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篇-难忘的关怀
2022-01-01 12:29:41  来源：西安事变数据库  点击：  复制链接

　　1998年3月5日，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回忆起和总理一起相处的日子，至今还感到幸福亲切。

　　1935年9月，刘志丹又要上前线打敌人，临行时他对我说：“毛主席、周副主席带领的中央红军已经到了陇东，我们这次要打一个大胜仗，配合中央红军胜利进军。”我问他：“周副主席是不是你住黄埔军校的那位周恩来老师？”志丹说：“你记性真好，他可是一位大能人。”

　　志丹走后不久，西北红军在劳山打了一个大胜仗。我们在后方的同志高兴极了。但突然又传来坏消息，“左”倾分子以“反革命”的罪名把刘志丹、高岗、马文瑞、张秀山、刘景范等一大批西北红军的高级干部逮捕了，已杀了200多名好同志，还准备活埋刘志丹等同志。我一听差点昏过去。又一想要挺住，振作精神，带着5岁的女儿贞娃(刘力贞)找驻在瓦窑堡的陕甘晋省委保卫局，问他们为什么逮捕刘志丹。他们不容分辩就把我和女儿打入“反革命家属”劳改队，我得背着女儿干活，女儿每天喊着要见爸爸，可哪能让你见呢?虽然到处都是同情我们母女的人，但他们见了我都不敢大声说话，悄悄劝我们心放宽。做后勤工作的白如冰同志还冒险给我手里递了两个银元，叫给女儿买东西吃。一天，有人告诉我：“毛主席、周副主席、彭德怀司令员到了吴起镇，我听见十分高兴。心想这下有说话的地方了。一个同志告诉我，他老婆认识监狱的一个看守，她可以带我们进去看看志丹。她带我们进了监狱，那看守正准备带我们走近关押志丹的窑洞，好从小窗口让我们讲话，突然保卫局的一个人来了，大喊干什么的?什么人?那看守一面应付来人，一面忙叫我们向外走。我走时只听到关押人的几个窑洞里有呻吟声，我心里难过极了。后来他们对我们管得松了，许多同志也敢大胆地和我说话了，我这才知道是中央来了人，不准“左”倾分子乱抓人，乱杀人。不久周副主席到了瓦窑堡。他严正对“左”倾分子说：“你们给刘志丹等同志乱定罪名，逮捕他们，犯了严重错误，是有罪的。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倒是越多越好，像你们这样的‘真革命’倒是越少越好!”命令他们立即放人，他亲自到监狱接志丹出来。志丹一见周副主席就说：“我是黄埔四期的，是你的学生。”周副主席说：“我知道，没有想到你回到陕北，这样快的就创建了红军和根据地，成了挽救中国革命的一块宝地。有你这样的学生，我很以为荣。应该说我们是同志，是战友。”周副主席看着志丹全身的破衣服，弯腰摸着他因带脚镣而磨破了的脚脖子说：“你吃苦了，‘左’字号的监狱也真残酷!”志丹说：“党中央来了一切都好了，不然还要死一大批人，是党中央挽救了我们和这块根据地。”他送志丹回到家中，又接他去住到军委。周副主席见到我也说：“刘嫂子，你和孩子受惊了。”我忙说：“不敢、不敢这样叫我，你是老师。”周副主席说：“大家都这样叫你，我怎能不叫。”他抱起力贞亲了又亲，说好漂亮的姑娘，还说：“你爸爸是个大好人，你也是个好娃娃，长大当个女红军。”力贞摸着他的大胡子叫：“胡子伯伯。”周副主席说：“那你爸爸也成了胡子爸爸了!”(刘志丹出狱后还未剃胡子)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供给机关给我们送来了白面、菜金，说要志丹好好保养保养身子。

　　不几天，毛主席到了瓦窑堡，周副主席立即陪志丹去见毛主席。志丹详细向毛主席讲了陕北根据地的情况，说了自己革命的经历，说自己也走过许多弯路，工作也有缺点和错误。中央和毛主席来了，事情就好办了。毛主席笑着说：“你有什么错误?你是受错误路线不断迫害，‘左’倾路线也害得中央进行长征，搞得中央没地方待，我这不是到你这儿来了吗!陕北是好地方，中央的落脚点呀!”志丹说：“陕北人民革命性强，陕北地处偏远的西北，山原交错，丘陵起伏，是打游击战搞根据地的好地方。有了中央的领导，就会取得更大的胜利。”

　　以后周副主席亲自主持党的会议，为志丹正式平反。他说：“志丹同志是代表正确路线的，事实证明他是对的。他从黄埔毕业以后，参加了北伐，搞了渭华起义，建立红军，创立根据地，他走得是毛主席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事实俱在，岂能抹杀。”他请志丹讲话，志丹说：“毛主席、周副主席来了，纠正了错误路线，挽救了危机局面，这是我党革命路线的胜利。错误已经纠正，大家都应该接受经验教训，团结起来，凡是改正了错误的同志，我们还要一起工作。”一位犯有错误的同志下来握紧志丹的手说：“我是无地自容，你今后要多教导。”志丹和他亲切交谈，周副主席看着高兴得笑了。

　　1936年春，红军东征，刘志丹任红军北路军总指挥兼二十八军军长，他们从神木渡过黄河，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后调他到中阳县三交镇配合南路军作战，不幸于4月14日在前线壮烈牺牲。周副主席和邓颖超同志十分悲痛地来看我，安慰我，周副主席说：“本来我和志丹同志一起出发的，我和他已经到了清涧，后来因有紧急事我回来了，一路上群众对他的欢迎，使我感动。他牺牲了我很难过，这是我党的大损失，人民的大损失。你要保重身体，不要太悲伤。”志丹的遗体运回瓦窑堡时，我痛哭失声，周副主席扶着我说：“你要保重!”他亲自看着入殓，开追悼会他致悼词，亲自送到墓地安葬，关心得无微不至。中央搬到保安(志丹)后，他还来看我们住的地方，问我们有什么困难，叫美国记者斯诺来采访我母女。

　　中央搬到延安后，他有空也来看我们。一次力贞病了，邓颖超同志把中央机关办公用剩下来的蜡烛头收集起来，给我送来，说晚上照看娃娃方便点。周副主席从西安或重庆回来，带有糖果，就派人送来给力贞吃。过节时，他如在延安，就请我们去他家吃饭。他第一次从西安回来，剃了胡子，力贞不认识他了，瞪着眼问：“你是谁?”周副主席哈哈笑着说：“周恩来，胡子伯伯。”我女儿一下抱住他说：“年轻了的伯伯。”他每次见了孩子就要问她学习怎样，考得好不好，算术学得会吗?知道力贞学习总在前几名，高兴地说：“不愧是我们的好后代。”建国后，我每年都被邀请参加五一、国庆观礼，中南海演戏也请我去观看。有一次我就坐到毛主席后边，毛主席看见我，还叫“刘嫂子”，我忙说：“使不得，使不得!”朱德委员长笑着说：“这是你的名字嘛!”戏开演后，周总理还回头问我：“听得懂吧!”戏散场时，周总理问力贞：“你这孩子怎么不常来呢?”力贞说：“您忙，怕耽误您的事。我又不在北京。”周总理说：“一家人，什么时候都可以来。”

　　“文革”中，“四人帮”把我从北京赶到三原，把女儿下放到陕北黄龙，把女婿张光下放到陕南石泉，外孙女送老家，叫我一家四分五散，我向中央组织部打电话，这样我就要回北京了，他们才叫我们集中到三原。当时对刘志丹也批判，贴大字报，我们也都有了罪了。不久，听了总理的一个讲话，说：“回忆历史，怀念延安，刘志丹和方志敏、彭湃、韦拔群一样，值得纪念，在延安值得纪念的人不知有多少，我只举刘志丹这一个例子。”从此以后，我们的处境变得好了。总理又打电话给陕西负责人，问西安还住不下一个老太太。我们才马上被接回西安。志丹的弟弟刘景范自小参加革命，因为在“文革”中顶撞康生乱斗人的错误，被定为现行反革命押到秦城监狱。我认为实在不公，给周总理写了信，说关了他，下放了他夫人，他的孩子也没人管了。周总理批后把我的信转给了毛主席，这才放了他。周总理有病后，我去北京见了邓大姐，他问我有啥事要办，我就说陕北的老干部没有反革命的事，习仲勋等都是好人。我想去看总理。邓大姐说他手术，不能去，有啥你对我说。我又去看了朱德委员长。他已是近90岁的人了，身体也不太好，他说以后慢慢都会好起来的。总理身体好了，就会把事办好的。

　　我回西安后，再没有能见他们，未料到1976年春，总理过世了，后来朱委员长也过世了，两个大好人走了，又对我是两次打击，我悲痛万分。从我的经历可以看出，周总理十分关怀烈士遗属。特别是“文革”中他到延安后，看到群众生活不如边区时代，心痛得流了泪，说他总理没当好。可见他对创建老区的同志，对老区人民的感情是多么深厚。这也就是反对“四人帮”对老干部的迫害、对老区人民的冷落。我们的胜利，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是老区人民艰苦奋斗得来的。总理始终不忘先烈，不忘老区人民，这是多伟大的情感。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是背叛，总理以他的实际行动教育了我们。我们要永远记住总理的教诲，学习他的伟大精神。

周恩来在陕西纪事/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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