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斌丞-丹心铁骨的民主战士——怀念杜良明同志
2022-01-03 10:15:32  来源：西安事变数据库  点击：  复制链接

　　在30年代、40年代，凡是同杜斌丞先生相知，交往较深的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每当怀念斌丞先生的时候，总是情不自禁地要想起，谈起杜良明同志。我和良明同志先后相处十年之久，有些时间，是在艰苦的岁月里，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战斗生涯中度过的。我对这位牺牲了30多年的无名英雄、老战友，更是怀着深刻的怀念和敬意。

　　杜良明，是跟随杜斌丞先生整整18年的随员，从料理家庭琐务，到从事政治活动，他们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到了最后几年，更是形影相随，生命相托，终于为中国人民的民主和解放事业而一起殉难。

　　杜良明，陕西米脂县杜家石沟人。父亲杜为盛，是一个忠厚勤劳的贫苦佃农。良明幼年丧母，随父务农。1928年全省大旱，1929年大饥，贫苦农民流离失所，饿莩载道，死者240万人。那年，良明被迫投军，父亲带着继母和弟弟，逃荒到延安县蟠龙区王家砭村落户。1930年，19岁的良明，不堪忍受旧军队的黑暗生活，开小差跑到西安投奔杜斌丞。1931年夏至1932年秋，斌丞先生主要活动在甘肃，良明留在西安杜的家里，照应门户，料理琐务。这时候，他还是一个政治思想模糊，忠厚纯朴的青年。

　　1933年冬，我因国民党甘肃省政府通令逮捕，逃到西安斌丞先生家里避难，也帮助他做一些事情。我和良明同住一室将近一年。他为我打水备餐，通风报信；我为他补习文化，讲课改仿，患难相交，结为良友。此时良明的思想已经有了变化，他在斌丞先生的指点和影响下，懂得了一些革命的道理，做了许多有益革命的事。他接触或认识了我党不少同志和进步青年，凡是在杜家躲藏避难的人，无不依靠良明供水供饭，通讯联络。当时杜家住在大湘子庙街，正房上有一层矮楼，只放东西不住人。我们有的同志，在情况紧急时，就在这个矮楼上躲藏，白天不敢出来，不仅水饭靠良明送，有时还要他倒尿壶。良明对我说过一个故事：1933年某月高岗藏在楼上，尿急了，从后墙的小窗向外撒尿，不料被特务分子冯之奇(省肃反会头子宋志先的“保镖”，他借口同乡关系常去杜家做侦察)发现，良明知道后，立即报告杜斌丞先生，采取紧急办法：要高岗坐在马车的轿子里边，良明和斌丞先生坐在马车前边，掩护他安全出了城门。之后，杜鸿范(斌丞先生的长子，当时是共产党员)写了三个大字“避难斋”贴在矮楼里边。还有斌丞先生资助我党同志和进步人士的钱物，大部分是由良明经手递送的，虽然有些人的真名实姓他不知道，但这些人是干什么的，他心里完全明白。有一次良明曾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他说：老头(指杜斌丞先生)为什么同共产党这样好?当我讲明道理后，他表示一定跟老头干。我对他指出，只知道跟一个人干还不够，只讲个人间的肝胆义气还不行，只看一些侠义旧小说是不成的。从此他坚持阅读一些通俗的进步小说和报刊。

　　1934年至1936年期间，我同良明不在一起，但彼此间经常保持联系。这个时期，斌丞先生身边只有良明一个随员，他做的事情很多，许多同志，以及党中央到陕北后，多次派人来西安同斌丞先生联络接洽的人员，凡往来杜家的，都少不了良明迎进送出。其中包括西安事变前后，我党的一些领导同志和社会名流，都多次受到良明这个无名英雄的接待照护。1939年、1940年期间，高崇民为了取得斌丞先生的掩护，移住杜家的隔壁——王家巷37号，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并接应过往的东北青年。约两年时间，良明照看杜家，还要兼顾高家(并无家眷)，苦活、重活总是他去干。因之，高崇民、车向忱等“东救”的领导人，对良明的帮助很感激，给了很高的评价。1953年车向忱来西安，特意扫墓致词说：“良明同志，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高崇民扫墓后称赞“良明同志坚贞不屈，英勇牺牲的精神，可歌可泣。”

　　1938年，我搬到斌丞先生家住，同良明朝夕相处，近三年之久。他不仅在生活上照顾我，还分担了我许多重要的通讯联络工作。记得1938年某月，良明接到父亲从延安农村来信说，有个户族流氓长期赖在家里，欺负老人。一天夜里，他准备好一支手枪，告诉我说他打算回家打死那个歹徒。我批评他不能这样干，随即我就给延安曹力如同志写信，请他帮助处理这件事。时隔不久，良明又接到了父亲的来信说，在地方党和政府的帮助下，已经赶走了那个歹徒，家里生活过得很好。这件事在良明的思想上触动很大，他正式向我提出怎样加入共产党的问题。经我同党组织考虑，认为他留在斌丞先生身边工作，不入党活动更方便一些。我鼓励他，要像斌丞先生那样做一个非党布尔什维克。这时候，良明的思想已经大大提高，他不仅有了坚定的抗日民主革命的思想，也有了朦胧的共产主义的愿望。他怀着跟着共产党走的纯朴的阶级感情，和我们结下了诚挚的友谊。他见义勇为，视死如归，他那种关心和保护革命同志的纯朴的阶级感情，同那些虚伪的政治上动摇不定的同路人，形成两种明显的对比。1940年农历六月初，周子健同志告诉我党组织得到情报：西安特务组织已决定要逮捕我。我要求良明夜间开门先告诉我。良明在那些天的夜间，干脆睡在院子里，名曰乘凉，实际是关心我的安全。12日深夜，特务打门声响，我即越墙逃脱，但良明却因开门迟，与匪徒冲突，始而对打，接着埋伏的特务一起上手，他被绑架而去(同时捕了同院所有的青年人)。次日，斌丞先生向省主席蒋鼎文要良明，并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特务行径，宣布与国民党政府脱离关系。良明身上伤痕斑斑，夜间却偷偷前来看我。几天后，他又替我担负起一些通讯联系事务。回想起来，自己有生之年，原是同良明这样一些好同志好朋友的关注爱护分不开的啊!其他很多幸存的老同志，何尝也不是这样呢!

　　1940年秋我回到了延安。良明以后的情况，我是从一些朋友口中和一点片段材料里知道的。1946年至1947年时期，即在敌人监视、封锁斌丞先生最严重的情况下，凡与革命人士之机密往还，无不赖良明设法传递，斌丞先生的一切革命活动，都是经过良明一手内外联系的。民盟的同志说良明是在敌人眼皮底下搞特殊战斗的。良明同志寡言持重，外柔内刚，机智灵活，沉着应变。早在1940年期间，他就把王家巷一个胡同几十家居民的情况摸得清清楚楚，对门武家茶铺每天有什么可疑的人来往，他总是心中有数。1947年3月20日，良明与斌丞先生同时被蒋介石、胡宗南匪帮逮捕。敌人在斌丞先生身上捞不到东西，就在良明身上打主意，用了几十种毒刑，烧烤吊打，百般折磨，企图获得什么“共产党联络线”、“奸盟分子名单”。良明丹心耿耿，铁骨铮铮，绝口不吐一字，敌特的无耻伎俩彻底破产；而良明亦因遭受残酷摧残，在斌丞先生遇难后不久的1948年4月6日惨死狱中，尸体被狱卒裹蒿草掩埋于北城根草地。翌日友人重殓时，筋骨萎缩，瘦小如柴，其死难之惨烈可见，蒋胡匪帮罪孽之深重可知。

　　斌丞先生在狱中时，对良明十分关心。他在最后的遗书中写道：“……良明随兄受害，令人悯痛，现在究押何处?设法营救为要。”全国解放后，民盟西北总支部对良明给予很高的评价，报请人民政府追认为烈士，遗骸随斌丞先生遗体葬入西安南郊烈士陵园。良明同志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他同斌丞先生一样，不愧非党布尔什维克的称号，永垂不朽!

　　良明同志是一个普通的“小人物”，却做了一般人做不到的许多好事、大事。新中国的诞生，是与千千万万良明式的“小人物”奋斗牺牲分不开的。革命的红旗也是他们的鲜血染红的啊!缅怀先烈，砥砺自我，清醒坚定，珍重晚节，永远忠于人民，忠于党，坚守岗位，鞠躬尽瘁。记述往事，启发后人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学习先烈美好的心灵和崇高的品德，学习他们热爱人民、热爱共产党和祖国，追求真理，见义勇为，舍生忘死，奋斗终生的革命精神，为实现“两个文明”，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而努力奋斗。

　　1982年5月

　　(选自1983年《革命英烈》第1期)

杜斌丞/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党史研究室编.—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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