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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一百个著名人物-中国外交史上的光辉篇章——无产阶级革命家、外交家王炳南
2022-01-03 14:18:32  来源:西安事变数据库  点击:  复制链接

  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继续长期极端敌视中国人民,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却要求与我国举行大使级会谈。我国政府也愿意利用这个机会观察美国,并在没有正式外交途径的情况下打开一条相互表达意见的渠道。这样,中美两国举行的大使级会谈,就成了一次马拉松式的会谈,时间长达十五年之久。双方互不承认,却有会谈关系,这是新中国外交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奇特的创造。而在这个会谈过程中,奉命赴任,独当一面的外交家王炳南,充分表现了他的外交才能,为中国外交史谱写下光辉的篇章。

  王炳南(1908—1988),陕西乾县人。他的父亲王宝珊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和杨虎城将军的高参和密友。他少年时代即投身革命,十七岁入青年团,十八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乾县、淳化一带建立党组织,还在三原、咸阳、西安开展学生运动,是当时陕西省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9年,在杨虎城将军的资助下,先赴日本后转德国留学。在德国期间,曾担任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书记,国际反帝大同盟东方部主任,积极从事革命活动。

  1936年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了解到王炳南之父同杨虎城的关系密切,便要他回国,派他去争取杨虎城将军同红军联合抗日。王炳南回国后,一到西安,杨虎城就将他接到三原东里堡的别墅密谈。经过两天密谈,杨虎城毫无保留地接受我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同时,王炳南经著名爱国人士杜重远介绍,也见到了张学良将军。于是他又成了张、杨之间沟通意见的重要联系人之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政治形势有了很大的发展。1939年,中共中央南方局为了冲破国民党一党办外交的局面,正式建立了外事组,开展外交活动。这时,王炳南担任了外事组组长,从此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他遵照周恩来“广交朋友,深交朋友”的指示,接触了不少外国的外交人员,争取了同盟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的理解和支持。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象巨人一样登上了国际政治舞台。毛泽东主席说:我们要“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就是说,将国内反革命势力基本上清除了,再全面开展外交活动。至1954年,我党在国内大大清除了帝国主义在华的社会基础——反革命势力,迎来了全面开展外交工作的新时期。正好这年四月,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一次国际会议。当时中美两国进行的一场重大较量——朝鲜战争已经结束。美国在这场战争中遭到失败,但它并不甘心失败,极力阻挠我国进入联合国,并对我国实施经济封锁。但是,当时亚洲总的形势趋向缓和。苏联于1954年2月在柏林的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上提出召开谋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经过谈判,这个提议得以实现。这是新中国首次以大国身份参加国际会议。我国政府任命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为我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首席代表,王炳南担任代表团秘书长。中央确定代表团要在会议上“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以破坏美国的封锁禁运、扩军备战的政策,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并且要尽一切努力达成某些协议,“以利于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道路。”

  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开幕,至7月21日结束。这次会议第一阶段讨论朝鲜问题,由于美国代表团的态度十分顽固,多方破坏,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第二阶段讨论印度支那问题(法国于1946年前后对印度支那三国——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发动了殖民入侵)由于苏、中、越在会议期间团结一致,同美、法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和耐心的谈判,达成了一项协议,即规定了停止印度支那战争的办法,和解决印度支那政治问题的原则,恢复了印度支那的和平。

  美国当时有一桩心事要和中国交涉,即美国的一批在朝鲜战场上被俘的军人和在中国犯了罪的侨民尚关押在中国。美国既想要求我国遣回这些人员,但又不愿同我们直接接触,便想通过英国代表同我们接触。周总理决定抓住美国这个愿望,开辟直接接触的渠道。这样,在日内瓦会议上,就意外地在中美之间的巨大鸿沟上架设了一座中、美官员接触的桥梁。

  当时,美方首席代表是约翰逊,中方首席代表是王炳南。第一次会谈,双方坐在沙发上寒暄,没有谈实际问题。第二次会谈,约翰逊提交了他认为是被中国政府拘留的美国侨民与军人的名单,要求中国政府让这些人早日回国。王炳南回答说;“只要双方都有解决问题的诚意,这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第三次会谈,由于当时我们有一大批爱国者,有成就的留学生,包括早年就去美国留学的钱学森,积极筹划回到祖国的怀抱,但被美国无理阻挠。因此,王炳南严正指出:中国现有五千多名留学生在美国,有不少留学生要求回国,但遭到美方的百般刁难,这是毫无道理的。第四次会谈,王炳南首先建议双方起草一个联合公报,宣布住在一方的对方守法侨民和留学生将具有返回祖国的完全自由,并建议由第三国代管双方侨民和留学生的利益。但美国态度很顽固,这个合理建议遭到美方拒绝。日内瓦会议期间的中美直接会谈,虽无成果,但直接谈判的渠道总算是打通了。

  1955年4月,王炳南出任中国驻波兰大使。七月底,他收到我国外交部通知,美国通过英国的斡旋,向我建议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由他担任中方首席代表,美方的首席代表是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约翰逊。也真是凑巧,日内瓦会议上中美会谈的两个对手又将再次交锋。但他接到这个通知后,心情很不平静。他觉得,自己虽已参加过日内瓦中美会谈,但当时有一个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代表团在身边给自己出谋划策;现在独挡一面,有许多复杂的事情需要自己去分析、判断,自己拿主意,而且自己的一举一动,举世关注,不能有一丝差错,因而,关系重大,有如千斤重担压在自己的肩头。但他想到有党的方针政策,必要时还可随时与国内联系,又觉得自己应该有信心去打赢这一仗。他还想,自己是代表不可战胜的中国人民和美国谈判,于是内心升腾起一种无比的民族自豪感和强烈的自信心。想到这些,就立即投入了准备工作。他大量地翻阅有关材料,并和其他同志一道研究可能出现的问题。就象一个将要出征的战士,既兴奋又紧张,不断地提醒自己要冷静沉着,万不可有丝毫的马虎和大意。

  1954年日内瓦会议以后,美国不甘心它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失败,于12月2日同蒋介石集团签订了一个所谓“共同防御条约”,企图使其侵占台湾的行为合法化,并扩大对中国的军事对抗和准备新的战争。中共中央认为,为击破美蒋这一军事的和政治的联合,有必要向全国和全世界公开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于是,朱德总司令发表讲话,重申“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为了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决心,我解放军于1955年1月18日一举解放一江山岛,2月13日又解放了大陈岛。周恩来总理还发表了一个具有历史性的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这个庄严声明,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在中国人民的坚强决心和强大的国际舆论面前,美国政府被震慑了,在7月中旬,通过英国政府斡旋,向我国政府建议,双方互派大使级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会谈。

  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消息一公布,有如一锅开水,整个世界为之沸腾。第一次会谈是8月1日举行的。会谈开始,王炳南首先宣读了我国政府释放美国十一名间谍的声明,约翰逊表示了谢意。这释放美国间谍事为使我们在会谈中先夺得主动而走出了第一步。接着在商谈会谈议程时,进展较为顺利。最后双方达成议程协议:一是遣返双方侨民问题;二是双方有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第二次会谈双方提出了遣侨名单。在我方提出的名单中就有钱学森的名字。在第三次会谈中,约翰逊一开始便要求中方立即无条件地让所有在中国的美国人离境,以便为进入第二项议程的讨论扫清道路。王炳南当即提出,如何处理美国在华被押人员是会谈的内容,不是会谈的条件,因此他郑重地重申了我国政府对遣返中国留学生和侨民的立场。同时还指出,美国必须立即释放那些无辜监禁的所有中国人,使他们有机会返回祖国。王炳南提出授权印度驻美大使馆关照中国侨民,约翰逊始终拒不同意。会谈情况表明,谈判将是十分艰难和旷日持久的。王炳南在会谈中十分沉着,立场坚定,态度严肃,始终保持着文明讲理的外交家风度。

  经过十一次这样的会谈后,双方的会谈从每周举行三次减少到每周一次。可有意思的是,双方在会谈桌上非常严谨,会下却时时有些有趣、甚至是友好的私人交往。根据这个情况,周总理指示,要大胆地同约翰逊进行私下接触。于是,在会谈实在难以进行时,为了缓和气氛,王炳南同约翰逊互相邀请吃饭。在正式场合不便说的话,在私下里都可以说。这样做的结果,倒使会谈有了进展,中美双方终于在9月10日的会谈中达成了协议,这也是十五年会谈中唯一达成的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承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人愿意返回美利坚合众国者(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中国人愿意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者),享有返回的权利,并宣布已经采取、且将继续采取适当措施,使他们能够尽速行使其返回的权利。”

  至此,关于遣返侨民问题就算结束了。在五十年代末,周恩来总理曾经在一次会议上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磋商,我们要回了科学家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

  9月20日,中美开始进入第二项议题,即实质性会谈。当时美国侵占台湾,割裂中国领土,制造“两个中国”,并且穷凶极恶地支持蒋介石集团进犯大陆,其气焰之嚣张,已为中国人民所不能容忍。于是,在讨论这第二项议题时,双方一直争执不下,会谈出现僵局。在这种情况下,王炳南斟酌再三,决定改变会谈方式,提出双方可以自由交换意见,不必确定详细议题和排列议题次序。这样,在举行第二十次会谈时,约翰逊果然先自由谈起来。他长篇累牍地宣读了美国政府对台湾的政策。他的发言归纳起来,无非就是两点:一是美国企图长期霸占台湾不放;二是要求中国首先宣布不对台湾使用武力。王炳南发言时痛斥了约翰逊的这个讲话,尖锐地指出,他所谈的第二点实际是干涉中国内政,阴谋搞“两个中国”。这样,直到1956年5月间,会谈毫无进展。

  但是,1956年8月,犹如春天的第一声惊雷,全世界为之一震:中国政府宣布,取消不让美国记者进入中国的禁令,而且向美国十五个新闻单位拍发电报,邀请他们派记者来华作为期一个月的访问。当时,美国政府对中国实行严格的新闻封锁,不许美国记者对新中国进行报导。因此,中国政府的这个决定给美国政府出了一道难题。美国新闻界十分兴奋,许多记者说,中国这一着棋下的很妙,因为他们在此以前一直在向美国国务院施加压力,要求到中国采访。到了1957年8月,美国终于不得不妥协,准许二十四个新闻机构派记者到中国访问。

  1958年,美国为了扩大对中国的威胁,积极鼓动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蒋介石集团十分猖狂,不仅骚扰江浙,还出动飞机,远至云、贵等省散发反动传单,空降特务。此时,美国竟派大批军舰、飞机,加强了在台湾地区活动的第七舰队,扬言要在中国大陆登陆,进行战争挑衅。我国政府为了严惩蒋介石的猖狂活动,打击美国的嚣张气焰,命令解放军于1958年8月23日开始对金门、马祖等岛进行惩罚性的炮击。

  中共中央为考虑对策,于8月底的一天,急电王炳南尽快回国。他于当天即回到北京。过了两天,让他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汇报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情况。当他谈到,由于我们对美国无所惧、无所求,因此在会谈中处于主动地位时,毛主席笑着插话问他:“我们要台湾回归祖国,怎么就无求于美国呢?”他回答说:“台湾自古就是咱们中国的领土,美国本该交还我们,而不是我们去求它。”散会时,毛主席握着他的手兴奋地说:“你讲得好,有朝气。”这种赞许,他觉得既是鼓舞,也是鞭策,一定要把工作做得更好,不能辜负党和国家对自己的期望!

  9月6日,周总理发表公开声明,警告美国若要挑起战争,将对其后果负全部责任,倡议中美两国政府坐下来谈判,限期指派大使,恢复被美国单方面中断了的大使级会谈。当天,美国政府表示接受周总理的建议。在王炳南返回华沙之前,毛主席向他交代了在会谈中应该注意的事项,周总理还就谈判的细节作了详尽、周到的安排。美国政府改派美国驻波兰大使雅各布·比姆作为重开谈判的代表。这样,重开会谈的地点由日内瓦改为华沙了。

  9月15日,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开始了。王炳南请比姆先发言。比姆一开始就要求中国方面停止对金门、马祖的炮击,把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责任有意推到中国方面,而且明显地把自己置于台湾的当然的合法占领者的地位。王炳南对此早有予料,因此他胸有成竹地反驳比姆,指出比姆无权代表台湾当局讲话,无权提出停火的建议。王炳南向这位新的对手庄严重申:台湾及澎湖列岛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及澎湖列岛是中国的内政,不容美国干涉。在第七十八次会谈时,比姆提出了一个“声明草案”。因为这个“声明草案”是作为掩盖美国继续侵犯中国主权和在台湾海峡进行军事活动的烟幕,因而王炳南断然予以拒绝。1960年9月6日,举行了中美第一百次会谈。王炳南认为,为了今后会谈的进展,也为了让世人了解会谈所以停滞不前的真相,在会谈中作一个总结性的发言。王炳南着重指出,在5年来的会谈中,中国方面始终本着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态度,而美国方面毫无解决争端的诚意,并且硬说美军侵占台湾是根据同蒋介石集团的所谓“条约义务”,这种企图制造“两个中国”,并把台湾变成美国殖民地的阴谋手段,已是世人皆知了。接着,便举出大量的事实加以证明。那时,王炳南觉得自己是站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必欲将美国政府的侵略面目揭露得痛快淋漓,方能表达中国人民的坚强意志和期望。比姆在听王炳南的这番论述时,一言不发,显得十分尴尬。

  1961年9月上旬,比姆奉调回国,王炳南的对手改为美国新任驻波兰大使卡伯特。1962年3月,王炳南同卡伯特继续会谈。此时,有这么一个重要情况,即蒋介石集团准备铤而走险,妄图趁我连续三年自然灾害之机,再次掀起一股“反攻大陆”的恶浪,福建前线重又战云密布。5月底,王炳南正在国内休假。有一天,周 总理紧急找他谈话,要他立即返回华沙。总理对他说,经中央认真研究,认为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决心很大,但是他们也有困难,关键是要看美国是否支持,要通过会谈,尽快了解美国的态度。

  王炳南意识到这个任务的紧迫性,所以刚一返回华沙,即约请卡伯特见面。他采取了非正式的会谈方式,请卡伯特到自己的官邸喝茶。卡伯特应邀前来。他们一边喝茶,一边谈话。王炳南由远及近,侃侃而谈。先说东南亚的局势,接着谈及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提请美国注意。王炳南说到这里,卡伯特的神情即变得严肃起来,听得很认真。王炳南特意说明蒋介石扩军备战的情况,并谈及美国政府在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的背后所起的作用。最后用警告的口吻说:“我可以断定,蒋介石窜犯大陆之日,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台湾之时!”卡伯特听到这时,神情由严肃而变为紧张,停顿了一会儿,即表示他将尽快把这些情况电告美国政府。他还很爽快地对王炳南说,在目前情况下,美国政府决不会支持蒋介石发动对中国大陆的进攻。蒋对美国承担了义务,未经美国同意,不得对中国大陆发动进攻。他还说,我向贵大使保证,我们绝不要一场世界大战,我们要尽一切力量来防止这种事情。

  听了卡伯特这个明确的表态,王炳南认为,美国的态度已经清楚了。为了不影响党中央对福建前线战略部署的制定,他立即把卡伯特的谈话原原本本地报告了国内。事后,毛主席、周总理对他出色的工作,感到十分满意,因为这对当时国内的决策起了重大的作用。

  1964年,王炳南奉调回国,出任外交部副部长。中美大使级会谈便由王国权大使接续下去。经过十五年一百三十六次会谈,到1972年2月,终于发生了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大使级会谈宣告结束。1979年1月,中美两国宣布建交,4月,美国撤走了全部驻台湾美军,并于1980年1月,宣布正式终止与台湾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

  王炳南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的9年,是他在中国外交工作上深谋远虑、发挥才干、富有创造性、富有朝气、富有特色的一段光辉历史。他协助周恩来总理,创建了新中国外交工作中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新风格,他自己也通过卓越的外交活动,成为一名新中国的杰出的外交家。

陕西一百个著名人物/郭奇 张石秋主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02

责任编辑:admin 最后更新:2022-01-03 14: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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