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
2021-12-28 16:10:11  来源：西安事变数据库  点击：  复制链接

　　1937年2月举行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是国民党开始转变国策的标志。

　　蒋介石在西安获释返回南京后，国民党中央于12月29日举行第三十一次常务委员会，确定于1937年2月15日在南京召开五届三中全会，讨论和决定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候补中央监察委员等共175人。蒋介石、汪精卫、戴传贤、王法勤、冯玉祥、于右任、孙科、邹鲁、居正被推举组成主席团，叶楚伧为会议秘书长。

　　会议期间，蒋介石报告西安事变经过，何应钦作军事报告，张群作外交报告，居正作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与会者提出许多提案。会议还通过了决议和宣言。

　　会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这次中央全会做出了积极的、恰如其分的评价：“国民党三中全会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会议。虽然三中全会的宣言和决议，没有明确性和具体性，没有坚定的方针，没有批评自己过去的政策的错误，有许多非常含混的语句，但无论如何它是表示国民党政策开始转变。”①

　　在对外政策方面，会议通过的宣言指出：“蒙受损失超过忍耐之限度，而决然出于抗战”，②这是国民党第一次提出“抗战”，比几个月前国民党二中全会提出的“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又前进了一步。2月16日全会通过冯玉祥等16人提出的《促进救国大计案》，决定“密交常务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分别切实办理”。此议案提出要“努力收复失地，首先督助华北军队，并增派劲旅，先行收复察北、冀东以为收复东北四省之准备”；议案还提出要“采取积极外交”，改变长期以来外交上的被动局面，“今后应采取积极方针，以图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被侵占之土地”③。李宗仁等9人向全会提出的议案，抨击了南京政府的独裁统治，提出要保障人民的爱国言论自由，解放群众的爱国运动。议案说：“我政府数年以来，对于民众救国之言论，民众爱国之运动，皆以外交上之困难，而多方抑制，长此以往，不徒民众对于本党之信仰日益低落，而民族意识之逐渐消沉，必将陷于不可振拔之境地。宗仁等目击时艰，认为目前之中国，非保障民众爱国之言论，不能使民众发扬其聪明才智，以共趋救亡图存之目的；非解放民众爱国之运动，不能使民众发展其团结御侮之力量，以从事于民族主义之斗争也。”④

　　在对内政策方面，宣布放弃武力统一政策。会议宣言提出：“此后唯当依据和平统一之原则，以适应国防，且以奠长治久安之局。”⑤会议主张在某种条件下开放言论和释放政治犯，潘公展等21人提出的《请确定巩固和平统一之实施步骤案》中提出：“在不违背建国最高原则，不抵触中央最近国策范围以内，尽量宽放言论自由之路，使正当舆论得以宣扬”⑥。孙科、冯玉祥、于右任等六人提出的《请特赦政治犯案》，批评南京当局近十年来对“人民从事爱国活动，或发为政治言论者，动辄指涉嫌疑，因为反对，罗致既多，冤抑日众，或致流离失所，或者幽羁囹圄”。孙科等人主张“请自民国十六年北伐以后，历次政变，所有一切政治犯，无论已被逮捕或尚在通缉判决，应由国府明令予以特赦”⑦。

　　关于对中国共产党问题。会前，中共中央于2月10日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当此日寇猖狂，中华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精神，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

　　(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

　　(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中共中央的电报接着说：“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则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

　　(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

　　(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持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⑧

　　国民党三中全会主席团决定对中共中央的来电不做公开的正面的处理，而以该会主席团名义另提“根绝赤祸案”经2月21日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该案对中国共产党虽多有攻击诬蔑之词，但它没有拒绝中共提出的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要求。它提出四项“最低限度之办法”，即“彻底取消红军”、“彻底取消所谓‘苏维埃政府’”、“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⑨。周恩来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会上发言时对此评论说：“这个东西是双关的，因为红军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红军，但红军还存在；苏区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苏区，但苏区还存在。所谓停止阶级斗争，停止赤化宣传，就是不许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有政治活动。”⑩这个决议同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的“四项保证”有一致的地方，因此说国民党三中全会实际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

　　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13人于会议开幕当天提出《恢复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其中说：“在过去六月中，我们得到中国共产党几封致本党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和通电，请求国共再度合作，联合抵抗日本。它证明团结反对侵略者的斗争已经成为中国人民一致的要求，此事更进一步地为西安事件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既愿停止危害本党政治权力的活动，并支持统一抗日，所以本党更加便利来取得恢复先总理三大政策的机会，以挽救本党和祖国免受奴役，并完成我们的革命工作。”⑾此项提案未被会议接受。2月18日，宋庆龄在三中全会发表演说，猛烈抨击日本侵略者和亲日派，呼吁遵奉孙中山遗嘱，执行三大政策，她尖锐指出：“令人万分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政府中仍有些个别人士仍然不了解救国必先结束内战的道理。在今天居然还可以听到‘抗日必先剿共’的老调，这是多么荒谬!我们要先打断一只手臂之后再去抗日吗?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内战经验。在这期间，国力都耗费在内争上面，日本军阀将我们的土地一块一块地割去，使我们的国家受到蹂躏。”

　　五届三中全会是国民党的国策基本转变的开始。它结束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阶段，开始了巩固国内和平准备对日作战的新时期。国民党的这种转变不仅反映在三中全会文件上，也体现在会后的行动中。这就为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判提供了前提。

　　① 《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的任务》；《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02页。

　　②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纪录》，第67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同上书，第97页。

　　④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311—312页。

　　⑤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纪录》，第68页。

　　⑥ 同上书，第99页。

　　⑦ 同上书，第97—98页。

　　⑧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57—158页。

　　⑨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纪录》，第97页。

　　⑩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4页。

　　⑾ 《社会公社》第l卷第2号，1937年3月1日。

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李义彬.—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

责任编辑：admin 最后更新：2021-12-28 16: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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