界宣布“华北军事部署非常充实，官民意志颇能真正融合”，但热河竟在日军发起进攻后的10天即陷于敌手，这不能不令人对报上宣称的一切表示怀疑。宋子文之所谈，固然是战败失土的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他在谈话中避而不谈国民党中央当局的责任，不谈南京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方针，显然是由他的政治立场决定的。虽然在对日方针上，他与蒋介石的观点有所不同，但作为南京政府之要员，他所作的一切皆是从维护南京国民政府的根本利益、巩固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地位出发的。当蒋介石意欲让张学良承担失土之全部责任时，作为张学良好友的宋子文虽不愿为，却还是担起了向张暗示蒋要其去职以谢国人的使命。

　　上述事实表明，长城抗战期间，宋子文在对日问题上的确持强硬的态度，但以宋为代表的对日强硬派在政府中未取得主导地位。1933年汪回国接手行政院后，国民党当局的对日方针更趋向于妥协、求和。

　　①转引自[美]斯特林·西格雷夫：《宋家王朝》，第437页。

　　②《大公报》，2月18日。

　　③《大公报》，1933年2月18日；《申报》，1933年2月16日。

　　④《申报》，1933年2月14日。

　　⑤《大公报》，1933年2月19日。

　　⑥⑧《大公报》，2月18日。

　　⑦《申报》，1933年2月17日。

　　⑨《申报》，1933年2月17日。

　　⑩(11)《申报》，1933年2月19日。

　　(12)《申报》，1933年2月19日。

　　(13)《申报》，1933年2月21日。

　　(14)《大公报》，1933年2月19日。

　　(15)《大公报》，1933年3月6日。

宋子文传/杨箐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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