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忽儿统兵打仗,忽儿只身躲避,忽儿是座上宾,忽儿成阶下囚,虽自古有之,但终属罕见。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党和国家久负盛名的统战工作者汪锋,在民主革命的22年间,曾八进八出商洛山,上下沉浮,是一篇共产党员的奋斗史。他为人处世的情怀,是一篇新的警世恒言。
一
汪锋(1910—1998),又名王钧治、王烈,蓝田县许家庙乡街子村人,家依秦岭北麓,与岭南之商洛一山之隔。1926年走向革命后,1928年6月参加渭华起义。在强大的敌人面前起义失败了,新成立的西北工农革命军翻过秦岭,退到洛南县的保安,又遭洛南县民团的袭击,这支新生的工农革命军终于被打散。工农革命军中的汪锋也没逃脱这场厄运,从保安沿山向西撤到商县西北之铁炉子,纯厚的山区群众保护了失去战斗力的战士。青年汪锋第一次领略了山区人民的阶级友爱,与神秘封闭的商洛开始结下了不解之缘。
1930年,陕西的革命还处在低潮,蒋介石背叛革命带来的损失没有恢复,党的组织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多方做兵运工作。秦岭南山有一支较大的地方武装,头目是商县上秦川人古鼎新(又名古世珍),常与官家作对,两次打入商州县城,打死过县长,省委派汪锋到商县找古鼎新,争取其投靠革命,为党发展武装。七八月间关中平原酷暑未消,汪锋同王敬福、高振棋从蓝田出发,沿着逶迤的山间小道,登上秦岭,攀山越河,来到商县城以西南秦川的杨家斜。一步来迟,古鼎新的部队被国民联军收编,已经开走了。3个青年只得折回秦岭,到北坡葛牌镇,又东走到红门寺,打听地方武装的情况。
从西安到商县,翻过秦岭,第一个深山重镇叫黑龙口。这个镇上,盘踞着一支民团,团长是叶生林,手下人多势重。汪锋和其他两同志商量,何不在黑龙口插它一脚呢!主意已定,决定将王敬福留在黑龙口,到叶生林民团开辟工作。
王敬福又名王九思,蓝田人,和汪锋是同乡,1925年加入共青团,1932年转为中共党员。一个青年留在复杂的黑龙口做地下工作是很艰巨的。叶生林民团有一个小头目李华亭,就是黑龙口西街人,有一点势力,本人思想开通,喜爱交朋结友,王敬福通过关系住在他的家中。他首先做李华亭的工作,经过几年的教育培养,1934年,他和蓝田县九间房穆家堰地下党负责人穆志贤共同介绍李华亭入党。胡村胡德贤,小时给乡长叶生林当差一二年,很受器重。叶生林指使打死黑龙口乡长,逃避到西安、商县当兵,回来后拉了一部分武装,自任连长。经过教育,也在1934年吸收入党。
为了打通山里山外的地下交通,还在木锨川王明初和胡德贤家设立蓝田——商县地下联络点。王明初父亲王文秀、胡德贤父亲胡思鳖都是国民党保长,便于掩护,便于活动。蓝田县地下党负责人和共产党员穆志贤、徐宏才等,敌人追捕时都在此隐蔽过。1927年担任过蓝田县自卫总团分团长、1928年渭华起义后担任过许权中旅第十七团团长的共产党员尹耕莘,在胡德贤家住了一年多时间。南来北往的干部住的不少。陕北派回的刘安华,在胡家住几个月后下了河南。凡此人等,都由李华亭出面掩护。
小小的黑龙口山镇,成了蓝田地下党伸向商洛深山的桥头堡,时间久了未免露了蛛丝蚂迹。由于反动势力的内部斗争,住在上秦川的原古鼎新部下营长赵天赐,向叶生林动武。李华亭担任过营长,曾驻守商县城。1934年5月的一天,赵天赐带队伍包围了李华亭的家,当场枪杀了李华亭和王敬福。两位共产党员血洒黑龙口,汪锋闻知极为悲痛。几年经营起来的地下党,遭受严重破坏,以后穆志贤来黑龙口,介绍王明初入党,继续领导开展活动,直到胡、王掌握了一批武装。黑龙口地下党孤悬一地,蓝田和商县地下党鞭长没及,数年后胡、王终被反动派杀害。
二
1932年11月,由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苏区,从鄂陕边境进入陕南,汪锋奉命到商洛接应。他翻过秦岭,到商县后,部队已经去四川。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中共陕西省委1932年12月将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原省委书记杜衡任政委。在杜衡的指挥下,红二十六军四面出击,冒险进攻民团,使弱小的红军失利。1933年2月省委改组,杜衡任常委,暂留省委,派汪锋代理红二十六军政委职务。1933年春节刚过,汪锋就到耀县照金,在杨柳坪找到了队伍,杜衡及参谋长刘志丹、红二团团长王世泰主持,召开了欢迎会,宣布汪锋兼红二团政委。
盲动招致严重的后果。1933年5月间,国民党军及民团“围剿”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杜衡对坚守照金根据地丧失信心,违背省委和红二十六军其他领导人的意见,决定挥师南下,另行建立渭华蓝洛根据地。红二十六军所辖唯一的主力部队——红二团,出发后边走边打,目标即已暴露。杜衡中途借口离队,汪锋挺身而出,和刘志丹指挥部队渡过渭河,极力挽救这支红军。
通过蓝田,即将进入商洛山区,遇敌前堵后追,只得辗转蓝田县的厚子镇、青岗坪、灞龙庙,华县的箭峪、东西涧峪,洛南县的两岔河等秦岭深山,部队体力消耗很大。6月24日,宿营秦岭之巅张家坪,准备在此休整。
翌日清晨,山中起了大雾,整个村庄淹没在云雾之中。突然,哨兵放了几声清脆响亮的枪声。疲劳的战士从梦中惊醒,一时枪声大作。国民党陕军警备第一旅唐嗣桐部队趁大雾偷袭上来。敌人从蓝田铺洼子、马家楼、韩家窑桥方向,向张家坪、流峪河西口偷袭而来。敌人的迫击炮、机关枪凶狠地向红军宿营地打来,刘志丹马上命令政治保卫队长高兆带领15名战士隐蔽堵敌。张家坪被敌军包围,情况异常危急。第二连连长吴岱峰、指导员高锦纯命令二连抢占西北山头。全连指战员奋勇争先,抢占了制高点,居高临下,压住了敌军的扫射,掩护了刘志丹、汪锋等首长和其他连队的退却。刘志丹率少年先锋队、一连战士由东北方向的小蹄子沟、大蹄子沟突围;汪锋率随营学校向东南方向的寨瓦山突围。由于山陡路滑,战马不好爬山几乎全丢了。敌人发现红二连占领了西北山头,对他们威胁很大,便集中主力用迫击炮向红二连轰击。二连连长、指导员命令一排和二排交替阻击,掩护部队撤退。一排排长和一班班长曹士荣等阻击时被敌包围,他们有意吸引敌人合围,减轻主力压力。二排长和四班长马宜超等阻击敌人,由于密林遮蔽看不见,但听着了敌人的出气声,毫无畏惧地端枪向敌人出气声处猛射。敌人退缩了一下,又冲了上来。由于弹药不足,且打且退到山凹处,从山腰绕走。其他连队在王世泰团长的直接指挥下,分别向西北方向的大台子山、瓦房沟、寨台突围。敌军迫击炮、机枪疯狂地射击,漫山遍野追捕搜山,口里胡乱地喊着“捉啊!”“捉啊!”几个受伤的红军战士惨遭敌军和民团杀戮。随后敌军化整为零,以营为单位到处搜捕红军战士。
仗打得非常残酷,500多人马即被打散。上午,汪锋带领一部分人向西面葛牌镇方向突围出去,刘志丹带领一部分人向东面灞源方向突围出去;王世泰一直撤不出来,对峙了一夜,直到第二天,又与进攻的两营敌人坚持战斗半日,才边打边撤,带一部分人向南面商县方面突围出来。突围中,汪锋腿部负了伤。
汪锋避开敌人的搜索,沿秦岭西行,凭他前3次进山活动人熟地熟的关系隐蔽养伤。先在葛牌镇丁宪斌、丁宪君家住两天稍作休息,包扎伤口。他们看见红军受伤,严密保护。在群众营救下化装出山,到了蓝田县西区焦岱镇高家堡(即汤峪)。这里有党的地下组织,住在共产党员王力任教的高家堡小学。汪政委负伤,王力等地方党员竭尽全力治疗。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他们精心护理。还想方设法改善生活,为他流血后虚弱的身子滋补。20多天,伤口基本养好。为了保证安全,王力送汪锋又到地下党员郗德仁任教的南水磨小学住。不久,伤口愈合,汪锋即回西安找省委。在汪锋的安排下,来这里的六七名伤员,地下党都安全保护,买药治病。康复的红军,给足盘费,回归陕甘边根据地。
三
张汉民是陕西警备第三旅旅长,中共地下党员。1934年,是红军大转移的一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长征入陕,在陕南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惊动了蒋介石。他亲任西北剿共总司令,妄图先把陕南红军消灭,再集中对付转移到川西的中央红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奉蒋介石之命,令张汉民率部进剿。警三旅名为国民党军,实为共产党员掌握。全旅200多名共产党员,建11个支部,旅长、参谋长、3个团长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奉命“清剿”红二十五军,每每尾随其后,形似追击,实在暗中保护。残酷战争,人心叵测。从鄂豫皖苏区出来的这支红军,由于长期征战,食无粮,穿无衣,整日行军作战,干部战士相当疲惫,对摆不脱警三旅的尾随很惊慌。这是一支失去与中央联系的孤军,不了解党在陕军中的兵运情况,对地下党员半信半疑。1935年3月下旬,红二十五军从汉中洋县东返,杨虎城令警三旅在柞水、镇安一带堵击。4月初,红二十五军经柞水蔡玉窑、曹家坪,翻过秦岭抵蓝田县葛牌镇。按红二十五军的话说“为了摆脱困境”,4月9日,红军在葛牌镇南秦岭上的九间房设伏,将从曹家坪进入九间房沟的警三旅两个团打垮,歼灭1个团又1个营,俘虏旅长张汉民以下官兵1000余名。俘虏兵愿留的留下,愿回家的发给路费3块大洋。据参战者回忆:叫共产党员站出来,20多个人哗哗站了出来,接着就将他们活埋。只留旅长张汉民和党的负责人张明远(三原县委书记)没有杀,行军时头筒蓝布袋,插上一个牌子,用绳子绑着走。
汪锋在中共陕西省委工作时管过军队的党,警三旅中许多共产党员是他发展的。1935年春节后中共上海中央局和张汉民失去了联系,上海中央局派调来上海治病后留下工作的汪锋回陕西。回陕的任务:一是恢复张汉民部党组织和中央局的联系。上海中央局决定这个部队不起义,等以后能起更大作用时中央局再决定。二是恢复红二十五军和中央局的联系。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意见转告红二十五军,即:在肃清反革命时,对地主富农不要消灭肉体,对富农不要扫地出门,在生活上要给出路。
汪锋重任在身。1935年3月,从上海开出一列晃荡的火车,将汪锋这一神秘使者摇摆到西安。古城西安乃各色人等活动的地方、汪锋见到了警三旅地下党员秋宏、姜旭初,商定一同到商县、柞水一带找张汉民。九间房打仗的第二天晚上,他们到了柞水蔡玉窑,夜深了还人声吵杂,起来一问,说是两个部队打了仗,张汉民被俘了。汪锋感到形势紧迫,当夜就起程去找红二十五军。在葛牌镇,汪锋见到了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徐海东和参谋长戴季英。两位红军将领对汪锋所言来意将信将疑,但听到要营救“反革命”张汉民,则怒火中烧,即令红军战士将汪锋绑了起来。
中央的使者成了囚徒。汪锋和张汉民等其他被俘人员押在一起,第二天晚上就把警三旅参谋长魏树林(共产党员)杀了。5月初,红二十五军在龙驹寨整训期间,一天晚上还有张汉民,第二天就不见了。汪锋问押他们的战士,开始一个战士说放他走了,后来和汪锋特别好的战士说活埋了。后经核实,张汉民确被活埋在龙驹寨西关南边的菜园边。汪锋遗憾没有救出张汉民,使西北军中的兵运受到损失。为此,他找了戴季英,指出杀张汉民是不对的。还说明张明远是警三旅党的负责人,他走时把党的关系交张,建议不要杀。不到1个月,张明远被杀在商县杨家斜。以后,红二十五军在中共鄂豫陕省委率领下,离开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继续长征,将汪锋带到了陕北。
汪锋的厄运并没有结束。1935年9月16日,红二十五军在子长县永坪镇与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军会师,两部合编为红十五军团。红二十五军将汪锋送到瓦窑堡,交中共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成员、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聂洪钧说他是AB团,第二次又关进了监狱。10月,陕北苏区开始错误肃反,习仲勋、高岗等也被关,汪锋和陕北干部同为一室囚犯。“左”倾受冤枉,囚牢终有尽。这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毛泽东知道这一冤案后,大喊刀下留人,并委派中央保卫局局长王首道到瓦窑堡,打开监狱,放了“囚犯”。这才及时解决了这一冤案,保护了一大批干部。
四
1935年12月,毛泽东亲自委派汪锋以红军代表的名义,持毛泽东、彭德怀分别致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的亲笔信只身前往西安,同杨虎城将军会谈。汪锋历经艰险,克服困难,不辱使命,与杨虎城将军就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达成了协议。
1936年9月,受周恩来同志委派,汪锋赴十七路军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在杨虎城部特务二团团长、共产党员阎揆要的协助下秘密建立团党委,设立秘密电台,传达、贯彻了周恩来关于不在杨虎城部搞兵变,加强与杨团结,促进杨内部团结,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汪锋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参加了我党解决事变的有关工作,并奉命前往陕西潼关协助杨虎城部特务二团抵御国民党亲日派的进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他又受周恩来委派,以特派员的身份,前往蓝田杨虎城新组建的独立旅,协助旅长、共产党员许权中在秦岭布防。
南线还住着一支劲旅抗日联军南路军。这支部队原是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建立起来的红七十四师,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央军委派军委总政治部统战部长李涛前来改编为抗日南路军(对内仍称红七十四师),军长陈先瑞,成立鄂豫陕边区军政委员会,主席郑位三,副主席李涛。改编后先东进灵宝、潼关,后回师商州,阻止何应钦部队从南线入陕。1937年1月,陕南不是刮风就是下雪,天气异常寒冷,为配合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而守卫在豫西陕南的红军战士还穿单衣,周副主席知道后很感动。2月初,汪锋押着三辆满载棉衣的大卡车,代表周副主席,把温暖送给陕南红军。
杨虎城将军驻陕,通过他的权力,向一些专县派了民主进步的行政官员,商洛专员刘文伯原是国民军的师长,国共合作时和许权中有联系,与汪锋有来往,汪锋又派政治处主任方仲如同往商洛。汽车行进在1936年6月6日通车的西(安)界(牌)公路上,进入刚在流峪栈道上凿开的石岩上,吃力地爬上秦岭,由弯曲陡峭的山路通过犹如“一线天”的老君峡溜到黑龙口,至晚到了商州城。古老而闭塞的商州城,增添了几辆大卡车,多了几位陌生的官员,沉闷的山城一时欢乐起来。朋友来了,又是给抗日南路军送棉衣的,刘文伯专员亲自出面迎接。
汪锋六到商洛,但这是第一次进商州城,而且是专员的座上宾。日本侵入中国,蒋介石节节退让,张、杨西安兵谏,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位一体会师商州,保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汪锋奉命前来正当其时。在刘专员的陪同下,汪锋登上城楼,观看了“鹤城”雄姿,街游览了市容,察看了江岸码头,慰问了驻防的红十五军团指战员。他向刘专员交清了送来的衣物,请予转送。一天,刘专员派滑杆送汪锋到南秦川抗日南路军驻地,拜访陈先瑞军长,郑位三主席、李涛副主席,转达周副主席的问候,并面告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经过,勉励部队坚守阵地,为联合抗日立功。
返回西安的路上,看到“三位一体”的合作局面,汪锋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中。
五
中共陕西省工委书记汪锋,一直负责陕南地下党工作。1938年7月,中共商洛工委书记王柏栋被顽固分子杀害后,省委常委汪锋在省委驻地云阳镇省委党训班举行的追悼会上讲话,赞扬王柏栋为“我们最忠诚、最勇敢、最积极的民族革命战士”,并根据省委决定指派在党训班学习的彭一民回商洛接替王柏栋的工作。随后,中共地下党员巩德芳率部惩办杀害王柏栋的凶手谢孝廉、冯麟生,为党掌握了武装,汪锋又派李骾生以巡视员的身份到商洛,指示巩德芳部政治上要以灰色面目出现,以鄂豫陕抗日联军的名义进行号召,联络地方上的各股武装力量,开展地下武装活动,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为将来万一陕西沦陷开展游击战争做好准备。抗日战争胜利后,汪锋又先后派在陕甘宁边区的巩德芳、薛兴军返回商洛,建立了中共商洛工委和陕南游击队指挥部,开辟了以龙驹寨南北二山为中心,北至河南省卢氏县境,南至湖北省郧西县关防、大小石门一带,东接豫鄂边境,西到黑龙口、牧护关,南北约250公里,东西约110公里的“隐蔽根据地”。
1946年8月李先念、王震率部中原突围,汪锋奉毛泽东之命,前往商洛地区接应,任豫鄂陕边区党委书记、边区政府主席、军区政委和行政公署主任。根据中央的指示,他安排地下交通线,冲破千里封锁,将李先念、郑位三、陈少敏等中原局、中原军区高级干部安全护送回到延安。
中原部队就地分散,与陕南游击队合编为豫鄂陕军区,原中原军区第二纵队司令员文建武任豫鄂陕军区司令员,与汪锋指挥这支部队建设敌后根据地。
万名中原解放军分散于陕南10余县,国民党当局十分恐慌。调动5个以上正规旅和11个保安团共5万余人,对豫鄂陕革命根据地进行“清剿”。汪锋和文建武率领军区各部队选择敌人之弱点,各个击破。陕南战场东杀西荡,南征北战,3个月毙俘国民党军团长以下1500余人,取得了反“清剿”的胜利。数万敌军失败而归,根据地内国民党反动派政权受到严重打击。国民党镇安县长赵文彬、柞水县长周梦飞以“李先念部窜扰陕南,放弃职守”被撤职查办,蓝田县长梁向离因“剿匪不力”被撤职扣押。陕西省保安司令部根据蒋介石通令,罪因“畏缩不前”、“不剿不报”、“剿匪贻误”、“放弃守土”等,分别将宁陕县旬江乡第六保保长徐正礼,镇安县凤凰镇第五保保长孟良琪,洛南县保安镇长刘步高、保长张兴富、自卫队长任自彦等处以极刑。反“清剿”的结果,国民党四区保安司令部有个参谋叫曹健生,在污蔑我军的日记里作了一番淋漓尽致的描述:“最近,四区各县之奸匪与土共合股,大者两三千,小者数百。迄今未能击溃一股,以致愈剿愈多,横行无忌。……如不增派劲旅痛剿,将被奸匪蚕食鲸吞,势必演成陕北局面。”
国民党不甘心“围剿”的挫折,11月底又拼揍9个正规旅和17个保安团,向根据地进行第二次“清剿”。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次的目的是摧毁根据地,为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扫除后顾之忧。他们采取的手段是正规军与保安团相结合,由局部“清剿”到全面“清剿”,军事的“清剿”到政治、经济、特务的配合。
国民党围剿来势很猛,几个分区接连失利。对国民党之大规模“清剿”,汪锋经过分析认为,此时在敌后新开创根据地之游击战争,与抗日时期的游击战争确有不同特点。抗日战争有深刻的民族矛盾,利于我分散游击活动,今日蒋介石国民党确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如果我部队过于分散,则易被顽敌勾结封建势力所歼灭。12月8日,中共豫鄂陕边区委员会在庾家河石门一家屋子里举行,汪锋和各位委员们共商破敌之策。大家提出多种方案,分析利弊,多数同志认为在根据地内硬拼,必然导致我军人员减少,干部群众大量伤亡,根据地损失太大。为了将敌人引出根据地,区党委会议最后决定,从各分区抽调部队,组成野战纵队,跳出根据地,东进豫西,将敌人引出外线作战,配合内线反“清剿”斗争,保护根据地。
这一正确的方针得到根据地军民的拥护。1947年1月中旬,汪锋和文建武亲率新组成的野战纵队5000余人挺进豫西,连获七战七捷,将敌引到外线,保住了根据地。根据地内先后成立了5个分区、27个县、59个区、129个乡政府,面积扩大到7.6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00多万。
战争进行到白热化阶段,也就是快转折的时候,一个高级指挥员是有超人的见解。野战纵队东进,虽然保住了根据地,但将大批敌军吸引到自己周围,一场生死的决战迫在眉睫。这时,在领导干部内部有的主张拼,有的主张走。汪锋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主张部队北渡黄河,到山西太岳解放区休整,伺机南返。为了稳定根据地干部和群众的情绪,他电报中央,要求带1个营留下指挥根据地斗争。豫鄂陕军区部队在陕南作战,钳制国民党军,推迟了胡宗南进攻延安的时间;新的一年,中央提出迎接革命新高潮,准备放弃延安,转入战略反攻。从战略全局出发,中央批准豫鄂陕边区党委关于北渡休整的报告,并指示汪锋一同北渡。
这是一场秘密神速的行为。1947年2月,汪锋与文建武率领野战纵队渡过黄河,又指挥留在根据地的部队与干部组成第二梯队,3月胜利渡河到太岳。豫鄂陕军区主力7000多人北渡解放区,为党保存了干部和力量。
六
阳春三月。西坪。
一日上午,风和日丽,鸟语花香,一胖一瘦两个军人向坪前坡上走去。
这两个人,胖子是汪锋,山西太岳休整后,中央调任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政委;瘦子是薛兴军,原陕南游击队副指挥,豫鄂陕边区第二分区专员,现任新组成的第二军分区副司令员。
汪锋问薛兴军:“你最后一次见巩德芳在什么时候?他说了些啥?”
豫鄂陕边区成立时,巩德芳任中原局、区党委所在地第二分区司令员。豫鄂陕军区主力部队北渡黄河时,任命他为陕南指挥部司令员,统一指挥留在根据地的部队,薛兴军任副司令员。汪锋率部北渡山西后,派人从太岳回陕南传达过指示,得到报告:大部队走后,巩司令原地坚持斗争,积劳成疾,不久就病逝了。以后,国民党把他的尸体挖出,邀功请赏。1947年8月,刘邓大军反攻中原,汪锋和孔从周军长率三十八军在陈(赓)谢(富治)兵团编成内,挥师渡过黄河,挺进豫西。豫西各县解放,奉命师出陕南展开,恢复陕南根据地。1948年3月初,军部在豫西鲁山县婆娑街进行新式整军,汪政委询问过巩德芳最后的情况。3月中旬,汪、孔率三十八军指挥机关移驻西坪,指挥陕南。汪政委离开陕南一年了,如今回来怎么能不思念老部下呢?
面对汪政委的问题,薛兴军回答:“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他去世的头一天,我俩说不完的话,流不完的泪……”两颗沉痛的心撞击在一起,一个汇报巩司令临终前的情景,一个沉思战友最后的希冀:
大部队过了黄河,国民党的气焰十分嚣张,移民并村,烧房杀人,形势一下转坏。在敌人的引诱下,原陕南游击队一个中队长投敌,带走了几十人,全部短枪,他十分生气,胃病发作。先藏在棣花许沟老中医许佐善家看病。后转在棣花姜岭姜老四家吃药,病无好转。他去世的头一天晚上我陪他一夜。他胃痛,还要和我说话。一会儿扶他睡下,一会儿促他坐下。他说,我不行了,你要把咱这事干到底。他还说,我们的事业一定能胜利,可惜我没有看到最后胜利。我陪他坐一夜,说一夜。鸡叫了,他说国民党捉咱俩哩,你快走,不要叫都捉走了。白天,我藏在附近的洞里。第二天早晨,来人说巩司令员去世了。我去处理后事,安排埋了。
片刻凝静,万千畅思。汪政委叹息说:“为求解放,商洛牺牲了几千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省委后补执委陈征,抗日战争时期的商洛工委书记王柏栋,还有巩德芳同志。他们都倒下去了,遗愿就靠我们实现了!”
汪政委的一席话,顿开薛兴军的心扉。他信誓旦旦地说;“他们都是我的良师益友,我绝不叫他们失望。这次反攻,商洛一定为解放陕南做出贡献。”
西坪,在豫陕边,原属河南省淅川县,刚解放后,是陕西商南县一个区。它扼西安至南阳要冲,交通方便,地势开阔,物资较丰,解放较早,三十八军军部移驻这里,受命解放陕南。二分区亦随驻西坪。陕南区党委与军区组成,汪锋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领导与指挥解放陕南。
中共商洛地委、商洛军分区(即原二分区)在汪锋政委的指挥下,发动了西进战役,当年解放商南、丹凤、山阳、镇安县,翌年解放商县、洛南、柞水,为解放大军南下架设“桥梁”,进军西南开辟“通道”,烈士遗愿化为宏图。
解放后,汪锋赋诗悼念巩德芳,以寄对烈士的怀念:
“贫寒辍学弃农商,除恶安良定立场。
寻觅真理奔边区,专研马列练武装。
人民揭竿抗官捐,壮士领缨还故乡。
商洛群雄传革命,丹江两岸举矛枪。
鏖兵陕鄂斗胡顽,血染商山浩气昂。
暴雨滂沱惹人恨,乌云翻腾暗无光。
虽然明星沉碧海,仍有太阳照沧桑。
昔日同床论战局,今朝异域泪流长。”
*本文根据李文实《汪锋八进商洛山》和《光明日报》转载《汪锋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等删改整理。编者注。
商州党史人物)/赵晓红主编.—陕内资图,2001.09
最后更新:2022-01-03 14: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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