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　端纳西安之行
2021-12-28 16:10:03  来源：西安事变数据库  点击：  复制链接

　　南京统治集团内部，以宋美龄、宋子文和孔祥熙为首的主和派，明确反对何应钦的武力讨伐主张，力主通过和平方式“营救”蒋介石，结束西安事变。这也是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重要原因。

　　宋氏兄妹的“营救”活动，首先从冲破何应钦阻挠，派端纳前往西安开始。

　　宋美龄、孔祥熙13日晨到南京后，见到以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气焰嚣张，他们不顾蒋介石死活，执意要对西安动武。对宋美龄提议派端纳去西安探明真相，何应钦当面予以反对，扬言任何人都不许去西安，他们要攻打西安，并说委员长已遇难了。蒋在西安究竟是生是死，宋美龄到南京后“到处搜索消息，而消息始终沉寂，周遭接触者，唯紧张之流露，形形色色之猜测，辗转传布，如飞沙，如雷震，诸凡捕风捉影之传说，眩人欲迷。”①探明蒋在西安死活真相，成为当时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宋美龄和孔祥熙不顾何应钦的阻挠，也不等张学良复电同意．13日中午就派端纳和黄仁霖乘机离京，经洛阳前往西安。宋美龄托端纳带去两封信．一封是给蒋介石的，全文如下：

　　“夫君爱鉴：昨日闻西安之变，焦急万分。窃思兄平生以身许国，大公无私，凡所作为，无丝毫为个人权利着想。即此一点，寸衷足以安慰。且抗日亦系吾兄平日主张，惟兄以整个国家为前提，故年来竭力整顿军备，团结国力，以求贯彻抗日主张，此公忠为国之心，必为全国人民所谅。目下吾兄所处境真相若何?望即示知，以慰焦思。妹日夕祈祷上帝赐吾兄早日脱离恶境，请兄亦祈求主宰赐予安慰，为国珍重为祷。临书神往，不尽欲言。专此奉达，敬祝

　　健康

　　妻廿五年十二月十三日②

　　宋在信中竭力掩饰蒋介石对外屈辱妥协、丧权辱国的罪责，美化和吹捧蒋“以身许国”、“大公无私”、“公忠为国”，这既是给蒋本人看的，更是给张、杨看的，因为她知道此信一定要经过张、杨审阅后才准端纳交给蒋。宋让端纳捎带的另封信是给张学良的，主要内容是让张顾全大局，从公私两方面关系考虑处理好与蒋的关系。

　　当时的飞机速度很慢，从南京到洛阳需飞行4个多小时。端纳等在洛阳过夜，翌日再飞往西安。14日晨，端纳在洛阳接到了宋美龄打来的电话，转告他张学良已复电同意他即刻飞往西安。宋美龄急切地盼望端纳快快前往，探明蒋死活真相，并把蒋介石营救出来。端纳等14日上午从洛阳起飞，一个多小时即到达西安。张学良派他的私人管家、美国人杰米·埃尔德到机场迎接。端纳与埃尔德早就相识，这次会见端纳迫不及待询问蒋介石的情况。埃尔德告诉端纳，蒋在西安被扣留，但十分安全，现任在杨虎城的西安绥靖公署所在地，并向端纳介绍了西安事变的大致经过。听了埃尔德的介绍，端纳松了一口气，几天来悬在心中的石头落了地。

　　端纳一行在埃尔德陪同下驱车来到金家巷张公馆，在客厅刚落坐，张学良就走出来接见他。端纳看见由于几天来不得休息，张两眼布满血丝，身体显得很疲惫。端纳将宋美龄的信当面交给他。在交谈中，张学良得知端纳还不知西安方面的八项救国主张，便向他作了说明，并详细叙说了他发动西安事变的苦衷和长期以来与蒋围绕抗日问题的分歧和争论。据端纳后来回忆张当时对他说：“长期以来我很苦恼，因为我们的力量都消耗在打中国人而不是打日本人身上。委座来这里时，我问他为什么不开始抗日。我说，共产党人也是中国人。”张接着说：蒋听后“骤然震怒”，指责张是共产党人，蒋坚持认为“抗日的时机还没有到来。”张反驳蒋说：九一八时，“您曾宣称我们要做好准备，二年之内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可是五年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再不能对人民说，我们仍需准备，因为敌人正在深入我们的国土。当今，政府好比是一家银行，如果老是欠帐，就要失去信誉。我们只说不做，等于是欠账。”张学良还向蒋指出当今“我们只有三种选择：抗战、撤退或是屈服。”蒋听后“脸色铁青，尖叫着他决不投降。”张学良又说，他曾接受端纳建议，给蒋写了一封长信，“请他让我北上抗日。我说，如果他想剿匪或剿共，那就让其他军队去干，因为我的士兵除打日本人外，不愿打其他任何人。”张还告诉端纳，他曾批评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在上海逮捕救国会“七君子”，说蒋“像袁世凯干过的那样”。“蒋介石一听，又火冒三丈。”张学良说，蒋介石来西安后，拒绝接受他和杨虎城的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诤谏，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甚至下令向参加一二九纪念活动的学生开枪。当张学良把前去临潼向蒋请愿的学生劝说回去，当晚去向蒋做最后诤谏时，“蒋介石怒气冲天，咆哮不已。他大拍桌子，用不堪入耳的语言将少帅痛骂了一顿”。张到这时，已“实在忍受不了他的污辱”，决定同蒋的关系“中止”、决裂。

　　张学良向端纳诉说完发动事变的苦衷和原委后，又向他介绍了蒋被扣押以来的表现。张说：蒋被带到西安新城后，情绪“非常愤怒。他突然提出要求，说我如想证明与此事无关，那就必须立即送他回南京；如果我不这样作，我们之间便是敌人，要我立即将他枪毙。”张一再“恳求蒋改变主意，并强调说，如果不采取抗日行动，中国就要毁灭。”蒋答道：“我决不改变主意”，“我的主意全是对的”，还气势汹汹地说：“杀我，放我，我全不在乎。”张学良严肃地对蒋说：这件事件并非只是你个人的事，它关系到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我们是爱国者，愿意服从您，但我们并不把您当偶像来崇拜。”张的这句话，更加激怒了妄自尊大的蒋介石。蒋本来是面壁而卧，这时他猛地转过身来大发雷霆，狂叫：“滚开!你是我的敌人，我不跟你说话。如果你想枪毙我，那就请吧。”③张无奈，只好退出。张介绍完蒋被扣押后的表现，郑重向端纳表示，他们对蒋没有恶意，只要蒋接受抗日救国主张，立刻释放他。

　　张学良还告诉端纳，他们从保证蒋的安全和改善其居住条件考虑，曾请求他搬出新城，迁到玄凤桥新落成的高桂滋公馆去住，遭到蒋的误解和拒绝。现在，张请端纳协助动员蒋搬家。

　　端纳会见杨虎城后，在张学良陪同下去新城见蒋，张担任蒋同端纳谈话的翻译。陪端纳来陕的黄仁霖被禁止见蒋，他被安置在张公馆门房中暂住。张学良和端纳进入蒋的住室时，蒋正躺在床上，用毯子蒙住头，面壁而卧。端纳用英语同他打招呼，蒋转身坐起来，双眼流出泪水，说：“我知道你会来的。”端纳将宋美龄的亲笔信交给蒋介石后说：“我来了，蒋夫人也要来的。”听说宋美龄也要来，蒋涨红了脸，大声对端纳说：“你不能带她来这里。”经端纳劝说、动员，蒋介石同意迁到高桂滋公馆去住。待蒋迁居后，端纳推心置腹地对蒋指出：你周围的“许多人则是秘密的亲日分子”，要当心，不要被这些人所左右。端纳劝蒋“不必固执己见”，应该认真“听取西安人民的意见”，接受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端纳说：“看不出这些要求有什么毛病。”端纳向蒋指出，只有这样做，才能为你平安“离开西安铺平道路。”④在端纳向蒋讲这些话时，张学良觉得他不便翻泽，于是在他建议下端纳请来杰米·埃尔德给翻译。

　　端纳到西安亲眼见到蒋介石平安无事并同他谈话后，14日晚在西安致电宋美龄，报告蒋在西安情况，并说张学良甚盼孔祥熙、宋美龄来陕谈判。端纳决定第二天去洛阳直接与宋美龄通电话。当晚他同蒋介石住在一起。

　　黄仁霖在张公馆门房中过了一夜，他想如果见不到蒋介石，回去后无法向孔祥熙、宋美龄复命。他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使张、杨能够接受的办法。用这种办法，他能亲眼见到蒋，而蒋却看不见他。第二天(15日)黄要求面见张学良，报告了他想出的办法，果然获得批准。张命其副官长谭海带黄到高桂滋公馆，让他从蒋居室门缝中向内窥视，见蒋坐在床上同端纳谈话，屋内还有杰米·埃尔德。黄仁霖完成了孔、宋的重托，如释重负，正准备回京复命时，蒋从端纳口中得知他已来陕，执意要见他。张学良只得同意蒋的要求，但约定蒋、黄二人见面时，只准说些问安和身体状况如何之类的话，不得谈论公事，否则黄便不能离开西安，以免把蒋不利于西安的话传到南京去。蒋、黄口头上都答应了这个条件。张带黄进入蒋的卧室，黄给蒋鞠躬后说：“我是奉蒋夫人之命前来看你，是否身体安好，请你多加保重，并且不要讲话太多。”⑤蒋倒是没有讲话，但他要给宋美龄写信托黄带回南京。信中说：“余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余决不愧对余妻，亦决不愧为总理之信徒。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还我天地父母也。对于家事，他无所言，唯经国、纬国两儿，余之子亦即余妻之子，望视如己出，以慰余灵，但余妻切勿来陕。”⑥蒋怕此信被张、杨扣留，写完后当着众人面连续念了三遍，意在使黄仁霖记在脑子里，回京后向宋美龄口述。由于蒋介石违背了与黄仁霖见面时不谈论公事的诺言，黄仁霖见蒋后被留在西安，直到12月25日蒋获后才准离陕返京。

　　端纳15日下午从西安飞往洛阳与宋美龄通电话。行前，他在西安致电南京，报告蒋在西安甚平安，张、杨决无伤害蒋介石之意；如无意外发生，事变可望于数日内解决。端纳到达洛阳后，先后与宋美龄通了几次电话。关于通话内容，宋美龄在他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有如下记载：“余于星期二(十二月十五日)突得端纳由洛阳打来长途电话，诚令余惊喜若狂。盖端纳于是晨冒恶劣气候之危险，飞抵洛阳，直接报告我以西安之真相，彼以简短之言词，叙述全局，谓委员长并未受苛刻待遇。端纳到达后，委员长已允迁入较舒适之房屋，斯时委员长始初次与张学良谈话，惟怒气仍未息，张表示决随委员长入京。盖自承举动虽错，然动机确系纯洁；张盼余入西安，亦盼孔部长同行，……。然最后又言，委员长坚嘱余切勿赴西安。余请端纳明日来京，端纳称，彼已允委员长及张当日返西安。惟气候恶劣，不利飞行，决于明晨返西安，京行势难办到。余因告以军事长官已决定立即进攻西安，彼返西安或有危险。并嘱其以此真相转告委员长。端纳复言，彼虽不能来京，张学良亲信之爱尔德与彼同机出陕，将于明晨飞京，可当面详叙经过情形”；“是晚余又以长途电话告端纳，孔部长因医生坚嘱不令飞陕，况孔为代理行政院长势难离职，因嘱端纳征求对方意见，可否以宋子文或顾祝同代之，且告以各方阻我成行，然余决心飞陕”；“星期三晨，余乘端纳未启行前，复与通话一次，余嘱端纳告张学良，彼若不愿手造惨酷之国难，应立即护送委员长返京，并请以目前余所处之境遇告委员长，详述余努力阻止战争之经过。”就在这天，南京政府颁布了对张学良的讨伐令，何应钦宣布就任“讨逆军”总司令职，大举进攻陕西的战争已箭在弦上。宋美龄让端纳去西安转达上述事项之后急速返京，否则有生命危险，并请他转告蒋介石，设法阻止何应钦的军事行动。端纳表示他愿留在西安。当时在宋美龄身边的孔祥熙接过话筒与端纳通话，他请端纳转告张学良，“当知彼之生死存亡亦将以能否确保委员长之安全为断，彼欲拯救自己，拯救国家，当以飞机护送委员长赴太原，恢复其自由，倘能照办，一切皆可不究。”

　　端纳16日从洛阳乘机返陕时，见20多架满载炸弹的飞机从洛阳起飞后向西飞行，到陕西境内示威并狂轰滥炸。端纳到西安后，先会见张、杨，转达宋美龄提出的可否以宋子文或顾祝同代替孔祥熙前来西安?此提议当即获得张、杨的同意。张学良当天致电在南京的顾祝同说：“藉悉蒋夫人拟嘱兄与子文来陕，洽商一切。此间同人均极欢迎。在陕安全，弟可完全保证。请即日命驾。无任企盼。”⑦接着，张学良和端纳一起去见蒋，端纳向蒋报告在洛阳几次与宋美龄通电话的内容，特别是报告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如何调兵遣将，进逼西安；南京飞机入陕境投弹滥炸；宋美龄在南京的困难处境及其为阻止武力讨伐、力争和平解决事变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并转达了宋美龄要蒋阻止何应钦进攻西安的意见。张学良也极力劝说蒋介石阻止何应钦的军事进攻。他向蒋指出：“我们对你是一番好意，何应钦逼近潼关要打，我们就和他打。如来要轰炸，那就不知道会炸到我或炸到你?”

　　端纳是西安事变爆发后入陕的第一名南京使者。他的到来，使蒋在陕安全无恙的信息立刻传遍全国和全世界；加之他在南京与西安间、蒋介石与张学良间卓有成效的斡旋、疏通，这为双方进行协商谈判最终和平解决事变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①　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

　　② 台湾《革命文献》第31辑，第32—34页。

　　③ 《端纳与民国政坛秘闻》，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326页。

　　④　《端纳与民国政坛秘闻》，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328页。

　　⑤ 黄仁霖：《西安事变及其余波》，(传记文学)第4l卷第6期。

　　⑥ 蒋介石：《西安半月记》。

　　⑦ 《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06年版，第74页。

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李义彬.—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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